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江苏睢宁县大李集往北去的路上，老百姓支援解放军前线的车轮滚滚。
小推车嘎吱嘎吱的声响汇成了声势浩大的交响乐，轰鸣着涌向徐州战场。
大卡车无法向堵满小车的路上开去，靠着镇口土墙停放在了坡上。
“为什么停车？不知道任务紧急吗？赶快向前开！”
卡车上挤得满满的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急着赶到前线去开设指挥部，不由得拍着驾驶室的顶篷盖喊了起来。
“不能开！”驾驶室里传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1955年成为开国上将）的声音：“等前面的小车走了再开”。
车上边的人听说要等，就想下车。
张副司令员打开车门，把头伸出来喊：“不要下车！派一个人去买吃的东西。路一通，我们马上就……”
话没说完，突然没有了声音。
“不好！”作战处长孙公飞探头一看，大叫了一声。
原来是汽车在泥泞中顺坡下滑，蹭在墙上，车门把张副司令员的头夹伤了。旧棉帽的后边已经被血浸湿了一片，硬帽檐都轧碎了。
驾驶员一看首长受了重伤，急忙换闸要倒车，好把车门松开。
“不能倒车！”孙处长一边吼着制止驾驶员，一边和军区组织部长谢胜坤纵身跳下车，指挥着车上的人都下来向后推车。
看到张副司令员被解脱，才对惊慌失措的驾驶员说：“你要倒车，就要启动。一启动，车向前哪怕再近一点，非挤碎不可！”
昏迷过去的张副司令员在卫生部工部长的救护下，过了20多分钟才渐渐苏醒过来。
他慢慢睁开眼，看到同志们都关切地围着自己，汽车还停在那里，挣扎着要起来：“车要马上走！”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责任。
李宗仁手下的名将李品仙正带着2个师的国民党军从蚌埠北上，要赶在国共停战的“一月协定”前打通津浦路，强占徐州。
为了堵截李品仙、粉碎国民党的这一阴谋，华中军区决定让张爱萍率王必成和张震2个纵队和1个旅、1个骑兵团归陈毅司令员统一指挥，在徐州南线展开阻击作战。
前线的部队正等待着张爱萍，他心里能不着急吗？
眼见自己负伤又耽搁了时间，所以连连催促：“要赶快走！”边说边爬起身要上车去。可还没站起来，又晕厥倒了下来。
卫生部长说：“伤得这样重，不能再走了。”
“那，怎么办呢？”作战处长心如火焚，急得直挠头皮。
“听我的，走！”王部长招呼人用担架把张副司令员抬到大李集的野战医院。
到了医院后，张副司令爬不起来了。陈老总的指挥部在徐州北边，整个战役的计划都是拟定好了的，耽误不得。
“唉！”他无奈地捶了一下担架：“架设电台，我就在这里指挥！”电台从车上搬了下来，野战医院里开设了南线司令部。
“立刻和各方面沟通联络，我要马上得到战况。向陈老总和军区报告我的位置，但是，不要讲我受了伤。”
“是！”作战处长答应后，又犹豫起来：“可……”
“决不能因为我影响整个战役！”张副司令员挥了挥手，斩钉截铁地说。
华中军区部队按照电波传来的命令，在大范围的运动中与敌人开始了拼杀。
气势汹汹的李品仙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阻截和打击，恼怒地督促他的“常胜军”更加疯狂地扑上来，同时又暗暗佩服对手用兵的神妙。
可是，李品仙这位久经沙场的国军名将，无论如何也料不到与他对阵的主将身受重伤后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忍受着严重伤痛在指挥作战。
大李集野战医院里，张爱萍的思维正驰骋在整个的战场。
他静静地听着作战处长报告的每一个战况，细细地询问着敌我双方的每一个变动，默默地想着敌人可能的动向和我方要采取的对策，然后，将经过深思熟虑的对部队行动的命令口述给作战处长。
孙公飞在记录着首长的决心，首长对部队、对地理的熟谙使他叹服不已。只要一对张副司令说部队现在在哪里哪里，敌人在哪里哪里，他就都明白了。对地形、地貌、村镇、河流、道路、桥梁……都了如指掌，说得和军用地图上一样，准确无误。
其实，张爱萍在每次口述命令前，不知已经在心里核对了多少遍。
他熟知苏北，不仅是因为和日本侵略军格斗中在这里纵横过，把握天时、地利是指挥官的本色；更重要的是这里凝聚着他的爱和恨、理想和深情。
三天以后，仗打得激烈了。张爱萍不顾卫生部长和医生们的劝阻，坚持在听完战况后要爬起来自己写电报。
他忍着剧烈的疼痛，撑持起肿胀得很厉害的头，握牢手中的笔，一撇一捺写起来。
可是每写一笔，就像有无数的钢针在他脑子里乱刺。他只好停一停，再咬着牙往下写，豆粒大的汗珠扑簌簌从额头滴在电报纸上。
孙公飞这条铁铮铮的硬汉，在接过电报时，也禁不住热泪横流了。
一份又一份电报，把将军坚韧的意志变成了部队强劲的行动，把将军晶莹的汗珠化作了飞旋的枪弹。整个战场，在按照他一撇一捺地布置，顺利地向前发展。
三天，五天，七天，九天……李品仙手下两个师的部队冲不破解放军的防线，被击败后龟缩南去了。
南线的阻击成功，保障了北线的胜利，陈老总发来祝捷电报，称赞张爱萍率领部队取得了一场重要胜利。
直到此战结束时，陈老总才得知张爱萍头部受了重伤，当即派人把他送到苏联去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