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隐公十一年》之元年

感受“春秋笔法”

1、隐

《春秋》载：元年春，王正月。

这是一句让读者云里雾里的记载，只有时间，没有地点、人物、事件。《左传》解释，“元年春”是鲁隐公元年春天，“王正月”是指周历正月，鲁隐公即鲁君位。之所以只记时间，不记事件，是因为鲁惠公去世，嫡长子鲁桓公年幼，庶子鲁隐公代为摄政，鲁隐人公不是西周宗法意义上的君主，所以没有记载他即位一事。这种“隐”的笔法，体现了编者孔子对西周嫡长子继承制的维护。

《春秋》载：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左传》解释，邾仪父为邾国贵族，《春秋》不以官爵称呼他，是因为他的行动没有向周天子备案，但出于对他的尊重，又以“仪父”称呼他。这种“隐”，大概是表示对不遵礼制的封建贵族的“惩罚”，也是出于对周天子的尊重。

相对于这种半隐半现，鲁隐公元年有不少事件是隐而不记的，如臣子和诸侯的越权行为不记，外交礼节不周的行为不记，没有造成灾害的事件不记。

历史是既成事实，不可增删修改，但史书是人编写的，必然有取有舍。高品味的史书必然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在编者价值体系的主导下，对史料有所舍，这就是“隐”。从 隐公元年的内容看，《春秋》的“隐”似乎体现了孔子编史的定位：（1）史书是大事的，对家国天下影响不大的事件不记，以免耽误后人；（2）史书是主大义的，对越礼制背常伦而没有惩戒结果的史事不记，以免误导后人。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后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似乎概括了孔子编写《春秋》的初衷。

2、简

《春秋》记事，几乎只有一个“旧闻”标题，概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缺少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的记载，给人以干巴无味之感。例如郑庄公与共叔兄弟那一场斗争，左氏写成了一部精彩的短篇小说，《春秋》却只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寥寥九字。试想，千百年后，诸侯档案遭遇兵火之灾，各种史料散失，《春秋》还有几人能够读懂？还能有多大的“历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左传》，就没有《春秋》？左氏感佩孔子，为《春秋》作注，曰：非孔子，吾几不知人性之尊贵；孔子也应该感谢左氏，为《春秋》续 魂，曰：非左氏，吾几作无用功矣！

3、易

与《尚书》、《国语》比较，《春秋》、《论语》、《左传》更加明白易懂，如： 夏五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公子益师卒。 这类句子，主谓宾齐全，即使省去某些句子成分（第二句），读者也可以从文章的语言环境中理解省略的句子成分（鲁）。这是《春秋》与《左传》在语言表达上的“变易”，代表着我国古代语言表达的发展趋势。 另外，先秦晚期的知识分子注意向以《诗经》之《风》为范本的民间文学学习，形成了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为标志的判断句、祈使句、陈述句、疑问句、前置句、后置句、倒装句、省略句，形成了稳定、规范的中国古代汉语语法，这是《春秋》、《左传》在书面语上的“不易”，成为后世语言表达的典范，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曲

《春秋》载：郑伯克段于鄢。 共叔段是郑庄公的同母弟，封于京城，人称京城大叔。《春秋》为什么不以弟、叔称呼他，是因为他图谋篡夺兄长的君位，所以《春秋》直呼其名（段）；郑庄公本为“公”，高出“伯”一个等级，为何称他为“郑伯”？是因为他对图谋篡位的弟弟不但不及时教育和制止，反而暗中怂恿，等到弟弟起兵谋反、罪恶昭昭于世人之后再举兵镇压，将弟弟赶出郑国，发泄对弟弟隐忍已久的心头之恨。孔子认为，郑庄公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所以“私自”给郑庄公降爵一级。还有一个动词“克”，很精准地表现了郑庄公与共叔段兄不友、弟不恭的人伦关系。 这种笔法，寓褒贬于细节描写之中，后世称之为“曲”，这样编史，编者的思想感情便在迂回曲折、不动声色之中表现了出来，做到了尊重历史与表达情感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