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3一1937)，咸丰三年出生在江西义宁州泰乡七都(今修水)竹塅凤竹堂，即陈家大屋。
其时太平军兴，蔓延两楚，且数度攻入义宁州，祖父陈伟琳、伯父陈树年，与父亲陈宝箴操办团练，保卫桑梓；母亲黄氏常襁负陈三立，夹杂在逃难人群中，奔走于山林隘道，以避兵祸，备极艰险。仲秋时节，祖父陈伟琳因战事劳累而逝。
同治元年(1862)，父亲陈宝箴在离“凤竹堂”约五里远的弥王峰西麓筑造四觉草堂，以为读书问道之所，并设私塾，邀请武宁名师李复(企甫)、油墩黄韵兰俩先生一同执教，陈三立与大姐(德龄)、小弟(三畏)就读于此。
同治十年(1871)，陈三立在梯云书院（祖父陈伟琳为捐资倡修者之一）圆篇，光绪七年（1881）中秀才，八年中举人，十五年（1889）中进士，授职吏部主事。
其实，陈三立的文章早已达到席珍待聘功力。早在光绪六年，郭嵩焘看到陈三立文章，就非常看好其文学风采。但陈三立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使用考场规定的文体(八股文)答题，而用自己平素所擅长的古体散文形式来写考卷。
陈三立之父陈宝箴中举后，从协父操办乡勇，保卫桑梓，到进入曾国藩府幕与席宝田合作，再到走出大山，从政为官，结交贤达，为陈三立提供的教育环境和师资非一般官家子弟所企及。
教授过陈三立学业的名师，除义宁私塾先生陈观澜、陈观礼、黄韵兰、李企甫，州学先生涂家杰(举人)、郑兰芬(举人)之外，还有其父陈宝箴，以及父挚前广东巡抚、礼部侍郎、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等。
郭嵩焘(1818一1891)，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在长沙闲居十二年，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相从甚密，父子均对郭氏广博智识和济世大略尊崇备至。
陈宝琛(1847—1935)，福建闵县人，清朝有名的谏官。20岁中进士，授翰院编修、侍讲，后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福建近代教育开拓者、实践家和奠基人。
陈宝琛为陈三立座师（主考官）,是其大贵人。陈三立四次参加乡试，前三次均未能如愿。光绪八年(1882)，第四次乡试，有幸遇到陈宝琛，中举。
光绪十一年（1885年），湘抚卞颂臣听说陈三立长于文辞，急欲招入幕府，屈驾拜访。交谈时，陈三立觉得卞大人“所言虚浮无实，于洋务尤远”，便毅然谢绝。陈三立与邹代钧同时得大臣举荐入京，两人均以变法人自励。丁酉、戊戌之间，黄遵宪、罗正钧、熊希龄、邹代钧等维新之士均是陈氏父子“名士行”中的常客。
光绪十五年（1889年），陈三立中进士，授职吏部主事。但没过多久，却辞官回湘侍父，其所为令人费解。原是厌恶吏部暮气沉沉、尸位素餐的工作环境。
陈三立受家学影响，怀经世之志，摒弃一切功名利达之念，尊崇阳明学术。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六,陈宝箴与光绪帝师翁同稣等论京畿防务，极见称赏。其后第四天，光绪皇帝召见陈宝箴，询战守方略。三月，陈宝箴赴保定就任直隶布政使。七月廿四日光绪皇帝颁旨：“湖南巡抚著陈宝箴补授，钦此。”
陈宝箴赴长沙履职，随后陈三立携家至长沙,为父赞画新政。
值甲午新败，马关订约之后，一切新政，裒然并举，三立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将“立志维新，变革图强”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协助父亲办实业，开矿务，辟利源，招人才，兴教育，变士习，建学会，办报纸，开民智，实现“营一隅为天下倡”的理想，湖南之治称天下。
广结天下之士，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为好友，风采踔发，物望所归，时称“维新四公子”，下图为谭嗣同。
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谭嗣同、杨锐、刘光第辈，或试之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励，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
光绪二十四年(1898)，慈禧拘禁了光绪，杀“戊戌六君子”于菜市口，通缉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失败。
陈三立与其父受到“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两年后，父亲离世。一连串打击，家国之痛，创巨痛深，从此袖手神州，以气节作砥砺，赖诗文以自遣。遂以父亲埋葬之地散原山(南昌西山)为号，自号：“散原老人”，以“散原精舍”为斋室之名。
陈三立以“袖手神州”表明他“不再涉及政治”，实际是表明不与晚清朝廷合作，不再做清朝的官员。但对关系到国家存亡大事则决不袖手。
如在南浔铁路修筑权利的问题上，他同赣省乡贤“既感于外侮之日亟，复惕于贪官污吏瘠公肥私，借款筑路，丧权辱国，为救亡图存计，遂首倡自行筑路，以杜觊。”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铁路总理李有棻雨夜乘船赴九江巡视铁路工程 意外溺水身亡，陈三立临危受命 由协理被大家推为总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陈三立挈家移居金陵。
清末民初，中国诗歌史上再次出现繁荣局面。诗坛林立，群星璀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主张在保持古诗词风格的前提下，变革中国诗歌的语辞和意境。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是以推翻满清王朝为主旨的革命文学团体。以陈三立为主要代表的同光体诗派，是同治光绪以来,诗不专崇盛唐者，称为“同光体”。
“同光体”内分为三个支派。其一“闽派”，以陈衍、郑孝胥、陈宝琛、林旭等为代表；其二“赣派”，以陈三立为代表；其三“浙派”，以沈曾植为代表。他们都以宋诗为师范，宗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陈师道等为师。
陈三立宗宋代江西诗派，推崇苏黄，学古而不泥古。他曾说：“吾摹乎唐，则为唐固；吾仿乎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已。”既借鉴传统又创立自已的风格。
以求新、求深、求奇的兀傲瘦硬的艺术追求和独特的审美眼光,表现出诗人刻在内心的孤独忧愤之情。其枯寂萧瑟的伤感情怀,是其生涩硬拗风格的体现。
《江行杂感》
陈三立名满海内，旗下集合了大批优秀诗人。尤其对晚辈后学的奘掖扶植，儒林中一直有口皆碑。其中最出名的有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袁思亮、李鸿章从孙李国松、咸丰八大臣之一陈孚恩之孙陈病树，三人均为陈三立入室弟子。
湖南新政被扼杀之后,陈三立以诗文自娱，以气节自励，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主动承担“前儒托命人”的神圣使命，在诗歌创作的王国里，实现人生价值。天才和颖悟，使他从一个独特的层面登上了诗歌王国的又一巅峰，成为继黄庭坚之后江西诗派又一开宗立派的大师。
以其天才的想象和超凡脱俗的锤炼语言文字能力,使其笔下诗作腾跃出新奇而极强动感的画面。
陈三立诗歌领域的成就享誉海内外。
杨声昭称：“光宣诗坛，首推陈郑，若论奥博精深，伟大结实，自以散原为最。散原平生孤芳自赏，不屑驰逐时誉，而领袖诗坛，名实并茂。”
钱钟书曾说，唐朝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叫做“陵谷山原”。“陵”有杜少陵，“谷”有黄山谷，“山”有李义山，“原”即陈散原也。
民国十三年（1924），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在杭州西湖净慈寺，特地拜晤了陈三立。
民国十九年(1930)，陈三立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为了使志书更为完善，他特别约请了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在具体编修过程中，陈三立特别强调修撰体例的问题，强调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提出“旧从其旧,新从其新”的科学编撰理念。
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三立的挚交诗友郑孝胥随溥仪投靠日本，建立伪“满州国”，陈三立痛骂郑孝胥“自图功利，背叛中华！”《散原精舍诗》重印时，将原郑作的序文删掉，割袍断义，爱僧分明。
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三立离开居住四年的庐山，往北平。
陈三立长子陈衡恪遗孀黄国巽携封雄、封猷留居北平，陈寅恪一家住清华园，两家互有照应。老人入京后，既可会友、题诗、撰文，又得弄孙之乐，生活不乏情趣。但北方战事，日渐趋急，不能不使陈三立心生憔虑。陈三立在北平姚家胡同。
民国二十五年(1936)，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足见陈三立学问名气之大，文坛地位之高。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寇得知陈三立住在北平，深知其影响和价值，费尽心机，派人游说，遭严辞拒绝。又派暗探到陈家大门口窥探，企图以此逼其就范，陈三立怒不可遏，呼佣人以扫帚驱赶。
从此，老人忧心忡忡，随即卧床不起，日益憔悴。苦苦支撑，时时“以战事为问”，期盼有转危好事出现。某日听有谓：“中国非日敌手，终将被征服”。老人愤然斥之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语，悲愤交加，拒不服药，绝食数日而终。享年85岁。
胡先啸在《诗人陈三立》文中评价“他拒绝穿戴具有奴性标志的服饰，他只忠于古老的中国优秀传统……拒绝写张作霖大帅和孙传芳将军的传记，拒收丰厚的酬金.……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家学者，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卖自己和玷污他的笔。”
陈三立在遭受变法失败、革职、丧父诸多打击后，誓不问政，成为晚清诗坛“同光体”的领袖。同时，送子弟出国留学，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教育。衡恪为近代书画篆刻大家，寅恪为现代史学大师，……孙辈中封怀为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而义宁陈氏其他后裔，秉承家风，绵延世泽，亦可谓济济一堂，续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