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短篇小說：過海記（5～3）

“約翰遜先生，他說我是個酒鬼。也許他說對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他這話沒錯。沒錯，而且在理，”埃迪對他說。

“我不來跟你争，”約翰遜最後說道。“我照付就是，盡管你的說法我并不同意。這樣我就付給你三十五塊錢一天的租金，總計十八天，外加兩百九十五塊。”

“你預付過我一百，”我對他說。“我把支付的費用也開一張清單給你，沒有吃完的東西我會作價扣除的。不過來回路上的吃喝得由你支付。”

“這也不算過分，”約翰遜說。

“你聽我說，約翰遜先生，”埃迪說。“你要是知道他們平日向陌生客人要起價來有多狠，你就明白了，這豈止是不算過分啊。你知道那叫什麼？那叫破格優待。船長待你就像待他的親娘一樣呢。”

“我明天去銀行，下午來付錢。後天我就坐船走了。”

“你跟我們一塊兒回去，省掉一張船票吧。”

“不了，”他說。“坐船去節省時間。”

“那也好，”我說。“來一杯怎麼樣？”

“好，”約翰遜說。“現在心裡還對我有氣嗎？”

“哪兒的話呢，”我對他說。這樣我們三個人就坐在船尾，一起喝了一杯加水的威士忌。

第二天我在汽艇上忙乎了一上午，給主機上了油，還有這樣那樣的事反正夠我忙的。中午我就在郊區一家華人餐館裡吃了飯，在這種館子裡隻要花上四毛錢就能飽飽地吃上一頓了。然後我又去買了些東西，好帶回國内，送給我的妻子和三個女兒。不外是一些香水，幾把扇子，還有兩把高高的發梳。買好以後，順路拐進多諾萬酒吧，喝了一瓶啤酒，跟老闆聊了幾句，然後就步行回三藩碼頭，一路上又拐進三四家小酒店坐了坐，來瓶啤酒喝。在丘納德酒吧我請弗蘭基喝了兩瓶，于是就開開心心回到了船上。回到船上，口袋裡也隻剩下四毛錢了。弗蘭基跟我一塊兒上了船，我們于是就在船上坐等約翰遜，我從冰箱裡取出冰啤酒來，跟弗蘭基又喝了兩瓶。

埃迪一夜沒有露面，白天也一天不見蹤影，不過我知道他早晚會來的，隻要錢用完了馬上就來。多諾萬告訴我，說昨天晚上埃迪跟約翰遜一起到他的酒吧裡來坐過一陣，埃迪還挂了賬買酒請他們喝呢。我們等着等着，我倒犯了疑了：約翰遜别是不來了吧。我給碼頭上早就留過話：他要是來了，請他們讓他到船上來等我，可是他們說他沒有來。不過我還是假定他昨天晚上回旅館晚了，說不定一覺睡到了中午才起來呢。銀行到三點半打烊。我們看到航班機都飛走了。到五點半左右，我早已開心不起來了，心裡倒是愈來愈焦急了。

到了六點鐘，我打發弗蘭基上旅館裡去看看約翰遜在不在。我到這時還以為他大概不是出去玩樂，就是還在旅館裡，身體不舒服，起不了床了。我等着等着，等到很晚。可是心裡卻愈來愈焦急了，因為他還欠我八百二十五塊錢哩。

弗蘭基去了半個小時多一點才回來。我見他來時腳步匆匆，一邊還直搖頭。

“他搭班機走了，”他說。

好啊，原來如此。領事館已經關門。我身邊就剩了四毛錢，此刻飛機卻早已到了邁阿密。我連個電報都打不出去。好個辣手的約翰遜先生，我算是認識你了。都怪我自己。上了當了。

“算了，”我對弗蘭基說，“我們還是去喝一瓶冰啤酒吧。那還是約翰遜先生買的呢。”還剩下三瓶“熱帶啤酒”。

弗蘭基也跟我一樣不痛快。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會的，不過看他的樣子是真的很不痛快。就知一個勁兒地來拍我的背，把頭直搖。

局面就是這樣擺在面前。我成了個窮光蛋了。五百三十塊錢的包船費泡了湯，價值三百五十多塊的釣魚用具丢了沒錢再買。我心想：經常在碼頭附近一帶閑蕩的那幫子家夥，裡邊有幾位聽到了這個消息該有多高興啊。那肯定會使一些“海螺”[6]興高采烈的。就在前一天，我本來隻要答應把三個外國人送到諸基列島[7]，就有三千塊錢可得，可是我卻硬是拒絕了。其實也不一定要送到諸基列島，隻要弄出這個國家，到哪兒都行。

好，這一下我怎麼辦呢？我也不好販一船酒回去，因為販酒得有本錢，再說現在販酒也根本無利可圖。自己家鄉鎮上已是酒滿為患，沒有人要買了。可我要是兩手空空的回國，就得在那個鎮上挨上一夏天的餓，那可怎麼得了啊！何況我還有個家得養活呢。出港手續費倒已經在入港時付清了。一般都是預付給代理報關行的，入港出港手續都由他們代辦。哎呀，可我連加油的錢都還沒呢。沒說的，我這個黴算是倒定了。好個辣手的約翰遜先生！

“我總得運點貨回去呀，弗蘭基，”我說。“我總得想法賺倆錢呀。”

“我來想想看，”弗蘭基說。弗蘭基平時常在碼頭附近閑蕩，找點零活幹幹，他耳朵相當背，每晚喝酒總是過量。不過要論朋友的義氣、心地的善良，比他還好的人就沒處找了。我第一次把船開到這兒來就跟他認識了。那陣子他常常幫我裝貨。後來我雖然添了裝置，改成遊艇，做起這招攬顧客來古巴釣箭魚的生意來，但是在碼頭附近、在咖啡館酒吧間裡，我還是常常跟他見面的。他樣子似乎有點傻，對人往往并不答話，卻報以一笑，不過那其實是因為他耳背的緣故。

“你什麼都肯運？”弗蘭基問。

“對，”我說。“我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

“什麼都肯？”

“對。”

“我來想想法子看，”弗蘭基說。“我上哪兒去找你呢？”

“我在佩拉[8]，”我說。“我總得吃飯哪。”

在佩拉，隻要花上兩毛五就可以飽飽地吃上一頓。菜單上的菜都是每道一毛，湯隻消五分。我跟弗蘭基一同走到咖啡館才分手，我拐了進去，他還是繼續往前走。臨走前還跟我握了握手，又一次拍了拍我的背。

“别急，”他說。“我弗蘭基計謀多，會辦事，愛喝酒，沒有錢，可是夠朋友。你别急。”

“再見，弗蘭基，”我說。“老兄，你也别急。”

我走進佩拉，找了一張桌子坐下。被子彈打碎的櫥窗已換上了一方新的玻璃，樣酒櫃也已全修好了。賣酒櫃台上有好些西班牙佬在喝酒，也有幾個在吃飯。一張桌子上早已玩起了多米諾骨牌。我要了一客黑豆湯、一客洋芋炖牛肉，那隻花了一毛五。加上一瓶“喝脫伊”啤酒，總共兩毛五。我向招待問起那天槍擊的事，他一句也不肯說。他們全都吓破膽了。

我吃完飯，往後一靠，抽上一支煙，心裡煩躁得要命。就在這時我看見弗蘭基進門來了，背後還跟着個人。運“黃貨”！——我心裡暗暗想道。原來是運“黃貨”！

“這位是辛先生，”弗蘭基說完，面露一笑。他果然辦事奇快，自己也很得意。

“你好，”辛先生說。

辛先生可以說是我生平見過的最最圓滑的一個“八面光”了。他是個唐山佬那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他說起話來完全像個英國人，身上穿一套白西裝，配着綢襯衫、黑領帶，頭上戴一頂值到一百二十五塊大洋的巴拿馬草帽。

“喝杯咖啡好嗎？”他問我。

“可以陪你來一杯。”

“多謝，”辛先生說。“這兒沒有外人吧？”

“要是這咖啡館裡的人都不算外人那就沒有外人了，”我對他說。

“那好，”辛先生說。“你有一條船吧？”

“三十八英尺長，”我說。“一百匹馬力，克爾麥思型。”

“啊，”辛先生說。“我還以為是條小帆船哩。”

“裝兩百六十五隻貨箱綽綽有餘。”

“你願意租給我嗎？”

“你肯出什麼價？”

“你自己用不到去。船長水手我自備。”

“不行，”我說。“船到哪兒我得跟着到哪兒。”

“哦，是這樣，”辛先生說。他轉過臉去對弗蘭基說：“請你回避一會兒好嗎？”弗蘭基卻是一副聽得津津有味的樣子，沖他一笑。

“他耳背，”我說。“英語也懂得不多。”

“哦，是這樣，”辛先生說。“你會說西班牙話。叫他過一會兒再來。”

我用大拇指對弗蘭基做了個手勢。他就站起來到賣酒櫃台那邊去了。

“你不會說西班牙話嗎？”我說。

“啊，會，”辛先生說。“請問你究竟碰到什麼情況了，怎麼也會——怎麼倒肯考慮……”

“我沒錢了。”

“哦，是這樣，”辛先生說。“船有什麼欠賬嗎？會不會有人要求扣押抵債？”

“沒有的事。”

“這就好，”辛先生說。“你的船上可以接納多少我那可憐的同胞呢？”

“你是說可以裝多少人？”

“正是。”

“多遠的路程？”

“一天的路程。”

“這倒很難說，”我說。“沒有行李的話裝上十二三個人總還可以。”

“他們不帶行李。”

“你打算把他們運到哪兒呢？”

“這個由你決定好了，”辛先生說。

“你是說，把他們卸在哪兒由我決定？”

“你就裝上他們，把船往托圖加斯[9]開，自有一條帆船會來把他們接去的。”

“你聽我說，”我說，“托圖加斯的洛格海基島上有座燈塔，裡面有個電台，那可是跟兩頭都有聯系的。”

“是啊，”辛先生說。“自然誰也不會那麼傻，把他們去卸在那兒。”

“那又怎麼樣呢？”

“我剛才說了，你裝上他們，把船往那兒開。你的事就是運送他們這一程路。”

“這以後呢？”我說。

“你完全可以見機行事，把他們卸在哪兒合适就卸在哪兒。”

“帆船會到托圖加斯去接他們嗎？”

“這哪兒會呢，”辛先生說。“那也太傻了。”

“出多少錢一口？”

“五十塊，”辛先生說。

“那不行。”

“七十五塊成了吧？”

“你得多少錢一口？”

“哎，那跟這個不相幹。你要知道，我是以能發出這些通行證，牽涉的方面多得很，或者是不是可以說，關系複雜得很。可不是到我為止的。”

“是啊，”我說。“何況我去幹那檔子事兒又是不需要付出什麼代價的。是不是？”

“你的意思我完全了解，”辛先生說。“那就一百塊錢一個好不好？”

“你聽我說，”我說。“我幹這個事要是給逮住了，你可知道我得坐多少年的牢？”

“十年，”辛先生說。“至少十年。可這又怎麼會弄到坐牢呢，我親愛的船長。你唯一的風險，就是把旅客弄上船。其他一切，都可以由你看情況處理。”

“要是給你原船送回呢？”

“那也很簡單。我可以對他們說是你不好，壞了我的事。我可以退還一部分錢，把他們再運出去。他們還有不明白的嗎，走這條路出去可是不容易的。”

“我怎麼樣呢？”

“給領事館捎個信兒我想我還是應該的。”

“哦，是這樣。”

“船長，一千兩百塊在眼下可不算個小數目啦。”

“我什麼時候可以拿到錢？”

“你同意的話先付兩百，人上了船再付一千。”

“我要是拿了這兩百塊一走了之呢？”

“那我自然也沒辦法，”他笑笑說。“不過我知道你是不會做這種事的，船長。”

“兩百塊你帶着沒有？”

“當然帶着。”

“放在盤子底下。”他照辦了。“好，”我說。“我明兒早上辦好出港手續，天黑以後開船。那麼我們在哪兒裝貨呢？”

“巴庫拉瑙怎麼樣？”

“好吧。你那邊都安排好了？”

“好了。”

“裝貨的事我們也得事先說好了，”我說。“你在岬角上亮出信号：兩個燈光，一上一下。我看見以後就把船開進港。你們也坐一條船出來，貨就從你的船上卸下直接裝到我的船上。你親自來，把錢也帶來。我不拿到錢一個也不讓上船。”

“行，”他說。“你動手裝貨，先交一半，貨全部裝完，餘數一起付清。”

“好，”我說。“那也在理上。”

“這樣就都說定啦？”

“該都說定了吧，”我說。“不帶行李，不帶武器。槍支，刀子，包括剃刀，一概不許帶。這一點也得講清楚。”

“船長，”辛先生說。“你還信不過我嗎？你難道還看不出你我的利益是一緻的？”

“你敢擔保？”

“請别這樣難為我啦，”他說。“難道你還看不出你我的利益是完全一緻的？”

“好吧，”我對他說。“你們什麼時候到那兒？”

“午夜以前。”

“好吧，”我說。“我想就這些了。”

“你要大票還是發票？”

“百元票好。”

他站起身來，我看着他出去。臨出門的時候，弗蘭基還沖他一笑。沒說的，這是個八面玲珑的唐山佬。好一個出色的唐山佬。

弗蘭基來到了我的桌子上。“怎麼樣？”他說。

“你是在哪兒認識辛先生的？”

“他是運華工的，”弗蘭基說。“做大生意的。”

“你認識他有多久了？”

“他來這兒有約莫兩年了，”弗蘭基說。“本來在他以前運華工是另有個人的。這人叫人給打死了。”

“辛先生早晚也會讓人打死的。”

“是啊，”弗蘭基說。“怎麼不會呢？他做的生意大着哪。”

“生意不小，”我說。

“大着哪，”弗蘭基說。“華工運出去都是一去不來的。他們隻聽别處的華工寫信來說那邊好得很。”

“那好嘛，”我說。

“這種華工都不識字哪。識字的都賺上大錢了。他們卻連吃的都沒有。他們是吃大米的。這兒總共有幾十萬華工。卻隻有三個中國女人。”

“怎麼？”

“政府不讓來。”

“真是糟糕，”我說。

“你跟他生意做成了？”

“可能。”

“做生意好，”弗蘭基說。“比搞邪門兒強。賺的錢多。這生意做起來大着哪。”

“喝瓶啤酒吧，”我對他說。

“你這該不着急了吧？”

“哪還會着急呢，”我說。“這生意大着啦。多謝你啊。”

“那好，”弗蘭基說着拍了拍我的背。“我聽了比什麼都高興。我隻要你快活就行。華工的生意不錯吧，呃？”

“太好了。”

“我聽了也高興，”弗蘭基說。他見問題已經順利解決，開心極了，我看他簡直連眼淚都快要流出來了，是以我就拍了拍他的背。弗蘭基是挺不錯的。

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抓住了報關行裡的代辦，要他替我辦好船的出港手續。他問我要船員名單，我對他說一個也沒有。

“你一個人過海嗎，船長？”

“對。”

“你那個夥伴怎麼啦？”

“他喝醉了，”我對他說。

“一個人過海挺危險的哪。”

“反正隻有九十英裡的路，”我說。“你以為船上帶個醉漢就不危險了嗎？”

我把船開到港口對岸的美孚石油公司碼頭，把兩個油艙都加滿了油。我這條船要是把油加足的話，足足可以裝下将近兩百加侖。我本不願意出兩毛八一加侖的價錢在這兒加足，可是我這條船此去哪裡，心裡都還沒有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