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短篇小说：过海记（5～3）

“约翰逊先生，他说我是个酒鬼。也许他说对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这话没错。没错，而且在理，”埃迪对他说。

“我不来跟你争，”约翰逊最后说道。“我照付就是，尽管你的说法我并不同意。这样我就付给你三十五块钱一天的租金，总计十八天，外加两百九十五块。”

“你预付过我一百，”我对他说。“我把支付的费用也开一张清单给你，没有吃完的东西我会作价扣除的。不过来回路上的吃喝得由你支付。”

“这也不算过分，”约翰逊说。

“你听我说，约翰逊先生，”埃迪说。“你要是知道他们平日向陌生客人要起价来有多狠，你就明白了，这岂止是不算过分啊。你知道那叫什么？那叫破格优待。船长待你就像待他的亲娘一样呢。”

“我明天去银行，下午来付钱。后天我就坐船走了。”

“你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省掉一张船票吧。”

“不了，”他说。“坐船去节省时间。”

“那也好，”我说。“来一杯怎么样？”

“好，”约翰逊说。“现在心里还对我有气吗？”

“哪儿的话呢，”我对他说。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坐在船尾，一起喝了一杯加水的威士忌。

第二天我在汽艇上忙乎了一上午，给主机上了油，还有这样那样的事反正够我忙的。中午我就在郊区一家华人餐馆里吃了饭，在这种馆子里只要花上四毛钱就能饱饱地吃上一顿了。然后我又去买了些东西，好带回国内，送给我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不外是一些香水，几把扇子，还有两把高高的发梳。买好以后，顺路拐进多诺万酒吧，喝了一瓶啤酒，跟老板聊了几句，然后就步行回三藩码头，一路上又拐进三四家小酒店坐了坐，来瓶啤酒喝。在丘纳德酒吧我请弗兰基喝了两瓶，于是就开开心心回到了船上。回到船上，口袋里也只剩下四毛钱了。弗兰基跟我一块儿上了船，我们于是就在船上坐等约翰逊，我从冰箱里取出冰啤酒来，跟弗兰基又喝了两瓶。

埃迪一夜没有露面，白天也一天不见踪影，不过我知道他早晚会来的，只要钱用完了马上就来。多诺万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埃迪跟约翰逊一起到他的酒吧里来坐过一阵，埃迪还挂了账买酒请他们喝呢。我们等着等着，我倒犯了疑了：约翰逊别是不来了吧。我给码头上早就留过话：他要是来了，请他们让他到船上来等我，可是他们说他没有来。不过我还是假定他昨天晚上回旅馆晚了，说不定一觉睡到了中午才起来呢。银行到三点半打烊。我们看到航班机都飞走了。到五点半左右，我早已开心不起来了，心里倒是愈来愈焦急了。

到了六点钟，我打发弗兰基上旅馆里去看看约翰逊在不在。我到这时还以为他大概不是出去玩乐，就是还在旅馆里，身体不舒服，起不了床了。我等着等着，等到很晚。可是心里却愈来愈焦急了，因为他还欠我八百二十五块钱哩。

弗兰基去了半个小时多一点才回来。我见他来时脚步匆匆，一边还直摇头。

“他搭班机走了，”他说。

好啊，原来如此。领事馆已经关门。我身边就剩了四毛钱，此刻飞机却早已到了迈阿密。我连个电报都打不出去。好个辣手的约翰逊先生，我算是认识你了。都怪我自己。上了当了。

“算了，”我对弗兰基说，“我们还是去喝一瓶冰啤酒吧。那还是约翰逊先生买的呢。”还剩下三瓶“热带啤酒”。

弗兰基也跟我一样不痛快。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会的，不过看他的样子是真的很不痛快。就知一个劲儿地来拍我的背，把头直摇。

局面就是这样摆在面前。我成了个穷光蛋了。五百三十块钱的包船费泡了汤，价值三百五十多块的钓鱼用具丢了没钱再买。我心想：经常在码头附近一带闲荡的那帮子家伙，里边有几位听到了这个消息该有多高兴啊。那肯定会使一些“海螺”[6]兴高采烈的。就在前一天，我本来只要答应把三个外国人送到诸基列岛[7]，就有三千块钱可得，可是我却硬是拒绝了。其实也不一定要送到诸基列岛，只要弄出这个国家，到哪儿都行。

好，这一下我怎么办呢？我也不好贩一船酒回去，因为贩酒得有本钱，再说现在贩酒也根本无利可图。自己家乡镇上已是酒满为患，没有人要买了。可我要是两手空空的回国，就得在那个镇上挨上一夏天的饿，那可怎么得了啊！何况我还有个家得养活呢。出港手续费倒已经在入港时付清了。一般都是预付给代理报关行的，入港出港手续都由他们代办。哎呀，可我连加油的钱都还没呢。没说的，我这个霉算是倒定了。好个辣手的约翰逊先生！

“我总得运点货回去呀，弗兰基，”我说。“我总得想法赚俩钱呀。”

“我来想想看，”弗兰基说。弗兰基平时常在码头附近闲荡，找点零活干干，他耳朵相当背，每晚喝酒总是过量。不过要论朋友的义气、心地的善良，比他还好的人就没处找了。我第一次把船开到这儿来就跟他认识了。那阵子他常常帮我装货。后来我虽然添了设备，改成游艇，做起这招揽顾客来古巴钓箭鱼的生意来，但是在码头附近、在咖啡馆酒吧间里，我还是常常跟他见面的。他样子似乎有点傻，对人往往并不答话，却报以一笑，不过那其实是因为他耳背的缘故。

“你什么都肯运？”弗兰基问。

“对，”我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都肯？”

“对。”

“我来想想法子看，”弗兰基说。“我上哪儿去找你呢？”

“我在佩拉[8]，”我说。“我总得吃饭哪。”

在佩拉，只要花上两毛五就可以饱饱地吃上一顿。菜单上的菜都是每道一毛，汤只消五分。我跟弗兰基一同走到咖啡馆才分手，我拐了进去，他还是继续往前走。临走前还跟我握了握手，又一次拍了拍我的背。

“别急，”他说。“我弗兰基计谋多，会办事，爱喝酒，没有钱，可是够朋友。你别急。”

“再见，弗兰基，”我说。“老兄，你也别急。”

我走进佩拉，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被子弹打碎的橱窗已换上了一方新的玻璃，样酒柜也已全修好了。卖酒柜台上有好些西班牙佬在喝酒，也有几个在吃饭。一张桌子上早已玩起了多米诺骨牌。我要了一客黑豆汤、一客土豆炖牛肉，那只花了一毛五。加上一瓶“喝脱伊”啤酒，总共两毛五。我向招待问起那天枪击的事，他一句也不肯说。他们全都吓破胆了。

我吃完饭，往后一靠，抽上一支烟，心里烦躁得要命。就在这时我看见弗兰基进门来了，背后还跟着个人。运“黄货”！——我心里暗暗想道。原来是运“黄货”！

“这位是辛先生，”弗兰基说完，面露一笑。他果然办事奇快，自己也很得意。

“你好，”辛先生说。

辛先生可以说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最圆滑的一个“八面光”了。他是个唐山佬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说起话来完全像个英国人，身上穿一套白西装，配着绸衬衫、黑领带，头上戴一顶值到一百二十五块大洋的巴拿马草帽。

“喝杯咖啡好吗？”他问我。

“可以陪你来一杯。”

“多谢，”辛先生说。“这儿没有外人吧？”

“要是这咖啡馆里的人都不算外人那就没有外人了，”我对他说。

“那好，”辛先生说。“你有一条船吧？”

“三十八英尺长，”我说。“一百匹马力，克尔麦思型。”

“啊，”辛先生说。“我还以为是条小帆船哩。”

“装两百六十五只货箱绰绰有余。”

“你愿意租给我吗？”

“你肯出什么价？”

“你自己用不到去。船长水手我自备。”

“不行，”我说。“船到哪儿我得跟着到哪儿。”

“哦，是这样，”辛先生说。他转过脸去对弗兰基说：“请你回避一会儿好吗？”弗兰基却是一副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冲他一笑。

“他耳背，”我说。“英语也懂得不多。”

“哦，是这样，”辛先生说。“你会说西班牙话。叫他过一会儿再来。”

我用大拇指对弗兰基做了个手势。他就站起来到卖酒柜台那边去了。

“你不会说西班牙话吗？”我说。

“啊，会，”辛先生说。“请问你究竟碰到什么情况了，怎么也会——怎么倒肯考虑……”

“我没钱了。”

“哦，是这样，”辛先生说。“船有什么欠账吗？会不会有人要求扣押抵债？”

“没有的事。”

“这就好，”辛先生说。“你的船上可以接纳多少我那可怜的同胞呢？”

“你是说可以装多少人？”

“正是。”

“多远的路程？”

“一天的路程。”

“这倒很难说，”我说。“没有行李的话装上十二三个人总还可以。”

“他们不带行李。”

“你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呢？”

“这个由你决定好了，”辛先生说。

“你是说，把他们卸在哪儿由我决定？”

“你就装上他们，把船往托图加斯[9]开，自有一条帆船会来把他们接去的。”

“你听我说，”我说，“托图加斯的洛格海基岛上有座灯塔，里面有个电台，那可是跟两头都有联系的。”

“是啊，”辛先生说。“自然谁也不会那么傻，把他们去卸在那儿。”

“那又怎么样呢？”

“我刚才说了，你装上他们，把船往那儿开。你的事就是运送他们这一程路。”

“这以后呢？”我说。

“你完全可以见机行事，把他们卸在哪儿合适就卸在哪儿。”

“帆船会到托图加斯去接他们吗？”

“这哪儿会呢，”辛先生说。“那也太傻了。”

“出多少钱一口？”

“五十块，”辛先生说。

“那不行。”

“七十五块成了吧？”

“你得多少钱一口？”

“哎，那跟这个不相干。你要知道，我所以能发出这些通行证，牵涉的方面多得很，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关系复杂得很。可不是到我为止的。”

“是啊，”我说。“何况我去干那档子事儿又是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是不是？”

“你的意思我完全理解，”辛先生说。“那就一百块钱一个好不好？”

“你听我说，”我说。“我干这个事要是给逮住了，你可知道我得坐多少年的牢？”

“十年，”辛先生说。“至少十年。可这又怎么会弄到坐牢呢，我亲爱的船长。你唯一的风险，就是把旅客弄上船。其他一切，都可以由你看情况处理。”

“要是给你原船送回呢？”

“那也很简单。我可以对他们说是你不好，坏了我的事。我可以退还一部分钱，把他们再运出去。他们还有不明白的吗，走这条路出去可是不容易的。”

“我怎么样呢？”

“给领事馆捎个信儿我想我还是应该的。”

“哦，是这样。”

“船长，一千两百块在眼下可不算个小数目啦。”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

“你同意的话先付两百，人上了船再付一千。”

“我要是拿了这两百块一走了之呢？”

“那我自然也没办法，”他笑笑说。“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会做这种事的，船长。”

“两百块你带着没有？”

“当然带着。”

“放在盘子底下。”他照办了。“好，”我说。“我明儿早上办好出港手续，天黑以后开船。那么我们在哪儿装货呢？”

“巴库拉瑙怎么样？”

“好吧。你那边都安排好了？”

“好了。”

“装货的事我们也得事先说好了，”我说。“你在岬角上亮出信号：两个灯光，一上一下。我看见以后就把船开进港。你们也坐一条船出来，货就从你的船上卸下直接装到我的船上。你亲自来，把钱也带来。我不拿到钱一个也不让上船。”

“行，”他说。“你动手装货，先交一半，货全部装完，余数一起付清。”

“好，”我说。“那也在理上。”

“这样就都说定啦？”

“该都说定了吧，”我说。“不带行李，不带武器。枪支，刀子，包括剃刀，一概不许带。这一点也得讲清楚。”

“船长，”辛先生说。“你还信不过我吗？你难道还看不出你我的利益是一致的？”

“你敢担保？”

“请别这样难为我啦，”他说。“难道你还看不出你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好吧，”我对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到那儿？”

“午夜以前。”

“好吧，”我说。“我想就这些了。”

“你要大票还是小票？”

“百元票好。”

他站起身来，我看着他出去。临出门的时候，弗兰基还冲他一笑。没说的，这是个八面玲珑的唐山佬。好一个出色的唐山佬。

弗兰基来到了我的桌子上。“怎么样？”他说。

“你是在哪儿认识辛先生的？”

“他是运华工的，”弗兰基说。“做大生意的。”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他来这儿有约莫两年了，”弗兰基说。“本来在他以前运华工是另有个人的。这人叫人给打死了。”

“辛先生早晚也会让人打死的。”

“是啊，”弗兰基说。“怎么不会呢？他做的生意大着哪。”

“生意不小，”我说。

“大着哪，”弗兰基说。“华工运出去都是一去不来的。他们只听别处的华工写信来说那边好得很。”

“那好嘛，”我说。

“这种华工都不识字哪。识字的都赚上大钱了。他们却连吃的都没有。他们是吃大米的。这儿总共有几十万华工。却只有三个中国女人。”

“怎么？”

“政府不让来。”

“真是糟糕，”我说。

“你跟他生意做成了？”

“可能。”

“做生意好，”弗兰基说。“比搞邪门儿强。赚的钱多。这生意做起来大着哪。”

“喝瓶啤酒吧，”我对他说。

“你这该不着急了吧？”

“哪还会着急呢，”我说。“这生意大着啦。多谢你啊。”

“那好，”弗兰基说着拍了拍我的背。“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我只要你快活就行。华工的生意不错吧，呃？”

“太好了。”

“我听了也高兴，”弗兰基说。他见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开心极了，我看他简直连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因此我就拍了拍他的背。弗兰基是挺不错的。

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抓住了报关行里的代办，要他替我办好船的出港手续。他问我要船员名单，我对他说一个也没有。

“你一个人过海吗，船长？”

“对。”

“你那个伙伴怎么啦？”

“他喝醉了，”我对他说。

“一个人过海挺危险的哪。”

“反正只有九十英里的路，”我说。“你以为船上带个醉汉就不危险了吗？”

我把船开到港口对岸的美孚石油公司码头，把两个油舱都加满了油。我这条船要是把油加足的话，足足可以装下将近两百加仑。我本不愿意出两毛八一加仑的价钱在这儿加足，可是我这条船此去哪里，心里都还没有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