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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们 |“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写一个字!”

她,早年从军,进入文工团。

二三十岁时,便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有的作品入选中学教材。

在文革期间,她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愤然赌咒发誓道:“我这辈子再也不写一个字。”

但在那段荒诞岁月结束之处,她再次拿起笔,率先发出了批判现实的声音。

她的丈夫是电影工作者,两口子有个女儿,后来成为更杰出的作家。

这位女作家,就是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

女作家们 |“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写一个字!”

1、军中才女

茹志鹃生于1925年,浙江杭州人。在很小是时候,她就没了父母,被年迈的奶奶拉扯大。

幼年的她,随祖母在上海、杭州以做手工维持生活,11岁才上小学。

祖母去世后,她被孤儿院收养,继续念中学。1942年,17岁的她从初中毕业。

1943年,哥哥带着茹志鹃参加了新四军,在军区话剧团当演员。

茹志鹃演戏没有什么突出的作品,她更喜欢写作。

1943年底,茹志鹃以军中的一些素材,完成了短篇小说《生活》,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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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她被调到军区文工团创作组。

49年后,她成为体制内的专职作家。

茹志鹃没有亲临战场的经历,极少直接描写大场面的战斗,也不喜欢描绘像小兵张嘎或者李云龙那样的战地英雄。

她更关注普通人的细腻情感。

例如短篇小说《静静的产院》:

女作家们 |“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写一个字!”

谭婶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深知创业的艰难和幸福的得之不易。

所以对自己的小日子备加珍惜,心满意足,认为这样就“好了”,处处都不想再“折腾”。

这是她思想保守的一种体现——正因如此,她对年轻人“还要再好”的上进期待,总是看不惯。

茹志鹃对这类普通人,既有讽刺,又不乏同情。

若干年后回望,普通人的“不折腾”的想法,也未必没有可取之处。

她还写了话剧《不拿枪的战士》,以军中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点滴,作为素材。

该作品获得了“军区创作奖”。

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茹志鹃在文坛上,取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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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合花》的是是非非

茹志鹃最负盛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百合花》。

“1946年的中秋,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故事如此开头,点明时代背景,也是红色军旅题材作品颇为常见的手法。

但接下来,茹志鹃没有像大多数同类作品那样,描述战争的场面,讴歌冲锋在前的战士。

而是以“我”——一个女文工团员——的视角,讲述了普通人在战乱之中的悲情故事。

战斗前夕,军队向附近的老乡借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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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通讯员到了一户人家,但那家人怎么也不肯借。气得小通讯员大骂“这些老乡思想太封建”。

“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个小通讯员说错了话,于是自告奋勇带着他,再次来到那一家。

接待“我们”的,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年轻媳妇,待人非常和善。

经过“我”的一番说服,小媳妇同意把被子借给军队。“我”看到被子很新,上面绣着百合花。

原来,她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而新婚的老公,跟着解放军上了战场。

这个绣了百合花的被子,是小媳妇唯一的嫁妆。

我和小通讯员抱着被子回到军中,都很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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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战斗打响了,小通讯员上了前线。

很多战士受了伤,被抬到了后方,小媳妇也来到军中帮忙照顾,和“我”再次碰面。

混战持续到半夜,突然,担架队抬来一个奄奄一息的年轻伤员,大家上前一看,正是那个小通讯员。

据其他人说,这个半大孩子,是为了保护担架队,不幸被炸伤的。

医生到来时,小通讯员已经断气了。

此时的小媳妇,为死去的小通讯员缝好了衣服的破洞,而且,把百合花被子,铺在一个简陋的棺材底部,然后将小通讯员的遗体放在上面,用另外半截被子盖上他的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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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子是老乡的,不能给死人陪葬!”旁边的其他战士,有人这样说。

“被子是我的!”小媳妇气势汹汹地嚷道,然后扭过脸,不再理他们。

那一刻,“我”看到了小媳妇眼角的泪光,和被子上的百合花,仿佛交相映辉……

以上就是《百合花》的故事梗概。这个故事发表后,茅盾给与了高度肯定,认为茹志鹃写出了人情味,难能可贵。

但也有一些人,包括部分文艺界的领导,认为《百合花》充满儿女情长,甚至隐含着对战争本身的质疑,有思想问题,甚至是“大毒草”。

文革期间,茹志鹃和她的代表作《百合花》,都受到批判。对此,茹志鹃伤透了心,发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写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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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夕阳岁月

改革开放后,茹志鹃得到了平反,重新拿起了笔。

在她最后的二十年,又先后发表了不少佳作。

1970年代末,茹志鹃发表了《剪辑错了的故事》,用鲜活的故事,对那段刚刚过去的荒诞岁月,进行反思。

1980年代,她的女儿王安忆,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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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母女二人应聂华苓夫妇之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

这次经历,令她和王安忆都大开眼界,也对中美之间的很多差异,从亲身见闻,到颇多反思。

她们沿途录下所见所闻所想。笔下不仅有对异域风光的描绘,更多是对美国社会各种层面的体察。

回国后,母女二人将上述内容编订成集,出版成书,书名叫《母女同游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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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部分内容,在1980年代较为超前,首版时删改了不少内容。2018年,中信出版社再版此书,内容多有增补。

茹志鹃又接连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报告文学《离不开你》、 《红外曲》。

他的老公王啸平,是一位红色电影导演,1982年离休,老两口相依为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茹志鹃亲眼看到了女儿王安忆,跻身于国内顶级作家之列——1996年,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

女儿超越了自己,这令茹志鹃倍感欣慰。

1998年,茹志鹃病逝,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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