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编者按：《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篇很能发人深省的好文章。作者以通俗朴实的语言，确凿具体的事实和作家特有的对生活细致透彻的观察，叙述他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经历，他的困惑、无奈、痛苦和无告中的感悟，使人读来如同身受，而且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看似平实的述说，却有震憾人心的力量。

作者徐光耀是大陆当代著名作家。1938年，13岁参加革命，当了小八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刻苦自学，抗日战争期间就写过不少反映抗战的报道和文章。1947年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全国解放以后，又进入以丁玲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深造。著有《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四百生灵》、《少小灾星》、《喜剧系列》等作品。1983年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1984年代主席；1986年当选河北省文联主席。现已离休。）

我自小喜欢听故事，13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受多了火线英雄的感动，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让读者太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顺手取了讲故事的方法，这样可以大家轻松一点。当然，也难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马”，原则是不离开大题，而事实则保证字字准确。

一、祸源

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里行军，迁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迁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的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大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22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 ，拼命读书，8个月毕业后，竟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一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入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10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诫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作了三区区委副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津才听到这个消息的，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档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是13岁入的党，那时已有17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丁、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而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一个，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第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己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过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二、自然陷坑

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缭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嘛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入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嘀咕。我是个俭啬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竟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免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下台阶，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粮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上卡有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1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进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三，《辩正材料的补充》，总计约有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准确计，也顾不得了。

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六)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正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我心上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反观，丁玲之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它，可就不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停了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请他挑挑纰漏。胡可一向谨慎正派，活泼温文，很容易亲近。他读完，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却又握住双拳做个“对撞”手势：“只是还缺点这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够有力和尖锐，应该更带劲些才好。回到我屋，便又在信末的“意见”部分加了个第5条——胡可若看到这里，或许会苦笑吧?他怎能想到，那个挺俏皮的“对撞”手势，竟是在给我的“反党”加油呢。

第二天，誊正抄清，恭谨封严，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他也要取收条回来。

在此，我对读者提个小小的请求，求你无妨带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中找一找“反党”成份或因素，如此，则益莫大焉。下面便是这封回信。

作家协会党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们的来信，所以这份材料没有办法在7号以前送给你们了。

接信后，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翻查了我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我在文研所时的听课记录，联系它们，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触作了一番回忆。现在，我便根据这些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1.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9月30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原由，大意说：(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他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2)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文研所创办的传说，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听到谈这个问题了。

我当时的看法是：文研所是党办的，这没有疑问。(当时也流传这样的说法：“文研所是文艺党校”)丁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觉得没有疑问，因为是党委托了她来办文研所。文研所的创办，体现了党对青年写作者的关怀，这关怀又具体表现在丁玲对党的热情和积极性上。

2.以我看来，说当时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大威望，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便是她是党员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党员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体领导，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政治运动，以至最后的整党，都是支部直接领导的，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党员对文研所的指责和意见，也大都是经过支部提上去的，党的活动经常影响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怎么能说不知有党呢?就我知道的，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且大部分人的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也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3.至于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而且，她还给我以热爱党和热爱新社会的印象。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据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们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地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曾造成我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所以，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这一点，恐怕文研所的学员都可以作证的。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她说过恍惚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来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在动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2月26日，丁玲叫了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在她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值不得骄傲。

3.也有过这样一件事实：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的学习计划，丁玲在会上的确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的，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而就在这同一次讲话里，她就说过：“我们是个长途竞赛，我们才从起点上跑起，以后的路子还长，有成就的就不能骄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书出来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应该批评也能够批评的，不让人家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说的话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误解的。我在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的发言，也曾指责过“一本书主义”，然而那是在一种空气、一种压力下未经认真思考说出来的，它只是说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我为那样的话感到惭愧。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传和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我觉得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是在我自己。还应该说一句，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张凤珠散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没有接触过。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是没有的。康濯、田间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当然，如果康、田等人都给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过他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细细想来，觉得并不是那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

(六)丁玲给我的不好影响，我想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的。但，在我心中更多的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我想说一说自丁、陈事件以来我的一 些想法和一些意见，请作参考。

1.我觉得，丁玲假如没有其它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她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她在宣传、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上是有功绩的，对培养文艺青年也做过很多工作(在这次丁、陈事件的揭发过程中，这一点也反映得很突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的精神，用珍惜的态度，澄清她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件事所引起的消极影响，这对党是会有利的。

2.假如在丁、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是对事情的解决没有好处的。有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压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来。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便有过这种情形。这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这对党不利是不待说的了，即使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心情会容易轻松得下来的吗?这些同志自应进行他自己的检讨，而党组也应预先便考虑到那可能是痛心的后果的。当然，假定有人故意说谎，向党骗取信任，则应给予必要的谴责。

3.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我以为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作家们学习。一切党的作家，都应该像她那样跟青年写作者们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从党同群众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也应该是这样的。

4.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的估价。自丁、陈事件揭发以来，在许多会上的报告、讲话和发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倾向，好像文研所只是培养了“一本书主义”，提倡了骄傲，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它是否有成功的或对了的地方，一字不提。这不但是不合乎事实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几十个在那儿学习过的青年们，也无形中一齐给背上了包袱，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承认在文研所学习过；也影响到一些组织上对他们的看法。我以为，这也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那一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

5.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上面只是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某件事是否即鼓励我的骄傲，丁玲给过我“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却没有向我要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耽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意见是否有错了的，望给我以批评教正。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1956年12月12日京

我的“规矩”形成了这信的特点：一，所有事实，都有时间、地点、场合，极便查证；二，对丁玲有利的话说了，对丁玲不利的话也说了，没有回避，没有“耍心眼”；三，用事实回答问题，用党心提出意见，至于怎么给丁玲定性，全然听凭组织。如果说到倾向，也只“但有一线希望”，“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而已。最大的尖锐，则是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信发出之后，心里很踏实，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预感，谁知“罪行”却由此铸成了。

三、“兴高采烈”

平心静气地想，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个个吐气扬眉。东欧虽然闹起了波匈事件，可我们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是最足自豪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国家所有举措，大都得民心，顺民意。知识分子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如花妙笔，大力歌颂形势大好，海宴河清。像我这个从一当兵就被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没有!很高兴，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势，有所作为，只有更深地埋头于我的长篇，我的人物。

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按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成熟，人民更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也一再呼唤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

——尤其是知识分子，哪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尽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还有阴暗面，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凡开会就提倡“畅所欲言”，再三再四地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如果一批就倒，马列主义也就没有用了；还画出一幅美妙的前景来：“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说得如此好听，如此恳切，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么不激动人心!我甚至想到了当年的“整风参考文件”苏联话剧《前线》，这是个揭露苏联自己阴暗面的戏，它批判前线某些高级指挥员顽固守旧，压制新生力量，致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苏联在正遭德国法西斯重创的时候，公开上演这样的戏，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评的表现。当前，我们迎面没有希特勒，全国人民齐心向党

，党还要发动批评，以疗救党的疾患，可不比当时的苏联更伟大吗!

有一天，胡可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特别兴奋。我问怎么了。他说，刚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哎呀讲得真好，毛主席水平就是高!”胡可是全国人大代表，有资格亲听毛主席的讲话，他的兴奋，他的幸遇，都使我啧啧艳羡。只过几天，我也接到通知，去听毛主席这个讲话的录音。我高高兴兴地跑了去，发现会场很多人都把本子铺在膝盖上，一面听，一面与自己的记录对照，他们早听了非止一次了。他们在追求一份更完备的记录。我的手一向较慢，又是录音，又是湖南话，记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场自己的气。

毛主席亲自出马，亲自动员，苦口婆心，竭尽热诚，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那段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那个“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现在，正是毛主席为此而大展宏图的时候了!所以他才如此热情地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发动全国人民，发扬民主，倾心吐胆，帮助党把风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辈小子，有何德能，逢此开明盛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觉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时，部队上却出了个“四人文章”事件。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下子被毛主席指为：跟中央“双百”方针唱反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甚至说，解放军开来了四个团，要对“鸣放”进行阻止云云。瞧，反对“鸣放”的左派们，遭到痛击，不是给“鸣放”政策上了双保险吗?凡对“鸣放”心存疑虑的人们，还有什么可犹疑观望的呢?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即使扯到国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义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说，创作室一周左右的“鸣放”，“攻击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一曰“肃反”，二曰统购统销，三曰反苏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中挨过整，心存委屈，“鸣放”时有所抱怨，如公刘。其二，有的家属从农村来信说，“卖余粮”卖过了头，挤了农民的口粮，有的地区不得不“返销”。其三，新来的秘书吴占一，东北人，很年轻，给陈沂部长当过秘书，大概从上层风闻到中苏关系有变化，便来“鸣放”说：“苏联红军45年进入东北时，到处强奸妇女，乱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拆走了我们好多机器。这些话，其实只能算作“闲篇”，没有谁把它当真的。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了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励，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曲一曲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反右”时，樊斌成了创作室当头第一名，说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

若论我在“鸣放”中的表现，倒是个十足的“左派”，不但没有一句错话，还把三大“攻击方向”批驳了两个。从“左”的立场上说，真称得起是我的一份“荣耀”。我说，“肃反”确乎伤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问题弄清了，譬如我们华北军区整张志民，整得他几次哇哇大哭，连书信、日记都翻查了，最后结论是没事儿。既没事儿，他就用不着背个不清不白的“包袱”了，这不也挺好吗?我这话的内涵是：我做过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档案中，存有长久弄不清楚的“问题”，本人也许全然不觉，但在知底人看来，其“包袱”是极为沉重的。诗人张志民之被肃，是由于公安部的两条检举：一曰在逮捕胡风时，他在门口“探头探脑”；二曰，从胡风家中抄出了他的书信一封。假如没有把他“整”一通，想落个清白档案，是不大可能的，何况检举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击统购统销”，创作室最大的反驳“权威”就是我。我刚刚亲自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三年中，按照党的文件仔细观察，确乎发现不少“新富农”苗头，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数还留恋新民主主义，不愿、也不满农业合作化的，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党之所以发动“卖余粮”运动(即统购统销)，就为给“新富农”们一个沉重打击，绝了他们拿粮食去“投机倒把”剥削别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亲，说他解放以后，小日子蒸蒸日上，就忘了旧日苦楚，正顺着“老富农”的发家路线，兴致勃勃地寻求发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线”掘断，怎么会规规矩矩去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这话，说得叮叮当当，被驳的人只好哑口无言。

为此，当反右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创作室有个同志在惊愕之余，指着我说：“徐光耀，你小子这回又闹对了!”我听了，还真觉得又经住了一次严峻考验呢。

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从陈、陈、马、鲁“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8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彩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五卷》425页)，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四、插曲

忽想起一件与“鸣放”小有关系、可互相“照应”、最后留下一个“谜”的事来，也无妨记在下面：

约在创作室“鸣放”的后期吧，虞棘通知我及另外一二同志，让去旃檀寺总政大院，参加给陈沂部长提意见的会；并说，此会是文化部与宣传部联合召开的，目的是整风，陈部长也希望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使我有点兴奋：有机会当面给部长提批评，不是随意可得的；况且平时总认为他说话生硬，办事武断，文艺观点偏“左”，创作室许多人对他都有些畏惧，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听，总是件好事。当然我也知道他是老革命，有不少功劳，文艺界惟一的一名少将，挑了我去“捋虎须”，不是好玩的。但还是做好了发言准备。

会场设在一个中等会议室，约五六十人之多，清一色都是军官，绝大多数我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总政宣传部领导。与一般“鸣放”不同，气氛相当严肃。会议预定八点半开始，人早到齐了，时间已过，独不见陈沂露面。主持人一面派人去催，一面频频看表。催的人回来说，还有一点什么事没有办完，得再等一会儿。主持人颇不耐烦地宣布：“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了，仍不见来。便有人提议：“开吧，开吧，说着等他。”于是有位首长指指我说：“徐光耀，听说你有些意见，你先说吧。”可我却站起来摇头说：“我不，我要等着陈部长来了当面讲。”这句话居然引起了一阵哄笑。但我刚刚坐下，陈沂就大步匆匆地闯进来了，连连说着“对不起”。

主持人便再次指我：“陈部长来了，你讲吧。”

可惜“文革”期间，我忍着剜心之痛，把日记毁掉了，不然，我会把意见复述个大概的。如今记忆力衰退，实在想不起说了什么了。但由此也可证明，我那些话都属于“鸡毛蒜皮”，没有可以上“性质”的，不然，总会记住一两点。但有个细节还留在印象中，即，我谈到了一件事实，刚说了半截，陈沂突然插断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也立即插断他，说：“陈部长，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说错了，你有的是时间反驳。”接下去，一口气把话说完，没有再碰到阻拦。

几年之后，才奇怪我哪里来的那么大“贼胆”，“猖狂”到如此程度，可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吗?有趣的是，此后不久，陈沂和我都被当成“右派”来打了。据传，斗陈的会场上贴有大幅漫画：满脸青绿的陈沂，正抱了马寒冰的尸体做投枪，凶恶地向党进攻!而我这次对陈沂的“攻击”，既无“向党进攻”之罪，也不给“反击右派”的嘉奖，大会小会毫不提起，悄悄地“功过相抵”了。

此后的四五天，忽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标明寄自“克拉玛依第495勘探队”，打有三个邮戳，日期分别是“523”，“524”，“525”，都盖自北京。8分邮票的图案是红军长征“过雪山”。“克拉玛依”那时正声名大噪，因为据说发现了大油田。可我与克拉玛依素无来往，谁给我写信呢?

打开看，是半页竖行红格稿纸，字迹秀美流利，信很短，抄之如下：

徐兄：

偶读高中文学课本，见曹植《野田黄雀行》，甚感古风犹可贵，抄寄共赏。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致

敬礼!

友人自远方寄

(课文中注解尤有味道，不赘)

我的文化水平很低，看了，不懂。愣了半晌，想到正有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在架子上，找着曹植这首诗看注解，说此诗乃告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意，才恍然觉得可能是个警告。然而又拿不准，我并没有“捕蝉”，惟一想捕的只是长篇。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油水，怎会招得“黄雀在后”呢?虽给陈部长提过意见，可那是在会上，当面讲，毫无伏在背后偷袭谁的意思。到底怎么了?

下午，创作室仍开会“鸣放”，我把信带到会上去给大家传阅。人们有的摇头微笑，有的说是匿名信，是开玩笑，也有的说，写信人怕有阴暗心理，最激烈的说法是，“这是破坏运动，应当查一查!”……当宣布正式开会之后，我就把它收回兜里，一直保存至今。

匆匆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此信，猛觉写信人实在是一位贤明，在那网罗四张，钓饵垂遍的年月，他能一展大慈大悲之心，给我这位盲人瞎马一个提示，该有怎样一副救人济世的古道热肠啊!可惜的是，还从哪里去寻这位恩人呢?他是不是仍活在世上?他还记得这件事吗?天可怜见，信主虽然难找，信却成了我最堪珍藏的一件文物，若把它视之为抵制“阳谋”的义举，那价值就更高了。

五、“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这“大海”之深、之广、之沸腾如烈火烹油，都够得上是“史无前例”。过去小说中常用的“鱼落网中，鸟已入笼”，绝对不够劲。一旦入“海”，你即使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但后来有人评价创作室的整个“运动”说，“鸣放”阶段，基本上冷冷清清，“反右”阶段，也没有太大“火候”。意思是，从全局衡量，算不上“典型”。现在想来，倒也不无道理。若与军外相比，真可能是很文明的。拿敲起“反右”锣鼓的6月8日社论之后说，创作室竟还安排人去度“创作假”呢，使我们几个——史超、周洁夫、柳其辉、黎白夫妇、徐孔和我，悠哉游哉地上了北戴河海滨，轻松地写开了东西，并大游其泳。已在风起云涌地“反右派”，仿佛与我们全不相干。可是，有一日在阅报栏前，忽听周洁夫“哎呀”了一声，吃惊地说：“怎么，刘宾雁也成右派了?他要成了右派，我们都得是右派!”我立即凑上去看，果然，刘宾雁已在报上“点名”，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划归一类了。

周洁夫一向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我跟他不甚熟，亦不知他与刘宾雁是啥关系。但他的惊叫也惊了我的心；什么叫“我们都得是右派”?“右派”跟我们沾得上边儿吗?

然而，当天即接到创作室的长途电话，叫我们立即赶回单位，以参加对“右派们”的反击。我除了遗憾游泳尚未过瘾之外，倒庆幸长篇恰好杀青了。第二日一早，几个人骑了自行车往车站赶，路上，我绑扎得很紧的长篇底稿包袱，忽从后架上颠落，丢在地上。我心上猛感一震，觉得这是个凶兆。

创作室的第一次会议，给人印象还算平和。虞棘主任讲话，主要是要求大家放置手上的工作，积极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该揭发的揭发，该检举的检举；如果在“鸣放”中说了“出界”、“出圈”的话，要进行检讨，早日“卸包袱”。谁跟社会上“右派”有联系，更须及早交待，划清界限。

气氛不算紧张，但是开始了。

“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所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来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疯病院“改造”去了。《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题目就叫《反党逆子——樊斌》。

在斗樊斌的时候，创作室插空发了个打印文件，人手一份。题目毫无感情色彩：《公刘在“肃反”以后写的几首诗》，录有《怀古》二首，寓言诗四首，新诗两首，分别发表在《新观察》、《文汇报》、《诗刊》等处，只有最后一首长诗，不知何故，注有写作日月，而无发表处所。文件很干净，无一字说明。

公刘在“鸣放”中，对“肃反”表示过不满，但意见唔唔哝哝，说不上有多少“上纲”的东西，而这八首诗，却把他“扣”住了。我向来不懂诗，公刘兄这八首，我是第一次欣赏，读得也最认真。但当时还是不大懂，只觉得很好玩。且抄一首《刺猬的哲学》，大家共赏：

冬天来了，到处飘着雪花；

两位刺猬哲学家，

为了寻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里爬。

它们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绅士一样行礼如仪，

相互问过夫人公子的康健，

然后咒骂了一阵天气。

可恶的北风越吹越紧，

两位哲学家都觉得很冷；

不靠拢吧四面招风，

靠拢吧又实在蛰人。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要过分的疏远，

也不宜过分的亲密。

可是天啊!这样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只顾自己缩成一团!

丢掉这种刺猬的哲学吧，

应该掏出赤诚的心来交换……

怎么说呢?这首诗的用意并不隐晦，最后一段已经喊出来了。可按斗樊斌时专挑毛病的习惯，据我分析，还确有“反党”成份：同志间靠一靠，就会“蛰”着吗?这种现象如果有，也是个别的。党从来不主张人与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非要这么说，就是诬蔑!这么一想，自然奋勇起来，积极参与了对公刘的声讨。凡人如我者的毛病就在：自己挨骂的话记得清楚，自己骂人的话，大都不记得了。幸而公刘仍然健在，我都骂过他些什么，他是完全有权利随时揭发的——写到这里，忽觉有个疑难：骂了公刘，泼了不少“诬蔑不实”的污水，道歉是当然应该的。可是，牵延至今，我既没有向公刘说过半句赔情的话，他也丝毫没有要别人道歉的意思，大家都认了!整人的，挨整的，都认了!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码事!今天，倘若有谁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是要打官司的，道歉不说，还要索赔。可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右派”，至今无一人提过“道歉”要求。岂但道歉，即使“内部控制使用”，人不人，鬼不鬼，甚或家破人亡，“曳尾涂中”二十余年，等等，除了一纸“改正”，和一个“扩大化”之外，也就万事大吉了。宽容固然是美德，可尽是一味宽容，老是认了就认了，认了就罢了，陈陈相因下去，会不会又弄出个什么“文化大革命”来呢?公

刘兄善于思辩，不知他又有怎样的看法?

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知识越多越反动”，斗起来自然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大超过了樊斌。在“背靠背”会议上，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随着斗争的深入，报上“点名”的“右派”越来越多。突然，四川冒出个“反动透顶”的诗人流沙河来，喊得最响，批得最凶的是他的《草木篇》，说是一株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创作室顺风顺水，把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排行，称之为《禽兽篇》。这样一搭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在反党上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刘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了。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急忙翻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六、军外大舞台

原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现已归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甚觉可惜。这地方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50年代后期，特别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实在是个极有意思的风暴中心。我相信，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将很难把它忘怀。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散漫自由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只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其他与会者大多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散乱地挤在“池座”里。宣布开会前，满大厅只听见“嚓嚓”的脚步着地声，有交谈也是嘘气样的“窃窃私语”，整个气息都屏住了似的。

我绝对不是描述这场风暴的“权威”，也谈不上合适人选，充其量是个半陪绑性的“小萝卜头”。因“内幕”不明，又事隔42年，我只能从个人角度，就耳目所及，略述些“表面现象”。若睹全貌，只能俟诸真正权威大家了。

会议开始，周扬和主席们都没有讲话，这也不奇怪，“扩大会”已开过多次了，我们是被再次“扩大”来，半途插入的，没有见到开场一幕，也就很自然。今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天津作协的一位作家，他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柳溪，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接着，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才把这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揭开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在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它就是陈、柳之间联络暗号的物证。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这位作家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特别是一提到大阴谋“分裂文艺界”，界限一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不就都归到一块去了吗?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证明。这位作家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地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骂、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联”时期的领导骨干，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当面被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来党外的一批民主人士和知名作家，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弄这些人。当时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当然，动机是有差别的：有的为洁身自保，有的为“立功自赎”，有的为证己无罪，也有的是奉命“打冲锋”，强作积极，自然也不排除有用人血染红顶子的。但从绝大多数看，却只有一条，那就是吓坏了，吓昏了!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下面又谈到，外宾在他家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组织上请他去北戴河、颐和园休假，他也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把别人的机会挤掉呢?”他说，作协的庶务科说他是“最省事的副主席”。他号召，“我们的国家还不富，我们应当勒紧裤腰去搞建设。”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使人觉得耐人寻味了。

七、“花絮”(一)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之外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然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说：“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地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第二件事纯粹是场意外，说不准是第多少次的会上了，批判正在高潮中。那天会场的布置也有所创新：桌子摆成一个大圆圈，人也内外分坐，坐在内层的脸朝外，坐外层的脸朝内。谁发言就站到圈子中心去，可以很自由地转着圈子选择“听众”交流。事情就出在我联大的师母逯斐身上。她一面发言一面转，恰恰转到坐在外层的我的对面，突然说：“有人还恶毒攻击揭发问题的同志，比如——这话好像是徐光耀说的，说康濯同志是个‘汤裱褙’!……”这句话刚一落地，坐在我对面的康濯就“腾”地跳了起来，高举拳头，大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这是对我的最大污辱!……”他满脸紫胀，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见我也正瞪着他，便转过身去，又嘶声高呼“我抗议!我抗议!”大家都被这奇峰突起的事件闹愣了，像在静观，又像变成嘴爪麻醉的一群呆鸟，静悄悄全无反应。康濯只好喘着咻咻大气，又复坐下。场上一冷，逯斐又接着发言，气氛乃渐次归于平静。

我已无心再听逯斐发言，一面观察康濯，一面想：“到底怎么了?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康濯是文研所副秘书长，我入所学习时认识，是个很会办事、颇讲上进的人。郭沫若曾说他的短篇比丁玲的写得好。约一年前，曾风闻说他是“起义将领”，至于起了什么“义”，我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这次是戳着了哪根肺管子了呢?直到逯斐下去，又换个新人发言，众人都不再注意我俩时，我才悄悄问与我并肩坐着的胡可：“什么叫‘康裱褙’?”

胡可一听就睁大了双眼，反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我懂都不懂，怎么会是我说的!”

胡可叫我马上写条给主席，声明不是我说的。我还满不在乎，说忘了带纸笔，反正跟我无关，慢慢再说吧。胡可就掏出本子，撕下一页纸，又把笔给我，促我立即写了这个条子：主席：

逯斐同志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我说的。请调查。

徐光耀

把条子交给刘白羽，回到座位又问胡可：“什么叫‘康裱褙’?”胡可颇烦躁，只低声一句：“回家再说。”

散会回到家，我又追着胡可问，他才说：“你不是看过京戏《一捧雪》吗，那里头有个汤勒，会裱画，人称‘汤裱褙’……”我想了一想，才恍然似有所悟，原来“康裱褙”是我听错了……

即使如此，康濯那么激动，似也大可不必。个别行事不妥，人人在所难免。日后孙犁说他，有时有“进退失据”的地方，为人还是很不错的，话说得很是公允。

还有一次“洋相”，也出在我身上。好像出于爱护，支部劝我说：“徐光耀，你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个更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话虽客气，刺是硬的，我敢说“不”吗?于是又嘱咐我，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看看。我道“好”。

这是个不小的难题：一、我手中没有丁、陈的犯罪事实，在如此激剧的“发言比赛”中，怎么能争得上“名次”呢?二、在给作协党组的复信中，已郑重“惭愧”过了，承认在1955年中宣部党员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够认真的”。这一回，难道自己拉屎自己吃，再去“不认真”么?……

然而，不发言是绝对不行的。憋了将近一个通宵，把致作协党组的信中单单不利丁玲的“事实”抄上一些，而重点放在“批判”上，只当是臭骂自己，拣着解气的词句狠批一通，大约也就够了。稿子写成，第二天一进会场，就呈交给主席刘白羽。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伸手抓住，到听清“你还在‘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往圆柱后面去了。

展开发言稿重读，才发现“错误”是出在最后一句上。话是冲着丁玲说的：“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当初倒也有点预感，写这“吁请”一词时，心中曾嘀咕是否太软了?可又一想，是希望她“回到党的怀抱”，不“吁请”，难免强迫不成?何况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娃娃辈，谁在乎我用词的软硬呢?哪知这一含糊，不但稿子通不过，恐怕就此定了我的命运，也说不定的。

然而也有个好处，自此再无人找我发言，也就免于重犯“不认真”的错误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待”。他这个“坦白交待”，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柳溪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而，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他所交待的“比柳溪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他与那女人在“密室”的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说苏联的日丹诺夫，是有学问的大教条主义，最难反……等等。他说得很激昂，很直率，听来十分“过瘾”，我也听得如傻如痴。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乍一听，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豪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而十几次会议锻炼出来的这个“右派集团”，究竟有多大，恐怕是更难说清的。在天津那位作家发言中点到的如李又然、胡考、聂绀弩、钟惦*#、唐达成，甚或梅朵、姚芳藻，以及后来的公木等等，算不算入了伙的?古立高曾在我们大耳胡同说过：在丁、陈、冯、艾之下，另有“八大金刚”、“十二门徒”之说。创作室在批斗我和黎白的时候，又说联大文学系有个“一百单八将”，还郑重命令黎白把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单开列清楚，呈交上去。若按天津那位作家说的“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那这数目还须加倍。此外，文研所已办两个班，属于丁玲的“门下”，又有多少人呢?若再加上冯、艾等人的亲朋好友、从来过往诸人，就愈发数不清了。可见，“汪洋大海”之说毫不夸张，“人民战争”很有得打呢。

近日读到雷达一篇文章，说他前不久曾去一趟王府大街64号，在二楼大厅，忽听到“咕咚”的一声，不禁毛骨悚然。这是“文革”时，戏剧家田汉被“红卫兵”逼得无奈，在此处猛然跪地的声音。雷达以为，这是他平生所见的惨事之一。其实，这样的惨事还有很多，都不过是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的顺延罢了。所不同的，是后来“运动”得更为壮观、热闹和惨烈，因为已不只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掺和上“红卫兵”和“造反派”了。所以雷达也说，这地方确有成为纪念馆的资格。

(责任编辑　徐　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