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词叫做“中国特色”，这个词是无数的革命前辈用一次次的实践所得出来的结论，它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我们一模一样，想要让国家有发展，就必须着眼于国家的现况，而不是生拉硬套别的国家的“成功经验”或者只把目光放在理论上。
在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时毛主席手里并没有很大的实际权力，党的情形在一众“教条主义”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下也不容乐观，可单凭主席一个人，定然是不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来救党救国的。
好在主席身边还有一众好同志、好朋友，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来支持主席，王稼祥就是这其中一位，他有着怎样的故事？他晚年的结局又如何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少年好学</h1>
王稼祥的本名并不是稼祥这两个字，而是嘉祥，也有人说是稼蔷，但具体是哪一个恐怕已经无从考证了。
他出生在1906年，是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1913年起，王稼祥开始了自己的启蒙课程，在厚岸村小学学习的时光里，幼年的他早早就显露出了超越常人的智慧，在一众学生里，他总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喜爱。
1922年，16岁的王稼祥在安徽南陵的乐育学校继续学习，两年后又辗转到安徽芜湖的圣雅阁中学学习，可以说他的少年时光里，学习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而这些也会在日后的生活里用他所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回报他。
王稼祥
1925年，全国各地的反帝爱国活动都搞得热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王稼祥深刻地知道这些活动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他与自己的同学们一起参与进这些爱国活动里，为救亡图存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这一年的9月，王稼祥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青团，这一年冬天，他与很多人一起踏上了去往莫斯科的路途，他们带着希望去往了有着先进马列经验的苏联，那里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对着他们敞开了怀抱。
王稼祥的英语与俄语都是十分熟练的，所以在那里的学习也十分得心应手，在苏联的五年学习时间里他成长了许多。除了这些知识与思想上的变化，王稼祥还认识了一众与他一样的青年，他们都怀揣着拯救自己祖国的任务来到这里，这其中就包括后来的王明。
在1929年的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召开了一场“十天大会”，这次会议里的一些人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他们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王稼祥和王明都是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足以见得他们的立场是在当时苏联共产国际一边的。
1930年，王稼祥回到了国内，这时的他才发现，国内的情况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如果只是机械化地照搬布尔什维克那一套或者只尊重书本的理论，势必会吃大亏，所以他的思想观念也在一点点的发生转变，变得更像一个肯从实际出发、肯用实践说话的革命者的思想。
而王稼祥与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更是让王稼祥了解了当时的国内情况。
1931的龙岗，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场战斗以我军胜利为结束，硝烟还未散去许多。
这时的王稼祥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虽然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实践与理论的差距，但这次的战斗里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差异，所以他迫切地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到实践，他与毛主席展开了颇有深度的交谈，主席对这个一身书生气的王稼祥也十分赏识，还写出了一副对联送给王稼祥。
之后的时间里，王稼祥在中央担任了很多的重要职位，而这其中又以与苏联方面的交流为主，这也让他更看清了两边的差距，也就更明白了怎样的共产主义更适合当时的中国。
可他苦于没有一个时间和机会可以对这件事作出真正有实际意义的行动，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
王明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4">遵义会议</h1>
与王稼祥一同回国的还有王明、秦邦宪一行人，在他们回国后所看的、做得与王稼祥不太一样，他们继续打着所谓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我行我素地进行着革命，丝毫不考虑我国的情况，而是一味的去考虑苏联方的意见和书本上的理论知识。
在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还夺去了中央的领导权，开始在党搞“教条主义”，一味地迎合苏联，给党规划划出了一条极具危害的左倾主义道路，后来王明返回苏联，让与他思想相同的秦邦宪接管中央，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殊不知这会给党带来多大的危机。
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秦邦宪作为中央领导，并没有当好这一把手，反而因为过度依赖顾问李德，导致我军惨败，几万人的性命转眼间便消失在这天地间。这样的结果使得各级干部与战士都发出了不满的声音，于是在军队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
秦邦宪（博古）
这次会议里参加的人很多，我党的很多重要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会议之初，秦邦宪率先作出报告。在他的说法里，这次反围剿的巨大失败与敌人的强大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领导的指挥失误丝毫不提。
接着周恩来也作出报告，同样作为领导者之一的他却正视了问题，把指挥失误作为第一问题，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同时也批评了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随后大家都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本就是秦邦宪等人的错误领导，可对于更换领导人之事，这些人又出奇得默契，无一人提及。
最后，与秦邦宪等人一样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王稼祥率先提出了更换领导，并且坚定地站在了毛主席这一边，很多人见到此情，也纷纷开始附和，最终会议结束，解除了秦邦宪等人的指挥权，增选毛主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这也为我党的发展选择了一位合适的领导人，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并且也是中共第一次独立用马列主义解决我们所存在的问题，使得我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王稼祥在这次会议里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主席也曾说过：“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毛主席还说过：“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这些都可以证明王稼祥所做出的改变和对我党的功绩，那么这位革命前辈的晚年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崩塌</h1>
虽然在遵义会议里，王稼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接下来的人生也有许多的不顺利。
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会议”上，王稼祥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这样的位置落下，连中央委员名单里都没有他的名字，可在这会议之前，王稼祥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
出现这一状况明显是不正常的，毛主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深思熟虑之后，毛主席在大会闭会前夕，为王稼祥正了名，既说出了他以前的错误，也承认了他的功绩，并且鼓励大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这次风波虽然结束，但似乎也从某些角度里预见了他的晚年生活没那么一帆风顺。
建国后，我党开始致力于发展国家，王稼祥也继续在岗位上奋斗着，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一系列职务。在外交方面，他能够时刻考虑中国的利益，同时兼顾国际问题，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王稼祥的身体并不好，这些是在战斗里落下的毛病，1933年时，王稼祥在空袭中不幸中弹，破碎的弹片击穿了他的身体，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可这时麻药却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王稼祥选择了进行没有麻药的手术。
整个手术历时八小时，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完成了手术，可从那时开始，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后来的革命生涯里，也因为这一身的伤病时常需要离开战场进行修养。
在1966开始的风波里，王稼祥也因为以前的错误成为了很多人放箭的靶子，各种声音在他的身边四处流窜，他的亲人里还有因为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而离开人世的，王稼祥虽然在经历过下放、检讨等事后重新回到了岗位，可他的心却已经被这些声音伤害了。
1974年1月25日，因为身体和心理在内的多种原因，王稼祥在北京逝世。
回顾王稼祥的一生，他走过错的路，但好在迷途知返，也好在他认识了毛主席等一干有理想、有知识的革命人，他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需要的是什么，这是难能可贵的。
王稼祥的晚年生活虽然被疾病缠身、被拎出来批判，但他仍旧有一颗想要为国家继续发光发热的心，他的人生虽然在68岁时画下了句号，可他的精神与他为中国所做出的的贡献是不会被一个符号所消散的。
即使在今天，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他故事里所传出的力量，这就是老一辈革命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