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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圣人孔子家族中的女人为何结局多悲惨!

作者:趣说历史

孔子,这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备受尊崇的圣人,其弟子与后代亦被称为贤良之士。然而,从现代视角审视,孔门中的圣贤在伦理关系上并非完美无瑕。深究先秦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其弟子曾参,以及孔子的孙子子思,都曾有过休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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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原配夫人来自宋国,据《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婚后一年,亓官氏诞下一子,鲁昭公还曾派人赠予鲤鱼以示祝贺。孔子对此深感荣幸,遂为子取名鲤,鲤成人后取字伯鱼。然而,关于孔子与亓官氏的婚姻终局,文献中并未明确记载,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仍能窥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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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记·檀弓上》中,子思的门人提及“子之先君子丧出母”,孔颖达释为“先君子”指伯鱼,“出母”即伯鱼之母亓官氏。由此可知,亓官氏并未与孔子白头偕老,而是遭到了孔子的遗弃。《论语·阳货》中,孔子曾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此语或许正是针对亓官氏而发。后来,亓官氏病逝,伯鱼依礼为之服丧,孔子对此并未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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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檀弓上》又载:“伯鱼之母死,期(周年)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惊怪之声),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按照丧礼,若孝子之母被休,应为之服丧一年。但若父亲已故,且孝子已为人父,则不必为休弃之母服丧。亓官氏死后,孔子虽允许伯鱼为其服丧一年,但伯鱼期满后仍哀伤不已,孔子对此颇为不满,认为伯鱼过分悲伤,伯鱼只得遵从父命,停止哭泣。后世虽尊亓官氏为圣母,并在孔庙中专设寝殿供奉,但若孔子重生,见自己曾遗弃的原配夫人不仅“回归”身边,更被一再加封为诰命夫人,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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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作为孔子的高足,其休妻的理由更是匪夷所思。据宋人汪晫所编《曾子·外篇三省》载:“曾子后母遇之无恩,而(曾参)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休弃)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蒸梨小物(小事)尔,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再娶。”文中,曾参对后母与妻子的态度截然不同。虽然后母对他刻薄寡恩,但他仍视其为尽孝对象,尽心供养。然而,对妻子却截然不同。他命妻子蒸梨,妻子未能将梨蒸熟,曾参便愤然休妻,可见其性格中确有乖戾、刻薄、冷酷、怪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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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休妻有所谓“七出”之条,而蒸梨不熟显然并非重大过失,并不在“七出”之列。若曾参对妻子稍加宽容,断不会采取如此绝情之举。他对妻子的严苛引来他人批评,曾参却辩解说小事不遵命,大事更难以预料。此论实难成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纠错中成长。若因小错而预言必犯大错,岂非荒谬?按曾参的逻辑,世人皆有可能犯大错,皆可休之。然曾参在中国文化史上以孝闻名,对父母无微不至,何以对妻子如此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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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孔子的孙子,名伋,有时古籍写作“急”。他师从曾参,对妻子的态度更是冷酷无情。《礼记·檀弓上》载:“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急则安能?为急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急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子上是子思之子,孔子的曾孙,名孔白。子上之母被子思休弃,死后子思不许子上为之服丧。此举显然违背丧礼,弟子问其原因,子思回答说:“我祖父对礼仪把握得当,我怎能做到?我的妻子是孔白的母亲,不做我妻子的人,就不是孔白的母亲。”子思以自己的标准认定儿子的母亲,却未考虑到孔白与其生母的血缘关系不因休妻而消失。孔白的生母虽不再是子思的妻子,但永远是孔白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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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为阻止其子孔白为生母服丧,以自谦之辞为借口,声称自己在道德层面未能企及祖父孔子之高度,因此不像祖父那般宽容,允许儿子为生母尽孝。然而,实际上,子思之所以如此坚决地禁止儿子为生母服丧,源自他对那位被他遗弃的前妻深深的憎恨与厌弃。由于这种憎恶,他选择了离婚,即便前妻离世,他心中的恨意仍未消散,以至于他置传统丧礼于不顾,坚决反对儿子孔白为生母服丧。由此可见,在对待妻子的态度上,子思显得尤为狭隘。令人惊讶的是,子思的这一行为竟然成为了孔门的一项规矩,自此以后,孔家的子孙便不再为被逐出家族的母亲服丧。

孔子、曾参、子思之所以对妻子冷淡无情,其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社会赋予男性的过度特权,以及女性地位的低微。甲骨文中的“女”字形象描绘了一个双手交叠、双腿弯曲、跪地的女子。那么,她究竟是在向谁下跪呢?答案无疑是那些掌握她命运的男性。在那个时代,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是温顺和服从。《仪礼·丧服》中便有言:“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由于丈夫被视为妻子的“天”,妻子必须对丈夫绝对服从,这使得丈夫对妻子可以随心所欲。因此,尽管孔子、曾参、子思对妻子态度冷淡,但这也是当时社会伦理道德所赋予他们的特权。然而,时至今日,社会伦理道德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现代视角来看,孔子师徒对待妻子的态度显然缺乏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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