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并非所有在革命时期的老革命家都在授衔的名单中。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因为在建国后，很多人已经脱离了军事指挥岗位，投身到其他领域建设中，比如邓公等人。
当然这些人即使没有参加授衔，但在行政级别上也是与相对应的军衔看齐，比如邓公行政级别对应的就是元帅，而谭振林等人也是大将级别。
不过有一个人却是例外，那就是曾经担任红八军军长和红九军团政委的何长工，按理说从红军时期的资历上看，保底也是大将待遇的他。却在当时担任部门副部长，对应的则是我军中将级别。
那么，为什么何长工会从革命时期的大将级别，降到中将呢？
何长工老革命先辈
-主席改名，革命先锋
即使是很多了解我军战史的人，对于何长工依然没有什么印象，但在红军时期他可是一个起到中流砥柱的人物。
何长工原名叫何坤，1900年出生于湖南华容，早年在读中学的时候受到老师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而毅然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因为成绩优异而得到推荐，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并结下了深刻的友谊，这其中就包括了他的革命领路人，同样身在法国的周总理。
在《在建军大业》中扮演何长工的李某
1922年，学成归国的他开始正式进入我军，为革命工作，前后几年也通过在洞庭湖办学积累和吸收了大量的革命群众。
1927年，在老蒋搞事，大革命失败后，身在湖南的他在多方联络后参加了领导的秋收起义。这里有一个感人的插曲，当时还叫何坤的他因为被湖南军阀通缉，因此不得已隐姓埋名，在找到队伍之后，主席就索性给他给了名，那时候正好是农会运动发展时期，于是主席就给他改了“长工”这个乡土和时代意义很契合的名字。
而改名的他，也是和长工一样勤勤恳恳为革命付出，在进入井冈山后，他先是在军中担任红4军28团代表，以及第5纵队政委，并设计了我军第一面军旗。
我红军第一面军旗
1928年，在革命斗争最为艰难的时候，为了找到更多在南昌和湖南各地起义之后走散的革命队伍，主席找到何长工，让其负责去联络朱总司令和陈老总的部队，在经过乔装躲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之后，在赣粤边境与陈老总等人三次会面，并将主席的亲笔信亲手交给了朱老总，促成了伟大的井冈山会师。
可以说，当时冒死冲过封锁线的何长工在这个过程中居功至伟。
在红军成立之后，何长工先后担任了红八军军长，还有红九军团政委（军团长罗炳辉），此时的何长工也到达的军事指挥生涯的顶点。
红军会师金刚山，何长工功不可没
当时的他职务有多大呢？
1932年改编的红一方面军的一共有2个军团和8个军，他是8个军长之一，当时军长中有邓萍、李明瑞这样的名将。
到了长征前后，一方面军改编为6个军团（红1、3、5、8、9和10），何长工作为的红九军团政委，9军团下面也有李涛、郭天民、周子昆这样的名将，在长征时期的9军因为一直担任先锋作战角色，因此也被称为“红军的骑兵”。
到了抗战开始后，何长工因为工作需求，并没有加入到的前线作战的3大师队伍中，主席因为其教育能力强，加之留学的背景，将其留在抗大留教，继续为我军输送革命干部。
在校期间第五大队大队长和副校长等职，在很多时候作为校长的林总事务繁忙，很多时候抗大的具体事物的还是以何长工为主导，因此别看职务是副的，但很多时候都是何长工在具体执行，虽不显赫但也不可小视，而且有老资历的何长工在抗大压阵，一些高级将领们来抗大学习，也不至于存在心理落差甚至逆反心态。
抗战时期的何长工
在岗期间兢兢业业的何长工，还得到了主席的多次表扬。
解放战争开始后，因为前线干部空缺，且缺少一个能和苏联老大哥一沟通的人，将东北日伪财产进行分交接，于是李富春直接想到了担任副校长的何长工。
1946年初，何长工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任军工部长，主要负责东北根据地的军工生产，刚一上任他就面临一个艰巨大的任务，那就是将日寇遗留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的大批武器，从苏军的手里接收过来。而当时的苏军早已将其装上车皮，随时要拿回国去回炉炼钢。
对于苏军来说，这是一批可有可无的废铁，日军的武器他们压根看不上，但对于当时缺少武器弹药的我军来说是亟需的。
苏军缴获的关东军武器
当时为把这批武器搞到手，前期负责沟通的李富春、萧劲光等人也和苏军军管会的负责人科夫顿进行了多轮谈判和工作，一开始我军礼貌以及请求并不被苏军代表所理解，反而助长了其谈判强硬的气焰。
在这关键时刻何长工以硬对硬，说:
“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给你们长官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援助精神。”
科夫顿没想到我军代表居然这么强硬，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随后何长工趁热打铁，投其所好，搞来一些白酒和东北的特产，在友好沟通几轮后，苏军决定将这批武器交给我方。
苏军驻沈阳代表科夫顿和国军将彭璧生
接收武器是一部分，建设军工则是更难。
在接手兵工厂之后，何长工立即对军工资源进行了整合，进行了统一安排生产，在经过了数个月的磨合之后，东北我军的军工的生产能力、效率、质量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远超国军同期顺准。在为前线东野将士提供弹药的同时，还额外匀出支援华北和华东战区，而这一点上的何长工功不可没。
在建国后，我军在抗美援朝作战中也见识到了在空军方面仍需加强，因此的以何长工等人为首也认为我军要重点发展航天工业，在其随后的履历中也相继担任了重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继续为我军的航天工业做贡献……
在《奠基者》中的重工业副部长何长工（剧照）
高开低走，副部待遇
在建国后对于有贡献的老革命一辈，我军无论是在军队和行政系统在等级上进行评定，通过9等21级来给这些革命功勋们进行级别划分。
比如第1和2级，分别是主席、周公和朱老总，第3级则是军衔元帅以及副国级的，比如林总和邓公等人，第4级大将级别对应部分副国级，比如李主席和华南马等。第5级是上将级别对应部分地区省部级，副兵团级和副军区级对应副部级的对应5级
而当时作为重工业副部长的何长工正好对应5-6级之间，在军中对应的大概率是中将。
解放后的何长工老先生
那为何何长工只能被授予“中将”级别的待遇。
要知道，红8军军长和红9军团政委的资历可不低。
平行来看，能当上军团长级别将领在红一方面都有谁？
一军团的林总和聂老总，三军团的彭总，都是元帅级别的。如滕代远、杨主席都是大将级别的，而已经牺牲的董振堂和罗炳辉也是入选36军事家，妥妥大将级。抛开一方面军，二军团和贺老总和四军团的徐帅是元帅级，萧克本来也有资历当大将，但为了平衡主动担任上将。因此对于红军时期的军团主官们来的评定来说，肯定是大将往上。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红军时期与何长工职务差不多
而何长工之所以反差这么大，雨田君则认为主要还在于何长工自己身上。
在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针对于后面老蒋的围追堵截，双方针对突围的看法都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张上校想要南下建设根据地，继续带在川陕舒适圈内，而主席等一方面军指战员们则更希望背上陕甘宁，重新建立根据地（历史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
但在激烈的讨论后，张上校依然自作主张带着四方面军南下，并且还派人到红九军团（当时已经改编成32军）里面不断蛊惑9军团的将士们，说一方面军将其当成炮灰。而因为在长征过程中，9军团一直被当成奇兵使用，因此损失也较多，导致部分指战员开小差，觉得我军对其的使用和第一和三军团是区别对待，全军团在会师后一直弥漫着消极的态度，很多意志不坚定的指战员将何长工和罗炳辉等人裹挟到了张上校的阵营之中。
张上校想要带人南下
这在当时对于我军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因为一直以来何长工都是我军最坚定的革命者，但被下面人胁迫一起跟着张上校走，确实在军队的指挥能力上不如林总和彭总等人。
但好在在南下失败后，何长工和罗炳辉在作战中顺利带队返回陕北和主席他们会师，虽然这里面很多时候是何长工被迫无奈之举，但在这次分兵中他的处理确实值得商榷，也因此给我军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都说将是打出来，一点不假，很多如粟裕等战将也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期，依靠作战胜利不断积累前行。不过在抗战开始后，何长工便一直带在后方进行教育工作，虽然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但在后方的他机会确实不算多。
在抗大的日子中，虽然也一直兢兢业业进行教学工作，事实也证明留过学的他对于教育得心应手。不过当时抗大主要是后方单位，虽然一直往前线输送干部，但还是很难和一线作战的我军的三大师相比，特别是在1938年我军相继在晋察冀、冀中和山东等地的根据地迅速发展，也让我军很多部队主官能力和职位又更上一个台阶。
抗战时期，与何长工以前平级的聂老总早已是一级军区司令员
比如老搭档罗炳辉成为新4军的军长，原9军团参谋长郭天民的也成为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也升任后勤建设部部长等职位。
从这个时候开始，身在后方的何长工也在工作职务上和这些人慢慢拉下差距。
解放战争开始后，致力于后勤军工建设的他担任了军工部部长，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和军队出现了断层，开始转变到职能部门建设上来了，这也是他未能授衔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当时林总和何长工同为军团长级别，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工作性质以及前期的一些原因，两人在东北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晚年主持工作的何长工
当然，对于何长工这样一位致力于投身革命的老同志来说，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能发光发热，无论是离开一线作战部队后，在抗大还是东北，都奉献出自己。虽然看似“该开低走”的结局，但丝毫不能磨灭其对革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