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的早期曆史中，特别是1918年，莫斯科的街頭巷尾出現了一份令人震驚的告示，《俄羅斯處女和妻子公有化令》。這份檔案聲稱，從5月1日起，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将不再擁有自己身體的所有權，而變成公共财産。這項措施具體規定，所有符合條件的男性，隻要手持由工廠工會或地方委員會發出的《無産者家庭證明》，每周可以“享用”一名女性三次，每次三小時。盡管女性的“原配”丈夫在理論上保有對妻子的“優先權”，但如果他們拒絕遵守這一新規定，這一權利将被立刻取消。
這份公告還提到，在莫斯科附近的索科爾尼克地區，有三間大草房被用作執行這一政策的場所，被命名為“社員之愛宮”。如果某人沒有無産者的證明，他們則需要每月支付100盧布才能享受服務。據組織者稱，收集的資金将用于成立“人民繁育”委員會，負責發放給“社員之愛宮”的從業人員每人每月232盧布的補貼，并照顧懷孕婦女與撫養幼兒。此外，所有享受服務的人都需要上交10%的工資作為養育下一代的費用。
這種制度引起了極大的争議和批評。有人認為這違背了婦女的意願，甚至将其描述為合法化的強奸，而其他人則認為不能簡單下結論，因為制度也提供了一定的選擇權，隻有雙方同意才能進行。那麼，我們是否能夠單純地将這種做法視為對女性權利的剝奪，或者它反映了當時蘇聯社會的某種更深層次的社會實驗呢？
這個所謂的“共妻”制度并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深深根植于蘇聯革命後特有的社會政治背景之中。1917年十月革命後，新的蘇維埃政府試圖徹底打破傳統的社會結構，其中包括家庭的概念。政府推廣财産公有化的同時，也嘗試在社會關系上進行類似的實驗。赫瓦多夫這個名字在這場社會實驗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作為莫斯科無政府委員會的一員，他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了這份荒謬的法令，試圖将私有制在所有領域内完全消除，包括人與人之間最私密的關系。
這個政策雖然标榜着平等和公有的旗号，但實際上是對女性極大的不公。盡管如此，它反映了當時蘇聯社會的一種極端思潮，即所有的社會和經濟關系都必須服從于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更高目标。在這樣的背景下，不難了解為什麼會有如此激進甚至扭曲的社會政策出現。它試圖通過控制人的最基本權利——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來實作政治理念中的絕對平等。
然而，這種政策的實際效果是什麼呢？它是否真的促進了社會的公平和平等，還是僅僅因為政府對權力的濫用而導緻了社會的混亂和痛苦？難道在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過程中，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就可以被犧牲掉嗎？
然而，這項被稱為《俄羅斯處女和妻子公有化令》的政策最終被揭示為一個徹底的謊言。這個由赫瓦多夫策劃的鬧劇，原本隻是他個人滿足私欲和斂财的手段。這位布廠老闆并且是莫斯科無政府委員會的成員，利用了那個動蕩時期社會的混亂，把自己僞裝成政府官員，實施了這一荒誕的政策。赫瓦多夫不僅借此機會聚斂了大量财富，還頻繁享受“社員之愛宮”的便利，實際上是在濫用自己僞造的權力，為自己謀利。
當這個謊言最終被戳穿時，赫瓦多夫很快就被逮捕并接受了審判。審判過程中，不僅赫瓦多夫的個人行為受到了審視，同時也激起了關于共産主義理論中性的自由與道德的廣泛讨論。一方面，主審官認為這僅是資本主義殘留的問題，随着共産主義的深入将自然消失，是以提議釋放赫瓦多夫但沒收其非法所得。另一方面，大部分審理人員認為這種行為背離了共産主義的精神，對社會風氣的敗壞應予嚴懲。
最終，赫瓦多夫被無罪釋放，這一結果引發了現場婦女的極大憤怒，她們在法庭上大鬧，表達了對這種決定的不滿。這次審判不僅反映了法律和道德的沖突，也暴露了政府對于性别問題和個人權利的處理上的深層問題。赫瓦多夫雖然逃過了法律的制裁，但他的行為及其後果在社會上留下了深刻的負面影響。使得政府不得不對社會的色情産業進行整頓。那麼，這場鬧劇是否真的讓我們反思到了關于權力、性别與社會正義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