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們總能看到一個詞叫做“中國特色”，這個詞是無數的革命前輩用一次次的實踐所得出來的結論，它讓我們知道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與我們一模一樣，想要讓國家有發展，就必須着眼于國家的現況，而不是生拉硬套别的國家的“成功經驗”或者隻把目光放在理論上。
在紅軍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出現就是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那時毛主席手裡并沒有很大的實際權力，黨的情形在一衆“教條主義”上司人的錯誤指揮下也不容樂觀，可單憑主席一個人，定然是不能在那樣的情況下來救黨救國的。
好在主席身邊還有一衆好同志、好朋友，他們用自己的能力來支援主席，王稼祥就是這其中一位，他有着怎樣的故事？他晚年的結局又如何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少年好學</h1>
王稼祥的本名并不是稼祥這兩個字，而是嘉祥，也有人說是稼薔，但具體是哪一個恐怕已經無從考證了。
他出生在1906年，是安徽省泾縣桃花潭鎮厚岸村人，1913年起，王稼祥開始了自己的啟蒙課程，在厚岸村國小學習的時光裡，幼年的他早早就顯露出了超越常人的智慧，在一衆學生裡，他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師的喜愛。
1922年，16歲的王稼祥在安徽南陵的樂育學校繼續學習，兩年後又輾轉到安徽蕪湖的聖雅閣中學學習，可以說他的少年時光裡，學習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而這些也會在日後的生活裡用他所意想不到的方法來回報他。
王稼祥
1925年，全國各地的反帝愛國活動都搞得熱烈，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王稼祥深刻地知道這些活動之于國家的重要性，是以他與自己的同學們一起參與進這些愛國活動裡，為救亡圖存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這一年的9月，王稼祥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青團，這一年冬天，他與很多人一起踏上了去往莫斯科的路途，他們帶着希望去往了有着先進馬列經驗的蘇聯，那裡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對着他們敞開了懷抱。
王稼祥的英語與俄語都是十分熟練的，是以在那裡的學習也十分得心應手，在蘇聯的五年學習時間裡他成長了許多。除了這些知識與思想上的變化，王稼祥還認識了一衆與他一樣的青年，他們都懷揣着拯救自己祖國的任務來到這裡，這其中就包括後來的王明。
在1929年的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學裡召開了一場“十天大會”，這次會議裡的一些人後來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指的是他們自稱是共産國際最堅定的支援者，王稼祥和王明都是這“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足以見得他們的立場是在當時蘇聯共産國際一邊的。
1930年，王稼祥回到了國内，這時的他才發現，國内的情況與國外有很大不同，如果隻是機械化地照搬布爾什維克那一套或者隻尊重書本的理論，勢必會吃大虧，是以他的思想觀念也在一點點的發生轉變，變得更像一個肯從實際出發、肯用實踐說話的革命者的思想。
而王稼祥與毛主席的第一次見面，更是讓王稼祥了解了當時的國内情況。
1931的龍崗，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場戰鬥以我軍勝利為結束，硝煙還未散去許多。
這時的王稼祥剛剛從蘇聯回國不久，雖然之前就已經發現了實踐與理論的差距，但這次的戰鬥裡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這種差異，是以他迫切地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到實踐，他與毛主席展開了頗有深度的交談，主席對這個一身書生氣的王稼祥也十分賞識，還寫出了一副對聯送給王稼祥。
之後的時間裡，王稼祥在中央擔任了很多的重要職位，而這其中又以與蘇聯方面的交流為主，這也讓他更看清了兩邊的差距，也就更明白了怎樣的共産主義更适合當時的中國。
可他苦于沒有一個時間和機會可以對這件事作出真正有實際意義的行動，直到遵義會議的召開。
王明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4">遵義會議</h1>
與王稼祥一同回國的還有王明、秦邦憲一行人，在他們回國後所看的、做得與王稼祥不太一樣，他們繼續打着所謂的“反對立三路線”的旗号，我行我素地進行着革命，絲毫不考慮我國的情況，而是一味的去考慮蘇聯方的意見和書本上的理論知識。
在1931年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還奪去了中央的上司權，開始在黨搞“教條主義”，一味地迎合蘇聯，給黨規劃劃出了一條極具危害的左傾主義道路，後來王明傳回蘇聯，讓與他思想相同的秦邦憲接管中央，繼續沿着這條道路前進，殊不知這會給黨帶來多大的危機。
在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中，秦邦憲作為中央上司，并沒有當好這一把手，反而因為過度依賴顧問李德，導緻我軍慘敗，幾萬人的性命轉眼間便消失在這天地間。這樣的結果使得各級幹部與戰士都發出了不滿的聲音，于是在軍隊占領遵義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了。
秦邦憲（博古）
這次會議裡參加的人很多，我黨的很多重要上司人都參加了這次的會議。會議之初，秦邦憲率先作出報告。在他的說法裡，這次反圍剿的巨大失敗與敵人的強大有着必然的因果關系，而對包括自己在内的上司的指揮失誤絲毫不提。
接着周恩來也作出報告，同樣作為上司者之一的他卻正視了問題，把指揮失誤作為第一問題，深刻地檢讨了自己，同時也批評了秦邦憲與洋顧問李德。随後大家都漸漸認識到了問題的根本就是秦邦憲等人的錯誤上司，可對于更換上司人之事，這些人又出奇得默契，無一人提及。
最後，與秦邦憲等人一樣從蘇聯留學歸來的王稼祥率先提出了更換上司，并且堅定地站在了毛主席這一邊，很多人見到此情，也紛紛開始附和，最終會議結束，解除了秦邦憲等人的指揮權，增選毛主席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
這也為我黨的發展選擇了一位合适的上司人，确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确上司，并且也是中共第一次獨立用馬列主義解決我們所存在的問題，使得我黨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王稼祥在這次會議裡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主席也曾說過：“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援我的”。
毛主席還說過：“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這些都可以證明王稼祥所做出的改變和對我黨的功績，那麼這位革命前輩的晚年又是怎樣一番情景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身體與心理的雙重崩塌</h1>
雖然在遵義會議裡，王稼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他接下來的人生也有許多的不順利。
在1945年召開的“七大會議”上，王稼祥從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這樣的位置落下，連中央委員名單裡都沒有他的名字，可在這會議之前，王稼祥一直兢兢業業的工作。
出現這一狀況明顯是不正常的，毛主席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深思熟慮之後，毛主席在大會閉會前夕，為王稼祥正了名，既說出了他以前的錯誤，也承認了他的功績，并且鼓勵大家選舉他為中央委員候選人。
這次風波雖然結束，但似乎也從某些角度裡預見了他的晚年生活沒那麼一帆風順。
建國後，我黨開始緻力于發展國家，王稼祥也繼續在崗位上奮鬥着，先後擔任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代理部長、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一系列職務。在外交方面，他能夠時刻考慮中國的利益，同時兼顧國際問題，為我國外交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然而王稼祥的身體并不好，這些是在戰鬥裡落下的毛病，1933年時，王稼祥在空襲中不幸中彈，破碎的彈片擊穿了他的身體，必須馬上進行手術，可這時麻藥卻沒有了，萬般無奈之下，王稼祥選擇了進行沒有麻藥的手術。
整個手術曆時八小時，他忍受着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完成了手術，可從那時開始，他的身體就一直不好，後來的革命生涯裡，也因為這一身的傷病時常需要離開戰場進行修養。
在1966開始的風波裡，王稼祥也因為以前的錯誤成為了很多人放箭的靶子，各種聲音在他的身邊四處流竄，他的親人裡還有因為不堪忍受這樣的生活而離開人世的，王稼祥雖然在經曆過下放、檢讨等事後重新回到了崗位，可他的心卻已經被這些聲音傷害了。
1974年1月25日，因為身體和心理在内的多種原因，王稼祥在北京逝世。
回顧王稼祥的一生，他走過錯的路，但好在迷途知返，也好在他認識了毛主席等一幹有理想、有知識的革命人，他在他們的身上看到了中國革命需要的是什麼，這是難能可貴的。
王稼祥的晚年生活雖然被疾病纏身、被拎出來批判，但他仍舊有一顆想要為國家繼續發光發熱的心，他的人生雖然在68歲時畫下了句号，可他的精神與他為中國所做出的的貢獻是不會被一個符号所消散的。
即使在今天，我們依舊可以感受到他故事裡所傳出的力量，這就是老一輩革命人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