回顾陈三立(1853——1937)的一生，初生时遇到太平天国之乱，临终前又遭逢日本侵华，其间几经沉浮起落，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青年时代的陈三立，是个“善感易怨”的性情中人，平日颇以才学自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1889年，中进士，任吏部考功司主事。陈三立有名士风范，多书生意气，不耐官场倾轧，到任仅两个月，即以侍亲为由，辞官而去。
1890年，陈宝箴任湖北按察使，陈三立随父前往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闻其才名，延览其为两湖书院文学教习。余暇与杨锐、汪康年、谭嗣同等人讲评时政。1895年，陈宝箴改任湖南巡抚，陈三立随侍左右，多有助力。1896年，朝廷准陈宝箴之请，于长沙设立矿务局。矿局成立之初，大小事务，皆由其子陈三立主持。以致王闿运有“江西人（陈宝箴是江西人）好听儿子话”之谑。
陈氏父子痛感人才奇缺，以为欲兴中国，非兴新学不可。决心以两湖书院为蓝本，于长沙创立时务学堂。1897年春夏间，陈三立前往上海，为筹办学堂购置仪器，物色教学人才。逗留沪上期间，与梁启超等人往来密切，最终将他请到湖南。因为这些支持维新事业的举动，他得以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等人并称为“维新四公子”。
陈三立与谭嗣同结识于两湖书院，因为志趣相投，关系一直融洽和谐。1898年春，谭嗣同来到长沙，因为赞美康有为，鼓吹激进变革，使得主张稳健变革，起用有经验重臣变法的陈三立大为不满，两人从此交恶。同年秋，变法失败，谭嗣同喋血菜市口，陈氏父子亦被罢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戊戌之后，清廷四次征召，陈三立皆推辞不就。
回到家乡的陈三立，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后代的教育中。1903年，他在南京办了“思益学堂”， 这不但是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堂，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小学堂之一。
湖北的革命党人占领武昌一个月后，南京城外也发生了武装起义。此时，陈三立一家刚刚搬进新营造的宅院居住。经过一番观望，陈三立带着全家老小避居上海。
据说，辛亥革命后，在海外留学的且早就剪掉辫子的陈寅恪曾在信中劝父亲剪去脑后的辫发，结果被他申斥了一通。1912年3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颁布《剪辫令》，要求凡未剪去辫发者，限时剪除净尽。最终，在亲人的劝说下，陈三立依依不舍地剪去了象征前朝的辫子。
对于乱糟糟的民国，陈三立没有一点好感，但他对帝制复辟也不抱期望，认为这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所以老人晚年，一心投入到诗文创作。192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当时陈三立正在杭州养病，泰戈尔专程登门拜会，两位白发诗翁的相会，一时间传为佳话。
只是当年的人和事怎么可能忘怀呢。1922年冬，故友梁启超和他在南京重逢，陈三立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两人一边痛饮，一边追怀往事，禁不住“欷歔长叹”，伤心不已。几乎同声叹息“今不可复得矣”。七年后，梁启超溘然长逝。陈三立在上海发起公祭。他的心里，一定有很多话对这位昔日朋友说吧。
对晚清文人来说，日本是一个让他们感受复杂的国家，有震惊、有仰慕、亦有愤怒、屈辱、无奈、仇恨。陈三立虽然没有踏足过日本，但他的诗文中时不时会提及这个狼子野心之国。九一八事变后，陈三立“曾彻夜绕室不眠”。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更是“每日望报至，读竟则若有深忧。”，于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老人忧心忡忡，随即卧床不起，但依旧在苦苦支撑，盼望着中国军队获得胜利。有人说中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老人痛斥:“中国人岂狗彘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宰割耶？”
8月8日正午，日寇大举开进北平城。当时，老人的好友郑孝胥已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了伪满政权，陈三立知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与之断交。北平沦陷后，日寇欲招陈三立，百般游说，陈三立始终严词拒绝。最终绝食五日，忧愤而亡！
其膝下五子，皆为人杰：长子陈衡恪，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 次子陈隆恪为著名诗人。三子陈寅恪乃中国近代最负盛名之历史学家。四子陈方恪为著名编辑、诗人。幼子陈登恪为著名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