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左傳》：《隐公十一年》之元年

感受“春秋筆法”

1、隐

《春秋》載：元年春，王正月。

這是一句讓讀者雲裡霧裡的記載，隻有時間，沒有地點、人物、事件。《左傳》解釋，“元年春”是魯隐公元年春天，“王正月”是指周曆正月，魯隐公即魯君位。之是以隻記時間，不記事件，是因為魯惠公去世，嫡長子魯桓公年幼，庶子魯隐公代為攝政，魯隐人公不是西周宗法意義上的君主，是以沒有記載他即位一事。這種“隐”的筆法，展現了編者孔子對西周嫡長子繼承制的維護。

《春秋》載：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傳》解釋，邾儀父為邾國貴族，《春秋》不以官爵稱呼他，是因為他的行動沒有向周天子備案，但出于對他的尊重，又以“儀父”稱呼他。這種“隐”，大概是表示對不遵禮制的封建貴族的“懲罰”，也是出于對周天子的尊重。

相對于這種半隐半現，魯隐公元年有不少事件是隐而不記的，如臣子和諸侯的越權行為不記，外交禮節不周的行為不記，沒有造成災害的事件不記。

曆史是既成事實，不可增删修改，但史書是人編寫的，必然有取有舍。高品味的史書必然是在尊重曆史的前提下，在編者價值體系的主導下，對史料有所舍，這就是“隐”。從 隐公元年的内容看，《春秋》的“隐”似乎展現了孔子編史的定位：（1）史書是大事的，對家國天下影響不大的事件不記，以免耽誤後人；（2）史書是主大義的，對越禮制背常倫而沒有懲戒結果的史事不記，以免誤導後人。北宋哲學家張載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後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似乎概括了孔子編寫《春秋》的初衷。

2、簡

《春秋》記事，幾乎隻有一個“舊聞”标題，概述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缺少對事件的起因、經過的記載，給人以幹巴無味之感。例如鄭莊公與共叔兄弟那一場鬥争，左氏寫成了一部精彩的短篇小說，《春秋》卻隻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寥寥九字。試想，千百年後，諸侯檔案遭遇兵火之災，各種史料散失，《春秋》還有幾人能夠讀懂？還能有多大的“曆史”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不是可以說，沒有《左傳》，就沒有《春秋》？左氏感佩孔子，為《春秋》作注，曰：非孔子，吾幾不知人性之尊貴；孔子也應該感謝左氏，為《春秋》續 魂，曰：非左氏，吾幾作無用功矣！

3、易

與《尚書》、《國語》比較，《春秋》、《論語》、《左傳》更加明白易懂，如： 夏五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公子益師卒。 這類句子，主謂賓齊全，即使省去某些句子成分（第二句），讀者也可以從文章的語言環境中了解省略的句子成分（魯）。這是《春秋》與《左傳》在語言表達上的“變易”，代表着我國古代語言表達的發展趨勢。 另外，先秦晚期的知識分子注意向以《詩經》之《風》為範本的民間文學學習，形成了以之、乎、者、也、矣、焉、哉為标志的判斷句、祈使句、陳述句、疑問句、前置句、後置句、倒裝句、省略句，形成了穩定、規範的中國古代漢語文法，這是《春秋》、《左傳》在書面語上的“不易”，成為後世語言表達的典範，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創新和發展，也為中華民族的統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4、曲

《春秋》載：鄭伯克段于鄢。 共叔段是鄭莊公的同母弟，封于京城，人稱京城大叔。《春秋》為什麼不以弟、叔稱呼他，是因為他圖謀篡奪兄長的君位，是以《春秋》直呼其名（段）；鄭莊公本為“公”，高出“伯”一個等級，為何稱他為“鄭伯”？是因為他對圖謀篡位的弟弟不但不及時教育和制止，反而暗中慫恿，等到弟弟起兵謀反、罪惡昭昭于世人之後再舉兵鎮壓，将弟弟趕出鄭國，發洩對弟弟隐忍已久的心頭之恨。孔子認為，鄭莊公沒有盡到兄長的責任，是以“私自”給鄭莊公降爵一級。還有一個動詞“克”，很精準地表現了鄭莊公與共叔段兄不友、弟不恭的人倫關系。 這種筆法，寓褒貶于細節描寫之中，後世稱之為“曲”，這樣編史，編者的思想感情便在迂回曲折、不動聲色之中表現了出來，做到了尊重曆史與表達情感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