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早期历史中，特别是1918年，莫斯科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份令人震惊的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这份文件声称，从5月1日起，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将不再拥有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而变成公共财产。这项措施具体规定，所有符合条件的男性，只要手持由工厂工会或地方委员会发出的《无产者家庭证明》，每周可以“享用”一名女性三次，每次三小时。尽管女性的“原配”丈夫在理论上保有对妻子的“优先权”，但如果他们拒绝遵守这一新规定，这一权利将被立刻取消。
这份公告还提到，在莫斯科附近的索科尔尼克地区，有三间大草房被用作执行这一政策的场所，被命名为“社员之爱宫”。如果某人没有无产者的证明，他们则需要每月支付100卢布才能享受服务。据组织者称，收集的资金将用于成立“人民繁育”委员会，负责发放给“社员之爱宫”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232卢布的补贴，并照顾怀孕妇女与抚养幼儿。此外，所有享受服务的人都需要上交10%的工资作为养育下一代的费用。
这种制度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这违背了妇女的意愿，甚至将其描述为合法化的强奸，而其他人则认为不能简单下结论，因为制度也提供了一定的选择权，只有双方同意才能进行。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单纯地将这种做法视为对女性权利的剥夺，或者它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的某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实验呢？
这个所谓的“共妻”制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深深根植于苏联革命后特有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新的苏维埃政府试图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其中包括家庭的概念。政府推广财产公有化的同时，也尝试在社会关系上进行类似的实验。赫瓦多夫这个名字在这场社会实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莫斯科无政府委员会的一员，他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这份荒谬的法令，试图将私有制在所有领域内完全消除，包括人与人之间最私密的关系。
这个政策虽然标榜着平等和公有的旗号，但实际上是对女性极大的不公。尽管如此，它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的一种极端思潮，即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都必须服从于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更高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激进甚至扭曲的社会政策出现。它试图通过控制人的最基本权利——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来实现政治理念中的绝对平等。
然而，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它是否真的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和平等，还是仅仅因为政府对权力的滥用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和痛苦？难道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中，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就可以被牺牲掉吗？
然而，这项被称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的政策最终被揭示为一个彻底的谎言。这个由赫瓦多夫策划的闹剧，原本只是他个人满足私欲和敛财的手段。这位布厂老板并且是莫斯科无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利用了那个动荡时期社会的混乱，把自己伪装成政府官员，实施了这一荒诞的政策。赫瓦多夫不仅借此机会聚敛了大量财富，还频繁享受“社员之爱宫”的便利，实际上是在滥用自己伪造的权力，为自己谋利。
当这个谎言最终被戳穿时，赫瓦多夫很快就被逮捕并接受了审判。审判过程中，不仅赫瓦多夫的个人行为受到了审视，同时也激起了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中性的自由与道德的广泛讨论。一方面，主审官认为这仅是资本主义残留的问题，随着共产主义的深入将自然消失，因此提议释放赫瓦多夫但没收其非法所得。另一方面，大部分审理人员认为这种行为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精神，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应予严惩。
最终，赫瓦多夫被无罪释放，这一结果引发了现场妇女的极大愤怒，她们在法庭上大闹，表达了对这种决定的不满。这次审判不仅反映了法律和道德的冲突，也暴露了政府对于性别问题和个人权利的处理上的深层问题。赫瓦多夫虽然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但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在社会上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影响。使得政府不得不对社会的色情产业进行整顿。那么，这场闹剧是否真的让我们反思到了关于权力、性别与社会正义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