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早年從軍，進入文工團。
二三十歲時，便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有的作品入選中學教材。
在文革期間，她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對待，憤然賭咒發誓道：“我這輩子再也不寫一個字。”
但在那段荒誕歲月結束之處，她再次拿起筆，率先發出了批判現實的聲音。
她的丈夫是電影工作者，兩口子有個女兒，後來成為更傑出的作家。
這位女作家，就是王安憶的母親，茹志鵑。
1、軍中才女
茹志鵑生于1925年，浙江杭州人。在很小是時候，她就沒了父母，被年邁的奶奶拉扯大。
幼年的她，随祖母在上海、杭州以做手工維持生活，11歲才上國小。
祖母去世後，她被孤兒院收養，繼續念中學。1942年，17歲的她從國中畢業。
1943年，哥哥帶着茹志鵑參加了新四軍，在軍區話劇團當演員。
茹志鵑演戲沒有什麼突出的作品，她更喜歡寫作。
1943年底，茹志鵑以軍中的一些素材，完成了短篇小說《生活》，得到了上司的認可。
不久，她被調到軍區文工團創作組。
49年後，她成為體制内的專職作家。
茹志鵑沒有親臨戰場的經曆，極少直接描寫大場面的戰鬥，也不喜歡描繪像小兵張嘎或者李雲龍那樣的戰地英雄。
她更關注普通人的細膩情感。
例如短篇小說《靜靜的産院》：
譚嬸嬸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深知創業的艱難和幸福的得之不易。
是以對自己的小日子備加珍惜，心滿意足，認為這樣就“好了”，處處都不想再“折騰”。
這是她思想保守的一種展現——正因如此，她對年輕人“還要再好”的上進期待，總是看不慣。
茹志鵑對這類普通人，既有諷刺，又不乏同情。
若幹年後回望，普通人的“不折騰”的想法，也未必沒有可取之處。
她還寫了話劇《不拿槍的戰士》，以軍中文藝工作者的生活點滴，作為素材。
該作品獲得了“軍區創作獎”。
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茹志鵑在文壇上，取得了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2、《百合花》的是是非非
茹志鵑最負盛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說《百合花》。
“1946年的中秋，打海岸的部隊決定晚上總攻。文工團創作室的幾個同志由主攻團的團長分派到各個戰鬥連去幫助工作。”
故事如此開頭，點明時代背景，也是紅色軍旅題材作品頗為常見的手法。
但接下來，茹志鵑沒有像大多數同類作品那樣，描述戰争的場面，讴歌沖鋒在前的戰士。
而是以“我”——一個女文工團員——的視角，講述了普通人在戰亂之中的悲情故事。
戰鬥前夕，軍隊向附近的老鄉借被子。
小通訊員到了一戶人家，但那家人怎麼也不肯借。氣得小通訊員大罵“這些老鄉思想太封建”。
“我”覺得，很可能是這個小通訊員說錯了話，于是自告奮勇帶着他，再次來到那一家。
接待“我們”的，是個長得很好看的年輕媳婦，待人非常和善。
經過“我”的一番說服，小媳婦同意把被子借給軍隊。“我”看到被子很新，上面繡着百合花。
原來，她是剛過門三天的新娘子。而新婚的老公，跟着解放軍上了戰場。
這個繡了百合花的被子，是小媳婦唯一的嫁妝。
我和小通訊員抱着被子回到軍中，都很過意不去。
不久，戰鬥打響了，小通訊員上了前線。
很多戰士受了傷，被擡到了後方，小媳婦也來到軍中幫忙照顧，和“我”再次碰面。
混戰持續到半夜，突然，擔架隊擡來一個奄奄一息的年輕傷員，大家上前一看，正是那個小通訊員。
據其他人說，這個半大孩子，是為了保護擔架隊，不幸被炸傷的。
醫生到來時，小通訊員已經斷氣了。
此時的小媳婦，為死去的小通訊員縫好了衣服的破洞，而且，把百合花被子，鋪在一個簡陋的棺材底部，然後将小通訊員的遺體放在上面，用另外半截被子蓋上他的頭臉。
“這個被子是老鄉的，不能給死人陪葬！”旁邊的其他戰士，有人這樣說。
“被子是我的！”小媳婦氣勢洶洶地嚷道，然後扭過臉，不再理他們。
那一刻，“我”看到了小媳婦眼角的淚光，和被子上的百合花，仿佛交相映輝……
以上就是《百合花》的故事梗概。這個故事發表後，茅盾給與了高度肯定，認為茹志鵑寫出了人情味，難能可貴。
但也有一些人，包括部分文藝界的上司，認為《百合花》充滿兒女情長，甚至隐含着對戰争本身的質疑，有思想問題，甚至是“大毒草”。
文革期間，茹志鵑和她的代表作《百合花》，都受到批判。對此，茹志鵑傷透了心，發誓：“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寫一個字！”
3、夕陽歲月
改革開放後，茹志鵑得到了平反，重新拿起了筆。
在她最後的二十年，又先後發表了不少佳作。
1970年代末，茹志鵑發表了《剪輯錯了的故事》，用鮮活的故事，對那段剛剛過去的荒誕歲月，進行反思。
1980年代，她的女兒王安憶，也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
1985年，母女二人應聶華苓夫婦之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活動。
這次經曆，令她和王安憶都大開眼界，也對中美之間的很多差異，從親身見聞，到頗多反思。
她們沿途錄下所見所聞所想。筆下不僅有對異域風光的描繪，更多是對美國社會各種層面的體察。
回國後，母女二人将上述内容編訂成集，出版成書，書名叫《母女同遊美利堅》
書中的部分内容，在1980年代較為超前，首版時删改了不少内容。2018年，中信出版社再版此書，内容多有增補。
茹志鵑又接連發表了自傳體小說《她從那條路上來》，報告文學《離不開你》、 《紅外曲》。
他的老公王嘯平，是一位紅色電影導演，1982年離休，老兩口相依為命。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茹志鵑親眼看到了女兒王安憶，跻身于國内頂級作家之列——1996年，王安憶的代表作《長恨歌》獲得茅盾文學獎。
女兒超越了自己，這令茹志鵑倍感欣慰。
1998年，茹志鵑病逝，享年7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