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雖然沒有見過毛澤東，但是對毛澤東卻非常佩服。
1931年10月，魯迅向左聯文委書記馮雪峰以及茅盾打聽中央蘇區和毛澤東的情況，極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圍剿”鬥争中的戰績，因為他們把氣焰嚣張的國民黨反動派“吓壞了”。魯迅對英勇作戰的紅軍十分欽佩。
1932年秋，在戰鬥中負傷的陳赓從鄂豫皖紅四方面軍來到上海養傷，在馮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魯迅曾在家中兩次會見陳赓。
陳赓講述的紅軍英勇戰鬥的情形以及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給魯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魯迅非常重視這次談話，以後一再提及，認為确實比《鐵流》、《毀滅》裡寫的内容更動人。他曾一度想寫一部反映蘇區紅軍戰争題材的小說，但是終因沒有實際生活經驗而未動筆。
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首府江西瑞金。臨時中央的博古等人提議，可以讓魯迅來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主持中央蘇區的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派到魯迅身邊的聯絡員馮雪峰不贊成博古的意見，認為博古不了解魯迅，低估了魯迅在白區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還是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為好。
1934年1月，因為馮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難以保證，中共中央把他調到瑞金，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
毛澤東此時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無情打擊”，被剝奪了對紅軍的上司權，被排擠出核心上司層。處境艱難的毛澤東聽說馮雪峰來到了瑞金，便專門拜訪了他。毛澤東非常遺憾地說：
“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钊、陳獨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
馮雪峰向毛澤東介紹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特别詳細地介紹了魯迅的情況。毛澤東對馮雪峰講述的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曾經說過，全中國隻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後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馮雪峰還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毛澤東在井岡山鬥争時創作的詩詞，認為他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了非常開心。
“山大王”當然隻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毛澤東性格中的主導面是“虎氣”：藐視強權，對現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澤東的詩詞中，對于“山 ”可謂情有獨鐘。他的獨創的“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中國革命離不開山。魯迅以“山大王”氣概來評論這位革命家詩人的作品，确是獨具慧眼。是以毛澤東聽到馮雪峰的轉述，發出會心的大笑。
對于“山大王”的評價，毛澤東還有過更為直接的認同。1973年5月，毛主席召見王洪文，問及王之年齡，王答已38歲。毛主席說：
“你比我強多了，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還在井岡山喝南瓜湯呢。”
王洪文立即稱頌“主席那時已經是偉大的革命領袖了”。毛主席笑道：
“不，是山大王，落草為寇，殺富濟貧。”
一天晚上，毛澤東再次約見馮雪峰。他的興緻很高：“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說地主惡霸，我們不談别的，隻談魯迅。”接着說：
“我很早就讀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讀過。阿Q是個落後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魯迅對群衆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農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評阿Q身上的弱點，滿腔熱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我們共産黨人和紅軍幹部，很多人看不到，對群衆的要求不理會，不支援。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
毛澤東還對馮雪峰說：“我也想重讀一遍，可惜當地找不到這部書。”
毛澤東又問魯迅這幾年寫了些什麼，馮雪峰扼要介紹了魯迅到達上海後所寫的文章，尤其是在幾次論争中的文章。
馮雪峰接着透露，臨時中央有人主張請魯迅到蘇區來。毛澤東問：“幹什麼？誰主張的？”馮雪峰解釋說：“不是正式主張，隻是随便說說。”
毛澤東歎息道：“這些人真是一點也不了解魯迅！”
馮雪峰還把魯迅不想離開上海，并謝絕到蘇聯去，認為在崗位上，總能打一槍兩槍的想法詳細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感慨道：
“這才是實際的魯迅！一個人遇到緊要關頭，敢于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堅決将艱巨的任務承擔下來，是符合人民願望的最可貴的品格。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多次瀕臨危亡，終于能夠維持不堕，就因為人民有這樣的品格，這點在魯迅身上集中地展現出來。”
1935年10月，毛澤東等中共上司人帶領紅軍沖破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經過萬裡長征，勝利到達陝北。魯迅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寫下了著名的《亥年殘秋偶作》一詩，其中有“竦聽荒雞偏阒寂，起看星鬥正闌幹”的句子，表現了魯迅遙望北鬥星，對遠在陝北的紅軍及毛澤東等中共上司人的無限牽挂之情。
1936年3月29日，魯迅抱病和茅盾一起為紅軍東征勝利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了賀信：
“英勇的紅軍将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鬥争，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群眾期待你們更大的勝利，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奮鬥，為你們的後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将遇到熱烈的歡迎與擁護。”
“在你們的身上，寄托着人類和中國的将來。”
魯迅從毛澤東上司的共産黨和工農紅軍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類和中國的将來”，看到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無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馮雪峰奉黨中央之命離開陝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組織建立聯系。馮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魯迅的家中，同魯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魯迅講述了紅軍長征的經過、遵義會議情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魯迅靜靜地傾聽着，馮雪峰每次提到毛澤東，提到毛澤東周圍的中共上司人，魯迅總是流露出親切信任的表情。魯迅還委托馮雪峰把自己抱病編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購買的火腿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組織寫信給魯迅，對中共上司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上司人加以攻擊，企圖挑撥魯迅與中共的關系。6月9日，已經病重的魯迅口授了一封信，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駁斥：
“你們的‘理論’确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魯迅提及毛澤東見諸文字者為數不多，這是十分難得的一次。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聯名發表了《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緻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緻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
魯迅病逝後，中共中央委托馮雪峰主持治喪工作。馮雪峰還特意把毛澤東的名字寫進了魯迅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
1937年1月，馮雪峰回延安彙報工作，毛澤東一再關切地詢問魯迅逝世前後的情況，表示了對魯迅的深切的懷念之情。
1940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新創刊的《中國文化》雜志創刊号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對魯迅給予高度評價：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多次講話中都提到了魯迅，稱贊“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