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26日上午，曾经担任红十四军第二支队第5营政委的周方，带领着江苏南通地区公安部门以及检察院的同志们，来到了位于如皋县境内的西燕庄村。很快，西燕庄村的村支书就召集孙国民、章友道等8名村民，与周方等一行同志进行座谈。当天下午，在了解有关情况之后，在村民苏国民的指引下，周方等一行同志赶到了西燕庄村外的垛子口。
垛子口，是当地村民的叫法，其实是一块荒芜的坟地。大家走在七零八落的坟头间，胆小的人直感到后背发凉。走着走着，村民孙国民突然停下的脚步，他指了指身旁一个坟头说道：“就是这了，当年那具尸体就埋在这里！”此时，周方的心情非常沉痛，他立即组织大伙小心翼翼地将这座坟墓挖开，并开棺进行验尸。
当大伙挖开坟头之后，一口腐朽不堪的棺材首先映入眼帘。根据棺材的大体轮廓来看，这是一口当地俗称“兜底山”的大棺材。棺材上的铁钉已经锈迹斑斑，有的还脱落混杂在泥土之中。周方难掩心中的哀伤，他立即让大伙打开棺盖，并从棺材中果然发现了一具较为完整的遗骨。当时，这具遗骨呈“歪斜”的形态，左臂骨和右腿骨弯曲不直。
眼见于此，当地村民纷纷表示，这说明下葬的时候比较仓促，因为按照丧葬风俗，在入殓之时一定要将死者平直安放在棺材里。紧接着，公安部门的法医开始对遗骨进行初步检测——预估死者身高约为一米六，其左侧胸椎骨横突缺损、肩胛骨下端断裂、对应的背后骨也有破裂痕迹，具有枪弹贯通的损伤特征；同时，在死者上衣残留物中，发现五个铜质的搭扣。
在了解这些检测结果之后，周方瞬间流下了热泪，他心中悲痛地呼喊道：“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原来，周方根据死者身高、负伤致死部位，以及具有当年红军着装特点的纽子和搭扣判断，这确实是何坤军长的遗骨。此后，周方让人找来一块大方布，小心翼翼地将何坤军长的遗骨和遗物包裹起来，带回到了南通地区民政部门妥善保存。
很快，由周方撰写的《寻找何坤军长忠骸纪要》，由法医部门出具的《何坤尸骨检验鉴定意见书》，由如皋县政府发布的《关于红十四军军长何坤烈士墓的调查报告》等文件，被层层上报到了正在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的张爱萍上将手中。张爱萍上将拿着这些文件，双手不停地颤抖，看着看着就流下了悲痛的泪水，他不禁再一次回想起了当年与何坤军长的一幕幕往事。
何坤，又名何昆，1898年9月出生在湖南永兴县金龟乡牛头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何坤从小性格刚强，敢于和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的地主恶霸作斗争。何坤10岁的时候，父亲将他送到私塾读书，然而没读几年就因为家庭贫困，付不起学费而辍学回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何坤跟着父亲种地务农，直到长大成人。
1918年，20岁的何坤背井离乡，跟随父亲南下广东韶关，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客栈谋生。当时，何坤不仅要帮着父亲操持小客栈的生意，而且还要挑货叫卖，从而补贴家用。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不过在走街串巷兜售日用品的过程中，何坤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员。这让从小就有斗争精神的何坤，逐渐看清了当时黑暗社会的本质，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这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年，到了1925年，27岁的何坤来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并顺利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何坤接触到了先进思想的教育，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在这样的背景下，何坤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可是，不久之后，随着国民党方面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身份暴露的何坤被组织派到广东三水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之后，何坤不幸在广州黄沙火车站被敌人逮捕，并和许多同志一起，被秘密关押在广州明星电影院之中。当时，何坤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他趁着天黑的时候，身手敏捷地跃上房顶，然后想办法弄断了房顶木头椽子。紧接着，何坤便率领部分同志们成功逃出了虎口。此后，何坤乔装打扮成农民，一路辗转来到了湖北武汉，重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后来，何坤还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先后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冬天，根据组织的安排，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何坤，奉命来到江苏通海一带（即今江苏南通境内）发展革命武装。在此期间，何坤通过夜以继日的辛苦工作，很快使江苏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不断壮大。不久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活动于江苏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武装，被合编为红十四军，由何坤担任红十四军军长。
正是在红十四军工作期间，何坤与张爱萍结识了。那时候，红十四军下辖有两个支队，原南通、海门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第一支队，原如皋、泰兴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第二支队，何坤不仅担任红十四军军长，而且还兼任着第二支队队长一职。而张爱萍当时则担任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也就是说张爱萍是何坤的直接下级。
自从红十四军成立之后，何坤就和同志们率领部队在江苏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地，先后组织发起了多次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不仅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而且还攻克了敌人多个军事据点。在一次次激烈的战斗中，何坤与张爱萍两人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交，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逐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何坤比张爱萍大12岁，他始终把张爱萍看作自己的小兄弟和得力助手，一直关心爱护着张爱萍；而张爱萍也把何坤当作自己的老大哥，打心眼里尊敬爱戴着何坤，并且他在与何坤朝夕相伴的日子里，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不断提升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当时的何坤和张爱萍，或许根本不会想到，他们二人会有分别并且是永别的那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的红十四军，处于复杂凶险的斗争环境之中。这一方面体现在敌我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红十四军的生存方位上。红十四军活动的江苏通海、如皋、泰兴地区，到处敌人的心脏部分腹地，凶残的敌人自然把红十四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刻刻想要将红十四军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十四军自成立之后，何坤和同志们就为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而努力。当时，在通海根据地和如（皋）泰（兴）根据地之间，有一块战略要地——位于如皋磨头镇西南方向的老户庄村。这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一直都被敌人重兵把持。这样一来，红十四军根据地就好像被敌人插进了一个钉子，严重威胁着红十四军的生存和发展。
怎么办？作为红十四军军长的何坤，和同志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研究决定攻打据守老户庄的敌人，拔出这个插在两片根据地之间的钉子。1930年3月30日夜晚，何坤指挥部队发起对老户庄的进攻。这一次，由于敌人在老户庄提前修筑有大量坚固的碉堡，且这一带地形十分复杂，所以红十四军的进攻并没有成功。
不久之后，到了1930年4月16日，何坤和同志们在调整部署之后，又一次发起了对老户庄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何坤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并很快率领先头部队攻占了老户庄东边的晒谷场。晒谷场是一片开阔地带，其西边就是一条护村河，过了护村河就进入了老户庄村。当时，敌人在护村河边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每个碉堡都配置有重机枪，其交叉火力可以完全覆盖整条护村河。
也就是说，在攻占晒谷场之后，红十四军再想发起进攻，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伤亡。在这样极其严峻的形势下，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拿着明显劣于敌人的武器向敌人发起了进攻。这场战斗非常惨烈，狡猾的敌人龟缩在碉堡之中，用重机枪向冲锋的红军战士们疯狂扫射，一批又一批的红军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
此时，何坤的心中既着急又痛苦，着急的是如果再拿不下老户庄，那么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到了，红十四军肯定会腹背受敌，后果将会一发不可收拾；痛苦的是眼见平日里如同兄弟般的红军战士们，在战斗中献出了鲜活而宝贵的生命，何坤实在是心痛不已。这时候，天空中还在下着瓢泼大雨，战局越来越微妙，越来越凶险。
怎么办？躲在晒谷场边上一个稻草垛子后边，观察敌情的何坤心急如焚。在思虑片刻之后，何坤立即下令组织突击队，向敌人发起强攻。红军战士们个个杀红了眼，就连何坤也端起一把轻机枪，冲向了据守老户庄的敌人。在红军战士们凛冽的攻势面前，胆战心惊的敌人开始退缩了。
然而，就是胜利在望之际，敌人的援军赶到了，局势瞬间发生了反转。就在此时，身先士卒的何坤，在冲锋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左胸部，鲜血瞬间染红了何坤的上衣。这时候，鉴于腹背受敌，何坤拖着伤躯无奈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紧接着，何坤在战士们的保护下，向如皋县邹家岱一带撤退转移。
在撤退转移的途中，红军战士们抬着浑身是血的何坤，一路颠簸来到一座破败不堪的土地庙中稍作休整。就是在这座破败不堪的土地庙中，何坤终因失血过多而壮烈牺牲，当时年仅32岁。何坤军长牺牲的噩耗传开之后，张爱萍悲痛不已，瞬间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当张爱萍赶到那座破庙，看到何坤军长的遗体之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痛哭了起来。
这里要多说的是，有不少资料记载说，在战斗的过程中，何坤军长踩着张爱萍的肩膀上向敌人射击，结果不幸中弹。其实，这个说法具有艺术加工成分，并不是真实的。根据张爱萍后来回忆，在进攻老户庄的过程中，他和何坤军长并没有在一起战斗，当时何坤军长率领部队经陆路从东面进攻老户庄，而张爱萍则率领第二支队第二大队经水路从南面进攻老户庄。
也就是说，何坤军长根本不能踩着张爱萍的肩膀向敌人进攻，何坤军长中弹负伤之时，张爱萍并不在何坤军长的身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爱萍明确知道何坤军长的负伤部位，也就是他见到何坤军长的遗体。因为，正是有了张爱萍关于何坤军长负伤部位的描述，后来才为找到并验明何坤军长的遗骨提供了依据。当然了，这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何坤军长壮烈牺牲之后，战士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抬着他的遗体进行转移。当部队来到如皋县西燕庄村，由于凶残的敌人穷追不舍，形势万分危急，同志们只好将何坤军长的遗体交由当地农会收殓安葬。当时，出于对外保密以及保护何坤军长遗体的需要，同志们并没有向当地农会说明何坤军长遗体的真实身份。
而当地农会在匆匆掩埋何坤军长遗体之后，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辨认的标识。这一切的一切，也就为日后寻找何坤军长遗骨造成了诸多不便。俗话说，战友情，深似海！自从何坤军长牺牲之后，张爱萍无时无刻都思念着这位老战友、老大哥。后来，张爱萍曾多次托人到如皋县西燕庄村，寻访何坤军长的埋葬之地。然而，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最终均是一无所获。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新中国成立之后，张爱萍长期在华东地区担任领导职务，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虽然，此时距离何坤军长牺牲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可是张爱萍上将仍念念不忘寻找何坤军长遗骨一事。因为，在张爱萍上将的内心里，他深深地觉得何坤军长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如今迎来了和平幸福的美好生活，只有找到何坤军长的遗骨并妥善安葬，才能告慰何坤军长的在天之灵，才能让何坤军长真正入土为安。
因此，张爱萍上将又多次派人专门到江苏如皋查访，以便找到何坤军长的遗骨，可是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转眼到了1964年，距离何坤军长牺牲整整过去了三十四个年头，而张爱萍上将也因工作需要，已经调离了华东地区。不过，张爱萍上将仍然没有忘记那件令他魂牵梦绕的事情——寻找何坤军长的遗骨。
这一次，张爱萍上将亲自指示江苏省民政部门，并请当年担任红十四军第二支队第5营政委的周方同志，专程到如皋县西燕庄村寻访何坤军长遗骨。俗话说，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在江苏省上下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下，周方同志终于在如皋县西燕庄村外一片名叫“垛子口”的坟地中，寻找到了何坤军长的遗骨。
这是怎么回事呢？周方同志是如何找到何坤军长遗骨的呢？原来，周方同志来到如皋县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详细调查和走访，找到了当年参与掩埋何坤军长遗体的唯一健在的村民孙国民。在说明情况和原由之后，孙国民仔细回忆——那是一天深夜，农会干部挨家挨户敲门，让各家派人到村里的祠堂集合。
当时，由于孙国民的父亲体弱多病，所以孙国民代表父亲来到了村里祠堂。来到祠堂之后，孙国民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见祠堂中间摆放着一张凉席，而躺在凉席上的则是一具用被子从头盖到脚的尸体。正在孙国民和大多数人纳闷之际，农会干部就让人从三奶奶家（当地地主家）抬来了一口大棺材。
紧接着，农会干部又让大伙把地上的尸体连同被子，抬起来一块移放到了棺材里。后来，包括孙国民在内十几个村民，就抬着这口棺材来到村外的垛子口坟地，并将棺材埋在了挖好的墓中。干完这一切之后，农会干部还挨个提醒嘱咐，让大伙注意保密，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说出去。
当时，由于大伙根本不知道死者的身份，再加上打仗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大伙也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孙国民在回忆完掩埋何坤军长遗体的经过之后，还回想起了几个细节——当时时间仓促，掩埋那口棺材的墓地没有铺垫石灰；死者衣服上的纽扣很特别，好像是金属质的，这在当地很少见；棺材的样式是当地人称作“兜底山”的大棺材。
周方同志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内心非常激动，他立即和村支书以及村民孙国民约定，第二天带人来勘察现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在村民孙国民的指引下，周方与公安部门以及检察院的同志们，来到了如皋县西燕庄村外的“垛子口”坟地，并如愿找到了何坤军长的遗骨。
正如前文所说，在验明遗骨的身份之后，找到何坤军长遗骨的相关情况，很快被上报给了正在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的张爱萍上将。张爱萍上将接到这些报告之后，他心中既悲痛又欣喜，悲痛的是何坤军长没能看到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欣喜的是历尽艰难终于找到了何坤军长的遗骨，总算可以告慰何坤军长的在天之灵了。
当时，虽然找到了何坤军长的遗骨，可是对于何坤军长的身世，大家还是一知半解，只知道何坤军长是湖南人，也不了解何坤军长的亲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爱萍上将又指示江苏省民政部门与湖南省相关部门进行联系，并要求一定要搞清楚何坤军长的身世，看看他的亲人们是否还健在。后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何坤军长的身世才被调查清楚。
根据调查得知，何坤军长出生在湖南永兴县金龟乡牛头下村，其妻子曹已花早已经去世，夫妻二人仅有的女儿何广梅也于几年前因病去世。1966年，江苏如皋县为何坤军长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将何坤军长的骨灰安葬在如皋县烈士馆，后来又迁葬在如皋县烈士陵园。让我们向何坤军长致敬，向无数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致敬！
这里要多说的是，早在何坤军长遗骨被发现的四年前，也就是1960年，如皋县政府为了纪念红十四军成立30周年，在何坤军长战斗过的地方——老户庄修建了何坤军长纪念碑。当时，张爱萍上将亲自题写纪念碑碑文——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何坤烈士纪念碑，以沉痛缅怀当年的这位老战友、老大哥。
当年与何坤军长一同并肩战斗的刘瑞龙（曾担任通海特委书记一职），于1980年专程到老户庄谒碑，并赋诗缅怀何坤军长——奋战不顾身，忠党爱人民；勇开光明路，青史育后昆。传育垂半纪，后继欣有人；回忆建设者，循序快攀登。1991年，何坤军长花岗石全身像在迁建后的如皋县烈士陵园落成。望着何坤军长飒爽的英姿，前来祭拜的人们心潮澎湃——先烈们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弘扬、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