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智勇雙全,終結五代輪回噩夢。他提出革新"以文制武"理念,瓦解地方武力,編織中央集權大網。
但他的雄心不止于此,還建構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新格局。制度創新獨具匠心,着力權力分割制衡,互相牽制。
他從軍隊改革着手,一步步瓦解了地方諸侯的軍事力量,巧妙地編織起一張強化中央集權的大網。宋太祖的雄心壯志并不止于此,他精心建構了一個皇帝與士大夫共同治理國家的新格局。
在制度創新上,他獨具匠心,注重權力的分割與制衡。
然而,實作"文人治國"宏圖,關鍵在于培養一批儒生人才,這正是宋太祖面臨的最大挑戰。
于是,科舉選拔制度随之誕生,在宋代日臻完善,取士規模不斷擴大,成為真正的"選賢利器"。
但宋太祖的宏偉藍圖能否最終實作?新王朝的前景又将如何?
士大夫政治
為鞏固統治需要，防止割據局面再現，宋太祖在改革禁軍上司權後，全面收繳節度使等藩鎮的吏權、兵權、财權。在推行和完成這一程序中出現了對文治人才的大量需求。
宋初人才缺乏還有兩個原因:一是掃除鎮的過程，也是強化中央集權的過程，權力擴大的中央政府亟需加強人手:二是中央政府人才還面臨着大量向地方輸送的現實需要,因為節度使等地方舊權力主體被架空後地方形成的權力真空亟需填文臣和京朝官來填補。
因為北宋之初的軍政改革不僅迫使宋太祖、太宗、真宗重視文治人才在更深層度、更廣範圍的選拔和任用，也從此造就了宋代政治對文官的高度依賴。
大量被遴選入政府的文官在治國理政方面表現出了相當的能力與熱情，在整個政治體系中的作用和影響力逐漸增強，也産生了更多的訴求。
宋代皇帝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在保持其最高決策權的情況下，為國家長治久安也願意犧牲一部分君權來促成文治政府的合理化運作。
這一點在宋仁宗身上展現尤為明顯:“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内廷請谒，未免于付外;然崇獎直臣，妙選台谏，一言可取，斷在必行。”"通過宋代前中期這一推行文治複雜而持續的程序,循序漸進地形成了士大夫政治,使得士大夫能夠和皇帝共治天下。
增強皇權限制
至1276年被元軍俘虜的宋恭帝，兩宋三百餘年，共十六帝，未出現一位暴君，這與皇帝的自省，士大夫政治對皇權的限制有着極大的關系。
後周時期宰相範質、王溥等與宋太祖地位相當，宋太祖黃袍加身後，遞變為君臣,對他們而言這種身份、地位的轉變其心理上的适應本身就需要緩沖的過程。
另一方面宋太祖削弱武将權力，在政治上也需要這些前朝文臣的同盟者的支援是以宋太祖對他們禮遇有加，仍然賦予他們重要權力。
南宋的許多史著中都流傳着太祖有“不殺士大夫”的誓約一事，如《三朝北盟會編》稱建炎元年(1127年)武義大夫曹勳受徽宗半臂絹書，自金國逃歸後，傳徽宗語于高宗曰:“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言有違者不祥。”
《宋史·曹勳傳》、《揮麈後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避暑漫抄》對此事都有相似記載。"從一定意義上說，宋太祖時期對于文臣的尊重和禮遇也可以稱作米代士大大政治的雛形了。
是以，雖然宋太祖即位之初希望通過一系列的行為，塑造一種“天命在我的形象，後世李焘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也極力渲染了宋人祖降生時的祥瑞之兆，但是由于五代亂世曆史對宋人的影響，及受政治現實影響，宋代皇權觀念自上而下已有所降低。
士大夫治天下
皇權受到限制，士大大權責則必獲得增強。具體而言，在士大夫政治架構下君主、宰執、台谏官，構成了代中央政府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構。"
其中台谏官與宰相同為士大夫，本為限制相權、規約皇帝，後由于多數情況下，宰相事實上取得了台谏官的任免權，而往往成為相權制約權的重要工具。因而程頤曾感歎“天下治亂系宰相”。
宋代先後以同平章事，尚書左右仆射，左右丞相為宰相;以參知政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樞密使、樞密副使、知樞密院等事、同知樞密院事為執政，合稱宰執。
士大夫在宋代政治地位提高，首先展現在作為士大夫群體領袖的宰相，在宋代權力有所擴大。
科考制完善
在政治上極度依賴士大夫階層後，亟需建立士大夫的批量化生成機制。
“朕孜孜通路，隻要求人，庶得良才，以沖任使也”、“庶使岩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作為較為科學和公正的選官機制，科舉在宋代也是以迎來了黃金發展時期。
所謂“天下之治亂，由于人才之盛衰;人材之盛衰，由乎科舉之當否”“宋代君主希望能夠通過科舉考試，得到他們需要的才能之士。
正如宋太宗所言，“朕欲博求俊才于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緻治之具。”“為适應廣泛、公正選拔可用之才的需要，對科舉制的改革就勢在必行。
制度的公正
在擴大科舉取士規模的同時，宋代更重視對科舉選拔過程的制度化建設，尤其實施嚴密措施嚴防徇私舞弊，且注重對寒門子弟的選拔，“力求最廣泛、最公正地将可用之才廷攬至政府。這是宋代科舉制度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
宋太宗十分注重人才選拔的公正、合理。他對宰相說:“近年籍滿萬餘人，得無濫進者乎?”
宰執正途化
唐代門閥仍然具有強大的政治勢力，科舉出身的官員雖然被認為是正途，但常受到門閥官員排擠，難至高位。整個唐代，出身科舉而位至宰相者，寥寥無幾。
宋代則對科舉入仕者恩寵倍加，重用科舉出身的正途官員，使科舉成為最榮耀的入仕途徑。一是直接授官。凡經殿試合格者，即予投官。
如太宗時，在講武殿複試權知貢舉程羽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三人，并分第甲乙，進士第一等授将作監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評事、知令、錄事:諸科授初等職事及判、司、薄、尉。"二是易至高位。
自太宗朝起公卿漸為進士高第者所壟斷。仕至宰執者，除太祖、太宗兩朝有前朝舊臣及開國元老外，非科舉出身的僅陳執中、狄青等數人。
而科舉出身的官員，在一二十年“治經閱史”的熏陶下，又經過解試、省試、殿試的嚴格篩選，不僅具有較好的文化修養，操行和才幹也大都高其他入仕人群籌。
官學龐大
科舉取士制度迅速發展後，官辦的國子監"、太學及州縣學也逐漸興盛起來。宋初僅設國子監，學生很少，且隻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
仁宗慶曆年間範仲淹推行新政、大力興學，采用胡瑗的“蘇湖教法”創辦太學，招收内舍生200人。
神宗時，太學擴建，學生名額達 2400人，徽宗時，進一步擴大太學規模，興建辟雍作為外學，太學招生總規模達 3800人，此為大學極盛期。
宋代太學不僅學制較為完整和科學，還擴大了招生範圍。“工商雜類”子弟表現優秀者也可以進入官學。
如徽宗時江西餘幹縣出身于小手工業者家庭的吳任鈞，補入饒州中學後又升入太學，官至提舉江西常平。
朝廷對太學生的待遇也很優厚。慶曆年間，内舍生出太學提供飲食。神宗熙甯五年(1072)起，外舍生也由太學給食。
北宋中期以後州縣學也逐漸興盛起來。徽宗崇甯二年(1103)，蔡京奏請天下州縣皆置學，并規範教育升進制度:縣學考生升州學，州學考生太學，依次進階。
州學不但能獲得政府賜予的五至十頃學田，還被賜予九經等大量書籍，教職人員也由政府供養。
結論
宋代廣泛設立地方官學不僅為科舉制度源源不斷地輸送了人才，同時也起到了教化社會的作用，正如範成大所言，興辦學校可以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畝畝之賤，山林之幽， 亦為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鹹入于善，置兔而敦葦而忍殘。
被教化的人民也不易産生“暴亂之心”，有利于政府的統治。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