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
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
1932年秋，在战斗中负伤的陈赓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来到上海养伤，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
陈赓讲述的红军英勇战斗的情形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内容更动人。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终因没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未动笔。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临时中央的博古等人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中共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无情打击”，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被排挤出核心领导层。处境艰难的毛泽东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便专门拜访了他。毛泽东非常遗憾地说：
“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向毛泽东介绍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创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非常开心。
“山大王”当然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毛泽东性格中的主导面是“虎气”：藐视强权，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于“山 ”可谓情有独钟。他的独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中国革命离不开山。鲁迅以“山大王”气概来评论这位革命家诗人的作品，确是独具慧眼。所以毛泽东听到冯雪峰的转述，发出会心的大笑。
对于“山大王”的评价，毛泽东还有过更为直接的认同。1973年5月，毛主席召见王洪文，问及王之年龄，王答已38岁。毛主席说：
“你比我强多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井冈山喝南瓜汤呢。”
王洪文立即称颂“主席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毛主席笑道：
“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一天晚上，毛泽东再次约见冯雪峰。他的兴致很高：“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接着说：
“我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我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这部书。”
毛泽东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在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冯雪峰接着透露，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道：
“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带领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表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之情。
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贺信：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离开陕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组织建立联系。冯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鲁迅的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鲁迅静静地倾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的表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中共的关系。6月9日，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鲁迅病逝后，中共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
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1940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给予高度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鲁迅，称赞“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