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的大授銜中，并非所有在革命時期的老革命家都在授銜的名單中。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因為在建國後，很多人已經脫離了軍事指揮崗位，投身到其他領域建設中，比如鄧公等人。
當然這些人即使沒有參加授銜，但在行政級别上也是與相對應的軍銜看齊，比如鄧公行政級别對應的就是元帥，而譚振林等人也是大将級别。
不過有一個人卻是例外，那就是曾經擔任紅八軍軍長和紅九軍團政委的何長工，按理說從紅軍時期的資曆上看，保底也是大将待遇的他。卻在當時擔任部門副部長，對應的則是我軍中将級别。
那麼，為什麼何長工會從革命時期的大将級别，降到中将呢？
何長工老革命先輩
-主席改名，革命先鋒
即使是很多了解我軍戰史的人，對于何長工依然沒有什麼印象，但在紅軍時期他可是一個起到中流砥柱的人物。
何長工原名叫何坤，1900年出生于湖南華容，早年在讀中學的時候受到老師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而毅然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因為成績優異而得到推薦，遠渡重洋赴法國勤工儉學，在這裡他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戰友并結下了深刻的友誼，這其中就包括了他的革命領路人，同樣身在法國的周總理。
在《在建軍大業》中扮演何長工的李某
1922年，學成歸國的他開始正式進入我軍，為革命工作，前後幾年也通過在洞庭湖辦學積累和吸收了大量的革命群衆。
1927年，在老蔣搞事，大革命失敗後，身在湖南的他在多方聯絡後參加了上司的秋收起義。這裡有一個感人的插曲，當時還叫何坤的他因為被湖南軍閥通緝，是以不得已隐姓埋名，在找到隊伍之後，主席就索性給他給了名，那時候正好是農會運動發展時期，于是主席就給他改了“長工”這個鄉土和時代意義很契合的名字。
而改名的他，也是和長工一樣勤勤懇懇為革命付出，在進入井岡山後，他先是在軍中擔任紅4軍28團代表，以及第5縱隊政委，并設計了我軍第一面軍旗。
我紅軍第一面軍旗
1928年，在革命鬥争最為艱難的時候，為了找到更多在南昌和湖南各地起義之後走散的革命隊伍，主席找到何長工，讓其負責去聯絡朱總司令和陳老總的部隊，在經過喬裝躲過敵人的重重關卡之後，在贛粵邊境與陳老總等人三次會面，并将主席的親筆信親手交給了朱老總，促成了偉大的井岡山會師。
可以說，當時冒死沖過封鎖線的何長工在這個過程中居功至偉。
在紅軍成立之後，何長工先後擔任了紅八軍軍長，還有紅九軍團政委（軍團長羅炳輝），此時的何長工也到達的軍事指揮生涯的頂點。
紅軍會師金剛山，何長工功不可沒
當時的他職務有多大呢？
1932年改編的紅一方面軍的一共有2個軍團和8個軍，他是8個軍長之一，當時軍長中有鄧萍、李明瑞這樣的名将。
到了長征前後，一方面軍改編為6個軍團（紅1、3、5、8、9和10），何長工作為的紅九軍團政委，9軍團下面也有李濤、郭天民、周子昆這樣的名将，在長征時期的9軍因為一直擔任先鋒作戰角色，是以也被稱為“紅軍的騎兵”。
到了抗戰開始後，何長工因為工作需求，并沒有加入到的前線作戰的3大師隊伍中，主席因為其教育能力強，加之留學的背景，将其留在抗大留教，繼續為我軍輸送革命幹部。
在校期間第五大隊大隊長和副校長等職，在很多時候作為校長的林總事務繁忙，很多時候抗大的具體事物的還是以何長工為主導，是以别看職務是副的，但很多時候都是何長工在具體執行，雖不顯赫但也不可小視，而且有老資曆的何長工在抗大壓陣，一些進階将領們來抗大學習，也不至于存在心理落差甚至逆反心态。
抗戰時期的何長工
在崗期間兢兢業業的何長工，還得到了主席的多次表揚。
解放戰争開始後，因為前線幹部空缺，且缺少一個能和蘇聯老大哥一溝通的人，将東北日僞财産進行分交接，于是李富春直接想到了擔任副校長的何長工。
1946年初，何長工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任軍工部長，主要負責東北根據地的軍工生産，剛一上任他就面臨一個艱巨大的任務，那就是将日寇遺留在中蘇邊境的滿洲裡的大批武器，從蘇軍的手裡接收過來。而當時的蘇軍早已将其裝上車皮，随時要拿回國去回爐煉鋼。
對于蘇軍來說，這是一批可有可無的廢鐵，日軍的武器他們壓根看不上，但對于當時缺少武器彈藥的我軍來說是亟需的。
蘇軍繳獲的關東軍武器
當時為把這批武器搞到手，前期負責溝通的李富春、蕭勁光等人也和蘇軍軍管會的負責人科夫頓進行了多輪談判和工作，一開始我軍禮貌以及請求并不被蘇軍代表所了解，反而助長了其談判強硬的氣焰。
在這關鍵時刻何長工以硬對硬，說:
“關東軍這批武器是中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你為什麼不給我們?你們不能拉走。我們用廢鋼鐵對換，一噸換一噸。你如果不答應，我隻好來搶，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蘇軍開槍，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給你們長官打電話，告你的狀，告你沒有援助精神。”
科夫頓沒想到我軍代表居然這麼強硬，态度一下子軟了下來。随後何長工趁熱打鐵，投其所好，搞來一些白酒和東北的特産，在友好溝通幾輪後，蘇軍決定将這批武器交給我方。
蘇軍駐沈陽代表科夫頓和國軍将彭璧生
接收武器是一部分，建設軍工則是更難。
在接手兵工廠之後，何長工立即對軍工資源進行了整合，進行了統一安排生産，在經過了數個月的磨合之後，東北我軍的軍工的生産能力、效率、品質都實作了質的飛躍，遠超國軍同期順準。在為前線東野将士提供彈藥的同時，還額外勻出支援華北和華東戰區，而這一點上的何長工功不可沒。
在建國後，我軍在抗美援朝作戰中也見識到了在空軍方面仍需加強，是以的以何長工等人為首也認為我軍要重點發展航天工業，在其随後的履曆中也相繼擔任了重工業部副部長兼航空工業局局長，繼續為我軍的航天工業做貢獻……
在《奠基者》中的重工業副部長何長工（劇照）
高開低走，副部待遇
在建國後對于有貢獻的老革命一輩，我軍無論是在軍隊和行政系統在等級上進行評定，通過9等21級來給這些革命功勳們進行級别劃分。
比如第1和2級，分别是主席、周公和朱老總，第3級則是軍銜元帥以及副國級的，比如林總和鄧公等人，第4級大将級别對應部分副國級，比如李主席和華南馬等。第5級是上将級别對應部分地區省部級，副兵團級和副軍區級對應副部級的對應5級
而當時作為重工業副部長的何長工正好對應5-6級之間，在軍中對應的大機率是中将。
解放後的何長工老先生
那為何何長工隻能被授予“中将”級别的待遇。
要知道，紅8軍軍長和紅9軍團政委的資曆可不低。
平行來看，能當上軍團長級别将領在紅一方面都有誰？
一軍團的林總和聶老總，三軍團的彭總，都是元帥級别的。如滕代遠、楊主席都是大将級别的，而已經犧牲的董振堂和羅炳輝也是入選36軍事家，妥妥大将級。抛開一方面軍，二軍團和賀老總和四軍團的徐帥是元帥級，蕭克本來也有資曆當大将，但為了平衡主動擔任上将。是以對于紅軍時期的軍團主官們來的評定來說，肯定是大将往上。
鐵道部部長滕代遠，在紅軍時期與何長工職務差不多
而何長工之是以反差這麼大，雨田君則認為主要還在于何長工自己身上。
在第一和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針對于後面老蔣的圍追堵截，雙方針對突圍的看法都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張上校想要南下建設根據地，繼續帶在川陝舒适圈内，而主席等一方面軍指戰員們則更希望背上陝甘甯，重建立立根據地（曆史證明這個決定是對的）。
但在激烈的讨論後，張上校依然自作主張帶着四方面軍南下，并且還派人到紅九軍團（當時已經改編成32軍）裡面不斷蠱惑9軍團的将士們，說一方面軍将其當成炮灰。而因為在長征過程中，9軍團一直被當成奇兵使用，是以損失也較多，導緻部分指戰員開小差，覺得我軍對其的使用和第一和三軍團是差別對待，全軍團在會師後一直彌漫着消極的态度，很多意志不堅定的指戰員将何長工和羅炳輝等人裹挾到了張上校的陣營之中。
張上校想要帶人南下
這在當時對于我軍來說，确實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因為一直以來何長工都是我軍最堅定的革命者，但被下面人脅迫一起跟着張上校走，确實在軍隊的指揮能力上不如林總和彭總等人。
但好在在南下失敗後，何長工和羅炳輝在作戰中順利帶隊傳回陝北和主席他們會師，雖然這裡面很多時候是何長工被迫無奈之舉，但在這次分兵中他的處理确實值得商榷，也是以給我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
都說将是打出來，一點不假，很多如粟裕等戰将也是在抗戰和解放戰争後期，依靠作戰勝利不斷積累前行。不過在抗戰開始後，何長工便一直帶在後方進行教育工作，雖然革命工作不分貴賤，但在後方的他機會确實不算多。
在抗大的日子中，雖然也一直兢兢業業進行教學工作，事實也證明留過學的他對于教育得心應手。不過當時抗大主要是後方機關，雖然一直往前線輸送幹部，但還是很難和一線作戰的我軍的三大師相比，特别是在1938年我軍相繼在晉察冀、冀中和山東等地的根據地迅速發展，也讓我軍很多部隊主官能力和職位又更上一個台階。
抗戰時期，與何長工以前平級的聶老總早已是一級軍區司令員
比如老搭檔羅炳輝成為新4軍的軍長，原9軍團參謀長郭天民的也成為晉察冀軍區二分區司令員，政治部主任也升任後勤建設部部長等職位。
從這個時候開始，身在後方的何長工也在工作職務上和這些人慢慢拉下差距。
解放戰争開始後，緻力于後勤軍工建設的他擔任了軍工部部長，但實際上已經開始和軍隊出現了斷層，開始轉變到職能部門建設上來了，這也是他未能授銜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當時林總和何長工同為軍團長級别，但到了解放戰争時期，因為工作性質以及前期的一些原因，兩人在東北的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晚年主持工作的何長工
當然，對于何長工這樣一位緻力于投身革命的老同志來說，無論在什麼崗位他都能發光發熱，無論是離開一線作戰部隊後，在抗大還是東北，都奉獻出自己。雖然看似“該開低走”的結局，但絲毫不能磨滅其對革命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