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智勇双全,终结五代轮回噩梦。他提出革新"以文制武"理念,瓦解地方武力,编织中央集权大网。
但他的雄心不止于此,还构建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新格局。制度创新独具匠心,着力权力分割制衡,相互牵制。
他从军队改革着手,一步步瓦解了地方诸侯的军事力量,巧妙地编织起一张强化中央集权的大网。宋太祖的雄心壮志并不止于此,他精心构建了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新格局。
在制度创新上,他独具匠心,注重权力的分割与制衡。
然而,实现"文人治国"宏图,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儒生人才,这正是宋太祖面临的最大挑战。
于是,科举选拔制度随之诞生,在宋代日臻完善,取士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真正的"选贤利器"。
但宋太祖的宏伟蓝图能否最终实现?新王朝的前景又将如何?
士大夫政治
为巩固统治需要，防止割据局面再现，宋太祖在改革禁军领导权后，全面收缴节度使等藩镇的吏权、兵权、财权。在推行和完成这一进程中出现了对文治人才的大量需求。
宋初人才缺乏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扫除镇的过程，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权力扩大的中央政府亟需加强人手:二是中央政府人才还面临着大量向地方输送的现实需要,因为节度使等地方旧权力主体被架空后地方形成的权力真空亟需填文臣和京朝官来填补。
因为北宋之初的军政改革不仅迫使宋太祖、太宗、真宗重视文治人才在更深层度、更广范围的选拔和任用，也从此造就了宋代政治对文官的高度依赖。
大量被遴选入政府的文官在治国理政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能力与热情，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逐渐增强，也产生了更多的诉求。
宋代皇帝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在保持其最高决策权的情况下，为国家长治久安也愿意牺牲一部分君权来促成文治政府的合理化运作。
这一点在宋仁宗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内廷请谒，未免于付外;然崇奖直臣，妙选台谏，一言可取，断在必行。”"通过宋代前中期这一推行文治复杂而持续的进程,循序渐进地形成了士大夫政治,使得士大夫能够和皇帝共治天下。
增强皇权约束
至1276年被元军俘虏的宋恭帝，两宋三百余年，共十六帝，未出现一位暴君，这与皇帝的自省，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约束有着极大的关系。
后周时期宰相范质、王溥等与宋太祖地位相当，宋太祖黄袍加身后，递变为君臣,对他们而言这种身份、地位的转变其心理上的适应本身就需要缓冲的过程。
另一方面宋太祖削弱武将权力，在政治上也需要这些前朝文臣的同盟者的支持因此宋太祖对他们礼遇有加，仍然赋予他们重要权力。
南宋的许多史著中都流传着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约一事，如《三朝北盟会编》称建炎元年(1127年)武义大夫曹勋受徽宗半臂绢书，自金国逃归后，传徽宗语于高宗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
《宋史·曹勋传》、《挥麈后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避暑漫抄》对此事都有相似记载。"从一定意义上说，宋太祖时期对于文臣的尊重和礼遇也可以称作米代士大大政治的雏形了。
因此，虽然宋太祖即位之初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塑造一种“天命在我的形象，后世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极力渲染了宋人祖降生时的祥瑞之兆，但是由于五代乱世历史对宋人的影响，及受政治现实影响，宋代皇权观念自上而下已有所降低。
士大夫治天下
皇权受到限制，士大大权责则必获得增强。具体而言，在士大夫政治架构下君主、宰执、台谏官，构成了代中央政府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
其中台谏官与宰相同为士大夫，本为限制相权、规约皇帝，后由于多数情况下，宰相事实上取得了台谏官的任免权，而往往成为相权制约权的重要工具。因而程颐曾感叹“天下治乱系宰相”。
宋代先后以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等事、同知枢密院事为执政，合称宰执。
士大夫在宋代政治地位提高，首先体现在作为士大夫群体领袖的宰相，在宋代权力有所扩大。
科考制完善
在政治上极度依赖士大夫阶层后，亟需建立士大夫的批量化生成机制。
“朕孜孜访问，只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冲任使也”、“庶使岩野无遗逸，而朝廷多君子尔。”作为较为科学和公正的选官机制，科举在宋代也因此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
所谓“天下之治乱，由于人才之盛衰;人材之盛衰，由乎科举之当否”“宋代君主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他们需要的才能之士。
正如宋太宗所言，“朕欲博求俊才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为适应广泛、公正选拔可用之才的需要，对科举制的改革就势在必行。
制度的公正
在扩大科举取士规模的同时，宋代更重视对科举选拔过程的制度化建设，尤其实施严密措施严防徇私舞弊，且注重对寒门子弟的选拔，“力求最广泛、最公正地将可用之才廷揽至政府。这是宋代科举制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宋太宗十分注重人才选拔的公正、合理。他对宰相说:“近年籍满万余人，得无滥进者乎?”
宰执正途化
唐代门阀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科举出身的官员虽然被认为是正途，但常受到门阀官员排挤，难至高位。整个唐代，出身科举而位至宰相者，寥寥无几。
宋代则对科举入仕者恩宠倍加，重用科举出身的正途官员，使科举成为最荣耀的入仕途径。一是直接授官。凡经殿试合格者，即予投官。
如太宗时，在讲武殿复试权知贡举程羽所奏合格进士，得铜山苏易简以下百一十九人，又得诸科五百三十三人，并分第甲乙，进士第一等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诸科授初等职事及判、司、薄、尉。"二是易至高位。
自太宗朝起公卿渐为进士高第者所垄断。仕至宰执者，除太祖、太宗两朝有前朝旧臣及开国元老外，非科举出身的仅陈执中、狄青等数人。
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在一二十年“治经阅史”的熏陶下，又经过解试、省试、殿试的严格筛选，不仅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操行和才干也大都高其他入仕人群筹。
官学庞大
科举取士制度迅速发展后，官办的国子监"、太学及州县学也逐渐兴盛起来。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很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
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推行新政、大力兴学，采用胡瑗的“苏湖教法”创办太学，招收内舍生200人。
神宗时，太学扩建，学生名额达 2400人，徽宗时，进一步扩大太学规模，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招生总规模达 3800人，此为大学极盛期。
宋代太学不仅学制较为完整和科学，还扩大了招生范围。“工商杂类”子弟表现优秀者也可以进入官学。
如徽宗时江西余干县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的吴任钧，补入饶州中学后又升入太学，官至提举江西常平。
朝廷对太学生的待遇也很优厚。庆历年间，内舍生出太学提供饮食。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也由太学给食。
北宋中期以后州县学也逐渐兴盛起来。徽宗崇宁二年(1103)，蔡京奏请天下州县皆置学，并规范教育升进制度:县学考生升州学，州学考生太学，依次进阶。
州学不但能获得政府赐予的五至十顷学田，还被赐予九经等大量书籍，教职人员也由政府供养。
结论
宋代广泛设立地方官学不仅为科举制度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人才，同时也起到了教化社会的作用，正如范成大所言，兴办学校可以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虽亩亩之贱，山林之幽， 亦为仁义之所渐摩，礼乐之所陶染，咸入于善，置兔而敦苇而忍残。
被教化的人民也不易产生“暴乱之心”，有利于政府的统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