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風凋碧樹 （徐光耀）

（編者按：《昨夜西風凋碧樹》是一篇很能發人深省的好文章。作者以通俗樸實的語言，确鑿具體的事實和作家特有的對生活細緻透徹的觀察，叙述他在反右派運動中的經曆，他的困惑、無奈、痛苦和無告中的感悟，使人讀來如同身受，而且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看似平實的述說，卻有震憾人心的力量。

作者徐光耀是大陸當代著名作家。1938年，13歲參加革命，當了小八路，在殘酷的戰争環境中，刻苦自學，抗日戰争期間就寫過不少反映抗戰的報道和文章。1947年入華北聯大文藝學院文學系學習，畢業後，留校作研究所學生。全國解放以後，又進入以丁玲為所長的文學研究所深造。著有《平原烈火》、《小兵張嘎》、《四百生靈》、《少小災星》、《喜劇系列》等作品。1983年任河北省文聯黨組書記；1984年代主席；1986年當選河北省文聯主席。現已離休。）

我自小喜歡聽故事，13歲當了小“八路”，此習不改。後來受多了火線英雄的感動，也練着寫故事、編故事，于是成了作家。從作家再發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說“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成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讓讀者太痛苦，也為減輕我的痛苦，順手取了講故事的方法，這樣可以大家輕松一點。當然，也難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馬”，原則是不離開大題，而事實則保證字字準确。

一、禍源

如果不是傅作義一個偷襲，奪去了張家口，則當時解放區的“華北聯合大學”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裡行軍，遷到我們軍分區來了。然而他們遷來了，且駐在我們分區附近——距辛集不遠的一片鄉村。我那時在分區“前線劇社”當創作組副組長，由于寫過幾十篇抗日報道和故事，很友善的得個機會進了文學系，插班(大家已上過一年多課了)學習。陳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師。這是1947年的事，我22歲，正當上進心特強之時，于是專心聽講 ，拼命讀書，8個月畢業後，竟因學習成績優秀而立了一功和一小功(那時立功分三級：大功、功、小功)，是文學系的最大功臣。這給老師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給自己展現了一片光明，可也開啟了我的禍端。

建國之後的1950年，丁玲奉命創辦中央文學研究所(後改講習所)。我當時剛出版了長篇小說《平原烈火》，由于寫的是共産黨打日本，黨的聲望正高，小說頗有點影響。丁玲必是也看過這本書，是以一經我申請入讀，所裡就表示歡迎。還在開學之前的兩個月，我就脫下軍裝，搬進了鼓樓東大街103号，興頭十足地跑進跑出，為所裡幫辦雜務。所長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來上任，以一睹這黨員大作家的風采。那時，不管什麼，凡是黨的，都感覺着崇高可貴——誰知在這快快樂樂中，又種下了第二樁禍根。

1953年，我剛從文研所畢業，便下了鄉。一則，那時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說，農業合作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作為一名黨員和軍人，理當在這條路上沖在前頭；其二，丁玲曾勸誡我：“要忘掉自己是一個作家”，踏踏實實到生活中去鍛煉，“一時寫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遠寫不好”。于是我帶着軍職，跑到故鄉大清河北的雄縣，作了三區區委副書記，分工專管互助組和合作社。這個“猛子”一紮就是三年，日日與農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緻我第一個孩子出生，也沒有顧上去看。

在這三年的最後一年，文藝界出了一樁大事，忽地打出個“丁陳反黨小集團”來，我的兩個老師——丁玲和陳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黨分子”。我是回京取薪津才聽到這個消息的，腦海裡像打個炸雷，怎麼，他們都是老地下黨員了，我穿開檔褲的時候他們就在革命，又都在聖地延安“浸泡”多年，從文章看，又都是黨的事業、黨的威望的鐵杆維護者，平時接觸中，并沒有聽到過他們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騷，怎麼?怎麼?……

我還沒有“怎麼”清楚，機關通知去參加中宣部召開的黨員大會，并指定我在會上發言。可我連丁、陳犯的是哪幾條，還未聽到正式傳達呢。然而，言是必須發的。我是13歲入的黨，那時已有17年黨齡，自幼聽黨的話聽慣了，黨向來沒錯兒，既然說他們反黨，那必是反了。我是他們的“得意門生”，先肅“流毒”也是理所當然的。

中宣部的黨員大會有幾百人參加，當然是批判“丁、陳”。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長陸定一的講話，他說，文藝界什麼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而郎當，不知道嚴肅。他的尖銳措詞和疾言厲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遲鈍和麻木。在幾個聲讨之後，我被點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飾，我确乎記不起當時說些什麼了，總之，是抓住“一本書主義”這個詞兒，沒頭沒腦地罵了一頓了事。

故事有波瀾起伏才好看。僅僅隔了一年，1956年，我結束下鄉生活，回到北京，寫關于合作化的長篇。人也由華北軍區調到總政文化部創作室來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時已有風傳，說丁玲、陳企霞不服反黨之說，正向中央告狀。我這個人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黨組織發的話，也不認真聽，隻伏案搞我的創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鏡來我們小院串門兒。他原是老“抗敵劇社”，華北軍區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藝科長，我們的老上級，現正做張光年的副手——《文藝報》副主編，消息自是靈通。我們又知道，侯金鏡一向很敬業，有思想，作風嚴肅，從不信口開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說：現在有件事搞“被動”了，中央已經批下來，要求“重審”“丁、陳反黨集團”，作協黨組整天在忙這件事，很緊張。随後，他又亮了兩個觀點，其一說，黨内鬥争是不宜使用壓力的，因為後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還是時間解決問題”。

這段民間閑話，觸發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動：一個，丁、陳真的“告狀”了，而且現在要“重審”；第二，黨内鬥争不宜使用壓力，很對。可這句話聽來新鮮别緻，也許不是侯金鏡的發明，會不會是更高層人物的話?由此想到自己經曆過的“運動”、“三反”、“五反”、“肅反”等等，無不使用過壓力，以緻每次“運動”後期，都須特别挂個“複查”、“甄别”階段，以便把打錯的“洗”出來。一個人忽被打錯，當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強得多。于是想，丁、陳果真被錯打，豈非已有出頭之日了嗎?誰知這一想不要緊，從心理上又種下一樁禍根了。

二、自然陷坑

幹脆就把“丁、陳反黨集團”定成鐵案，别搞什麼“重審”，其實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當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牽進來共演一台翻滾大戲。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過偶然性推進展現的，這才使人眼花缭亂，生動有趣。

我隔在軍隊創作室的小小一隅，本與以丁、陳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幹的。盡管“重審”之風強勁，連周揚也承認1955年“鬥争過火”了。可我們創作室沒有誰對此熱心，大耳胡同15号三個人，都在埋頭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圍着戎冠秀醞釀構思，杜烽在忙于為劇本《英雄萬歲》煞尾，我呢，沉在農業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絞腦汁。搞創作的人經常挨的批評是“不問政治”，大家都不願惹是生非。

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鬥争”還是來敲門了。頭一樁，聯大同學李興華(時任《文藝學習》的編輯)打來電話說，陳企霞被關一年多，新近放了出來，因扣發工資，家屬無措，搞得十分狼狽，快下雪了，連件過冬的衣服都沒有。你是聯大同學中出過書的，能不能把稿費分一點出來，給老師解決件大衣?我想，恩師有難，同學高義，自己确有稿酬，給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問題，幹嘛推呢，便問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讓他派個人來，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剛進入小說，又來了其二，還是為錢。這回是聯大女同學，在文學系時是我的學習小組長，為我一向崇敬的。她進門就說，陳企霞苦死了，簡直家翻宅亂，鬼哭狼嚎，已到了過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濟”幾百元。這次，我犯了一點嘀咕。我是個儉啬人物，對自己也很苛苦，剛出了三百元，怎的這麼快就“苦死了”?而終竟使我擔心的，還是怕“翻案不成”，被扯進什麼“集團”裡去，過去的“運動”已有過不少執行個體。于是便猶豫說：錢呢，可以給，但須向我的支部彙報一下，看看組織的态度，以免将來發生什麼變化，大家說不清楚。

這個女同學一聽就變臉了，很憤慨地責我“忘恩負義”，頗說了一些難聽的話。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還是給我找了個下台階，變通說：“這樣吧，你把錢借給我，與陳企霞無關!我總沒有反黨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彙報了。”

巧的是我剛剛得到一筆稿酬，四百元，還未及存入銀行。她拉開抽屜，一把全抓走了，出門時還特别叮囑我：“不要告訴任何人，陳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錢是同學給的，他會退回來。”我向來做人可靠，點頭保證。

這兩筆錢，後來都判了“資敵”的罪名。什麼是“資敵”?現在的年輕人已很生疏了。當年在抗日根據地裡，誰若把根據地出産的棉花、糧食等貴重物資弄到敵區去賣，一旦抓獲，往往判為奸商，要槍斃的，罪名便是“資敵”。

真正決定我命運的是1956年年底。創作室文書夏信榮親自登門，送給我一個大信封。信封上卡有十分顯眼的“絕密”大紅戳，背後粘着三聯單式收條，收條号碼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1日”，小夏讓我在三聯單上簽字，然後撕下兩條，留下一條，走了。

我回進屋中，小心地打開信封，裡面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給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寫，信末蓋有“中國作家協會”“代”字章。還附着列印好的檔案，都是丁玲寫的：一，《我的檢讨》；二，《給中宣部黨委的信·重大事實的辯正》；三，《辯正材料的補充》，總計約有三萬字。

我必須把黨組這封信抄在下面，雖說破壞了講故事的風格，為準确計，也顧不得了。

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所揭發的關于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的問題及事實，經中宣部黨委訓示，目前正進行調查對證。關于丁玲同志的曆史問題，現已審查清楚，除她過去所交待的問題外，沒有發現新的問題，現有幾個有關丁玲同志的問題，請你協助提供材料，問題如下：

(一)有人說：過去文研所學員中曾流傳着文研所是丁玲創辦的說法，對這一問題，你是否能提供出具體情況，如系何人說，何人傳，你和其他學員對這結果是如何了解的?說文研所是丁玲創辦的，這是否就是說在學員心目中，隻知有丁玲，不知有黨?據你了解，丁玲在學員中的影響如何?你和其他學員當時對她的看法怎樣?(二)有人說：丁玲散布過“一本書主義”，提倡驕傲等資産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你是否聽到過?你和你所熟悉的學員和其他同志是否受過這種思想的影響?你對此問題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個會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隻低一點。她是在哪個會上談的，什麼情況下怎麼說的?她是否在鼓勵你的驕傲情緒?對你有何影響?此外，有人說，丁玲從蘇聯回來後曾對你說人要寫出一個作品來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傳“一本書主義”?她當時怎樣談的?你當時的了解和現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說，丁玲在文研所宣傳和培養個人崇拜，張鳳珠也在學員中散布了一些助長個人崇拜及有礙團結的言論，你是否知道這些情況?請提供詳細材料。

(四)有人說，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黨的上司，黨和革命的空氣進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覺，能否提供具體事實?你的看法怎樣?

(五)中宣部讨論停辦文研所時，據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兩個學員列席了中宣部的會議?由誰派的?如何布置的?關于這一問題，在當時學員中有些什麼反響?你是否聽丁玲同志在學員中散布過不滿中宣部的言論?

(六)據你了解，丁玲在學員中的影響如何?丁玲曾給你一些什麼不好的影響?你對丁、陳反黨小集團這一問題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辯正材料及檢讨各一份，請你看後提出具體意見或看法。

上述問題，務請于12月7日前以書面材料交給我們為感。

作協黨組(蓋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湧上頭腦的有三條：一，作協黨組以“絕密”方式向一個黨員調查材料，說明事關重大，未可等閑對待；二，信上屢稱“丁玲同志”且說曆史問題沒新發現，看來“反黨”定性或許有變；三，問題提得十分具體，說明“查對”得認真而且仔細，很像要實事求是。于是我心上歡喜，以為“老八路”作風又回來了，黨畢竟偉大、英明、正确啊!

從信中的問題反觀，丁玲之被打成“反黨小集團”，罪行大體是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黨的上司，學員隻知有丁玲，不知有黨；宣傳“一本書主義”，提倡驕傲；散布對中宣部不滿的言論，等等。問題都與文研所緊密相關，是否還有其它，可就不知道了。這是誰“發現”和“揭發”了這些罪狀的呢?我怎麼就不覺得?——咳，管他!還是寫回信要緊。

由于來信嚴肅認真，我也給自己定個規矩：一定要用黨性頂住心上的歡喜，隻當丁玲仍是反黨小集團頭目，所述事實，必須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嚴防把偏私情緒帶進去。決心既下，立馬停了長篇，查日記，翻筆記，憶交往，對事實，兩天準備，一天起草，快速把複信寫成。自己讀了兩遍，猶恐不夠完備，便悄悄拿給住在北屋的黨小組長胡可，請他挑挑纰漏。胡可一向謹慎正派，活潑溫文，很容易親近。他讀完，說：“看不出有什麼不妥”，卻又握住雙拳做個“對撞”手勢：“隻是還缺點這個。”我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夠有力和尖銳，應該更帶勁些才好。回到我屋，便又在信末的“意見”部分加了個第5條——胡可若看到這裡，或許會苦笑吧?他怎能想到，那個挺俏皮的“對撞”手勢，竟是在給我的“反黨”加油呢。

第二天，謄正抄清，恭謹封嚴，派一個共産黨員直送作協黨組，囑他也要取收條回來。

在此，我對讀者提個小小的請求，求你無妨帶着“雞蛋裡挑骨頭”的精神，從中找一找“反黨”成份或因素，如此，則益莫大焉。下面便是這封回信。

作家協會黨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們的來信，是以這份材料沒有辦法在7号以前送給你們了。

接信後，我用了兩天的時間翻查了我從1950—1953年的全部日記，也翻讀了我在文研所時的聽課記錄，聯系它們，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觸作了一番回憶。現在，我便根據這些來回答你們的問題。

(一)關于“過去文研所學員中曾流傳着‘文研所是丁玲創辦的’說法”問題。

1.有過這樣一個事實，1960年9月30日，我初由天津來北京，遇到陳淼同志，他告訴我文研所的創辦原由，大意說：(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談話，問她是願意做官呢，還是願意繼續當一個作家。丁回答說“願意為培養新的文藝青年盡些力量”。毛主席聽了連說“很好，很好”，很鼓勵了他一番。是以，丁玲對這次文研所的創辦，是有很大的決心和熱情的。(2)文研所的創辦，與蘇聯友人的重視也有關系。蘇聯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龔察爾，記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學學校，聽說沒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蘇聯，斯大林曾問過他，中國有沒有培養詩人的學校。以上兩項，也對文研所的創辦，起了促進作用。

這就是我聽到的關于文研所創辦的傳說，以後，我再沒有機會聽到談這個問題了。

我當時的看法是：文研所是黨辦的，這沒有疑問。(當時也流傳這樣的說法：“文研所是文藝黨校”)丁玲在裡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覺得沒有疑問，因為是黨委托了她來辦文研所。文研所的創辦，展現了黨對青年寫作者的關懷，這關懷又具體表現在丁玲對黨的熱情和積極性上。

2.以我看來，說當時學員們“心目中，隻知有丁玲，不知有黨”，完全不合乎事實。第一，丁玲在學員中确實有很大威望，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便是她是黨員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黨員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體上司，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間、康濯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動從頭到尾一直沒有停止過，很多次思想鬥争、政治運動，以至最後的整黨，都是支部直接上司的，這些工作都進行得相當成功。第三，黨員對文研所的指責和意見，也大都是經過支部提上去的，黨的活動經常影響着學員們的學習、生活和思想，怎麼能說不知有黨呢?就我知道的，學員中一半以上是黨員，且大部分人的黨齡很長，說這些人“不知有黨”，也太把我們的覺悟水準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學方針、計劃、人員組成等重大事項，我們都聽說過是經中宣部讨論研究後準許的，不曾感到過丁玲想把黨的影響掩蓋起來。

3.至于丁玲在學員中的影響，我認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獲得了普遍的愛戴。人們對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創作，很能知道人，對青年很熱情，也很關心，而且，她還給我以熱愛黨和熱愛新社會的印象。她曾多次為解放區文藝——工農兵文藝做過辯護，特别在它們遭到攻擊的時候。

(二)關于“一本書主義”和提倡驕傲等問題。

1.據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對過驕傲的。開學之初，她就批評過一些學員們看不起“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傾向。後來，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區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聯系着驕傲，進行過批評。在文研所末期，她曾兩次嚴厲地批評過我的驕傲，這曾造成我在一個時期内怕看見她的原因。是以，反對驕傲，提倡虛心學習，是她給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這一點，恐怕文研所的學員都可以作證的。

2.“一本書主義”這個詞戴在丁玲頭上，我認為是不妥當的。她說過恍惚可以這樣聯系的一類的話，如她說：寫一本書出來，應該讓讀者讀了有所收獲，長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發現在裡面，要有站得起來的人物，等等。我以為她是在提倡注意品質，反對粗制濫造，這話至今看來，也沒有什麼錯。

至于來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說過“要寫出一本作品來才行”的話，可能指的是這件事實：丁玲和曹禺預備去蘇聯參加對果戈理的紀念，在動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2月26日，丁玲叫了我去幫她買些禮品，在她家裡，對我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個人出國，出風頭，并不是什麼大榮耀，那是趕對勁兒，人家讓你去的。其實，作家出國，隻有幾個作家注意；學生出國，也隻有幾個學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是以說，真正的為人民所景仰，永遠記在心上，還是得有幾本作品留給人民，留給後人。”這段話是我自蘇聯回來三個月時對我說的，我以為她是在暗示我，出國也沒什麼了不起，值不得驕傲。

3.也有過這樣一件事實：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開全體會，宣布1951年第一季的學習計劃，丁玲在會上的确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總覺得中國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嗎?文藝雜志有幾十種，沒有人能全部看得過來。然而，沒有像這樣的作品，像我們讀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說李逵怎樣，武松怎樣；看了《紅樓夢》，大家就吵架，你愛黛玉了，我愛湘雲了。可看了我們的作品呢，常常說，生活豐富，語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記了。前幾天我在人民大學講演吹牛說：《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來隻差了一點點，那就是人物，周鐵漢還有點概念化。我們說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們每人都想出幾本好書，可是這是不能着急的，你們都還十分年輕，哪有這樣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隻差了一點點”這句話單摘出來，是有問題的，但上下聯系起來看說她是在鼓勵我驕傲，便顯得牽強。而就在這同一次講話裡，她就說過：“我們是個長途競賽，我們才從起點上跑起，以後的路子還長，有成就的就不能驕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應該有什麼就說什麼。書出來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應該批評也能夠批評的，不讓人家批評，就是守财奴，那你當打字員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說的話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誤解的。我在中宣部召開的黨員大會上的發言，也曾指責過“一本書主義”，然而那是在一種空氣、一種壓力下未經認真思考說出來的，它隻是說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種錯誤，我為那樣的話感到慚愧。

(三)我沒有覺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傳和培養過個人崇拜。我是對她崇拜過的，但我覺得這并非由于她的培養，問題是在我自己。還應該說一句，我曾崇拜過很多人，連長、團長、兵團司令，一直到我們黨的很多領袖，我都崇拜過，但同樣不能說是他們培養了我的個人崇拜。

張鳳珠散布了些什麼，我不知道，我和她沒有接觸過。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黨的上司，黨和革命的空氣進不去”的感覺，我是沒有的。康濯、田間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時，我倒覺得丁玲對文研所幹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當然，如果康、田等人都給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過他們不要黨的上司的，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細細想來，覺得并不是那樣。

(五)中宣部讨論停辦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沒有聽說過。

(六)丁玲給我的不好影響，我想有：(1)她捧過《平原烈火》；(2)她偏愛過我(讓我給她買出國禮品，讓我到她家陪愛倫堡、聶魯達、劉芭等人吃飯等)。這些，會促使我驕傲的。但，在我心中更多的響着的，是她那“不要驕傲，不要驕傲”的話。

最後，我想說一說自丁、陳事件以來我的一 些想法和一些意見，請作參考。

1.我覺得，丁玲假如沒有其它政治問題，隻有思想和作風等方面的錯誤，則她仍不失為我黨優秀的作家，她在宣傳、堅持和保衛工農兵文藝方向上是有功績的，對培養文藝青年也做過很多工作(在這次丁、陳事件的揭發過程中，這一點也反映得很突出)，她對黨、對新中國有着真實的感情，在創作上的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如果但有一線希望，我請求黨能盡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的精神，用珍惜的态度，澄清她的問題，并采取措施消除這件事所引起的消極影響，這對黨是會有利的。

2.假如在丁、陳事件的揭發處理過程中，有着過火或失當的地方，我希望作協黨組能記取這樣一個教訓：在開展思想鬥争的時候，盡量避免使用壓力，防止造成那麼一種空氣，即沒有人敢講反對的意見。因為，無論怎麼說，這是對事情的解決沒有好處的。有許多年輕、幼稚、缺乏鬥争經驗的同志，在這種氣壓下，常會說出一些不夠認真的話來。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會上的發言，便有過這種情形。這很可能隻助長問題的更複雜、更混亂，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這對黨不利是不待說的了，即使對這些年輕的同志說來，在今後一個時期内，心情會容易輕松得下來的嗎?這些同志自應進行他自己的檢讨，而黨組也應預先便考慮到那可能是痛心的後果的。當然，假定有人故意說謊，向黨騙取信任，則應給予必要的譴責。

3.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錯了，我以為單就她對培養青年作家的熱情和努力來說，也值得我們黨的作家和前輩作家們學習。一切黨的作家，都應該像她那樣跟青年寫作者們有那麼密切的聯系，從黨同群衆的聯系的觀點來看，也應該是這樣的。

4.對文研所創辦幾年來的功和過，應該有個恰當的估價。自丁、陳事件揭發以來，在許多會上的報告、講話和發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傾向，好像文研所隻是培養了“一本書主義”，提倡了驕傲，宣揚了資産階級思想，它是否有成功的或對了的地方，一字不提。這不但是不合乎事實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幾十個在那兒學習過的青年們，也無形中一齊給背上了包袱，使他們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承認在文研所學習過；也影響到一些組織上對他們的看法。我以為，這也是個不能輕視的問題，那一些過于片面的說法，應當加以糾正。

5.我對你們這次給我的來信，有一種在态度上不夠全面和不夠客觀的感覺，上面隻是問我受了“一本書主義”什麼影響，某件事是否即鼓勵我的驕傲，丁玲給過我“一些什麼不好的影響”，卻沒有向我要對這些問題的反證，也沒有問我受過她一些什麼好的影響。這使我有些耽心，這樣的調查問題會不會得到完全公平的結果。

意見是否有錯了的，望給我以批評教正。

此緻

敬禮!

徐光耀

1956年12月12日京

我的“規矩”形成了這信的特點：一，所有事實，都有時間、地點、場合，極便查證；二，對丁玲有利的話說了，對丁玲不利的話也說了，沒有回避，沒有“耍心眼”；三，用事實回答問題，用黨心提出意見，至于怎麼給丁玲定性，全然聽憑組織。如果說到傾向，也隻“但有一線希望”，“請求黨能盡力挽救她”而已。最大的尖銳，則是擔心這樣的調查“會不會得到完全公平的結果”。

信發出之後，心裡很踏實，絲毫沒有大禍臨頭的預感，誰知“罪行”卻由此鑄成了。

三、“興高采烈”

平心靜氣地想，自建國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實在是美好的，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社會治安良好，各條戰線欣欣向榮，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級幹部清正廉潔，黨群關系魚水情深，舊社會的惡霸、土豪、官僚、黑幫，一掃而光，小小一陣風，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黨的任何号令，無不四海風從。北韓戰場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頭号帝國主義，中華民族個個吐氣揚眉。東歐雖然鬧起了波匈事件，可我們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會主義陣營，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我們是最足自豪的……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黨、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各地報紙，仍是一片連一片的大好消息。國家所有舉措，大都得民心，順民意。知識分子們，每天都在用他們的如花妙筆，大力歌頌形勢大好，海宴河清。像我這個從一當兵就被教導要關心國家大事的人，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沒有!很高興，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勢，有所作為，隻有更深地埋頭于我的長篇，我的人物。

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鳴，百花齊放”。單這充滿詩情畫意的兩句話本身，便很讓人喜歡，“百家争鳴”，何等動聽，“百花齊放”，何等燦爛。粗按一下它的内容，無非是給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氣、文化環境，包括創作思想、學術氣氛，搞得更寬松、更活躍罷了。建國七八年了，幹部更成熟，人民更覺悟，黨的絕對權威極為鞏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擴大，豈非順理成章的事嗎?抗日和打老蔣時期，我們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也一再呼喚民主自由，現在要把承諾兌現，看來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開放了。誰個

——尤其是知識分子，哪能不歡天喜地呢?

随着“雙百”方針的釋出，黨又提出了“整風”。黨已盡夠偉大，但還存有缺陷，還有陰暗面，不适應執政環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麼辦?号召“鳴放”，給黨提出批評，幫黨改進，使黨更完美。為了解除人們的顧慮，凡開會就提倡“暢所欲言”，再三再四地宣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抓辮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說馬列主義是不怕批評的，如果一批就倒，馬列主義也就沒有用了；還畫出一幅美妙的前景來：“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說得如此好聽，如此懇切，不知别人，我一聽就喜歡到骨髓裡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見不敢吐露，而是感到這麼一來，黨就真的會使我們的國家超越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達到空前的繁榮富強。這怎麼不激動人心!我甚至想到了當年的“整風參考檔案”蘇聯話劇《前線》，這是個揭露蘇聯自己陰暗面的戲，它批判前線某些進階指揮員頑固守舊，壓制新生力量，緻使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當時新華社發表文章說，蘇聯在正遭德國法西斯重創的時候，公開上演這樣的戲，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評的表現。目前，我們迎面沒有希特勒，全國人民齊心向黨

，黨還要發動批評，以療救黨的疾患，可不比當時的蘇聯更偉大嗎!

有一天，胡可從外面開會回來，神情特别興奮。我問怎麼了。他說，剛聽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哎呀講得真好，毛主席水準就是高!”胡可是全國人大代表，有資格親聽毛主席的講話，他的興奮，他的幸遇，都使我啧啧豔羨。隻過幾天，我也接到通知，去聽毛主席這個講話的錄音。我高高興興地跑了去，發現會場很多人都把本子鋪在膝蓋上，一面聽，一面與自己的記錄對照，他們早聽了非止一次了。他們在追求一份更完備的記錄。我的手一向較慢，又是錄音，又是湖南話，記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場自己的氣。

毛主席親自出馬，親自動員，苦口婆心，竭盡熱誠，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的那段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那個“其興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這條新路，就是民主。現在，正是毛主席為此而大展宏圖的時候了!是以他才如此熱情地鼓勵大家多提意見，以便發動全國人民，發揚民主，傾心吐膽，幫助黨把風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輩小子，有何德能，逢此開明盛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覺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時，部隊上卻出了個“四人文章”事件。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一下子被毛主席指為：跟中央“雙百”方針唱反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毛主席甚至說，解放軍開來了四個團，要對“鳴放”進行阻止雲雲。瞧，反對“鳴放”的左派們，遭到痛擊，不是給“鳴放”政策上了雙保險嗎?凡對“鳴放”心存疑慮的人們，還有什麼可猶疑觀望的呢?

在這麼火熱的氣氛中，創作室全體開會，宣布“鳴放”開始。會場上人人笑容滿面，一派祥和輕松。然而，發言雖說踴躍，“火力”實在不猛，且多數與本機關無太大關系。即使扯到國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義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說，創作室一周左右的“鳴放”，“攻擊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題：一曰“肅反”，二曰統購統銷，三曰反蘇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總政文化部“蓮花池肅反”中挨過整，心存委屈，“鳴放”時有所抱怨，如公劉。其二，有的家屬從農村來信說，“賣餘糧”賣過了頭，擠了農民的口糧，有的地區不得不“返銷”。其三，新來的秘書吳占一，東北人，很年輕，給陳沂部長當過秘書，大概從上層風聞到中蘇關系有變化，便來“鳴放”說：“蘇聯紅軍45年進入東北時，到處強奸婦女，亂拿老百姓的東西，還拆走了我們好多機器。這些話，其實隻能算作“閑篇”，沒有誰把它當真的。

惟一“火力”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創作室的正式成員，他從小要飯，要飯要到八路軍那裡，同志們說，别要飯了，當兵吧，共産黨就是為窮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了讨飯棍，成了紅小鬼，從衛生員一步步熬到軍醫，也提高了文化。在進軍西藏途中，眼見無數戰友艱苦卓絕，大受感動，寫了個中篇小說《雪山英雄》，出版後頗受歡迎。他再接再勵，又結構了一個新中篇。創作室發現他是個好苗子，為成全他的作品，便暫時“借調”了來。他也像我一樣，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家夥，自恃根正苗紅，便放膽“鳴放”說：我見過一些壞幹部，吃着國家的飯，整天鬧自私自利，就像棗樹上的尺蠖，一曲一曲地到處啃吃人民的财産。有些更可惡的，簡直張着血盆大口，公開吸食民脂民膏。說起這些蛀蟲來，我真恨不得拿機關槍嘟嘟了他們!

“反右”時，樊斌成了創作室當頭第一名，說他對黨“懷有刻骨仇恨”，證據就在“要拿機關槍嘟嘟共産黨”!

若論我在“鳴放”中的表現，倒是個十足的“左派”，不但沒有一句錯話，還把三大“攻擊方向”批駁了兩個。從“左”的立場上說，真稱得起是我的一份“榮耀”。我說，“肅反”确乎傷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問題弄清了，譬如我們華北軍區整張志民，整得他幾次哇哇大哭，連書信、日記都翻查了，最後結論是沒事兒。既沒事兒，他就用不着背個不清不白的“包袱”了，這不也挺好嗎?我這話的内涵是：我做過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檔案中，存有長久弄不清楚的“問題”，本人也許全然不覺，但在知底人看來，其“包袱”是極為沉重的。詩人張志民之被肅，是由于公安部的兩條檢舉：一曰在逮捕胡風時，他在門口“探頭探腦”；二曰，從胡風家中抄出了他的書信一封。假如沒有把他“整”一通，想落個清白檔案，是不大可能的，何況檢舉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擊統購統銷”，創作室最大的反駁“權威”就是我。我剛剛親自辦了三年的農業合作化。三年中，按照黨的檔案仔細觀察，确乎發現不少“新富農”苗頭，就是說，這些“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多數還留戀新民主主義，不願、也不滿農業合作化的，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絆腳石。黨之是以發動“賣餘糧”運動(即統購統銷)，就為給“新富農”們一個沉重打擊，絕了他們拿糧食去“投機倒把”剝削别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親，說他解放以後，小日子蒸蒸日上，就忘了舊日苦楚，正順着“老富農”的發家路線，興緻勃勃地尋求發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線”掘斷，怎麼會規規矩矩去走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我這話，說得叮叮當當，被駁的人隻好啞口無言。

為此，當反右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力壓下來的時候，創作室有個同志在驚愕之餘，指着我說：“徐光耀，你小子這回又鬧對了!”我聽了，還真覺得又經住了一次嚴峻考驗呢。

大家已經“興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鳴放”結束的那次會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給大家一個任務，他說：“‘鳴放’是結束了，可每人還得交一篇‘鳴放’文章，把你們已經說過，或沒有說完的意見，再用文字表達出來。這不是要求，而是死指令。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題目。”我急不可待地說：“我怎麼寫?大家都見了，我根本沒有意見呀……”不等我說完，虞棘就連忙又擺手又搖頭：“不管不管!不是說了嗎，死指令，有沒有意見，都必須交文章，誰都一樣。”老實說，自打參軍以來，這還真是第一次聽到“死指令”。好吧，軍人以服從指令為天職，自己去想辦法吧。

在家裡絞了兩天腦汁，從陳、陳、馬、魯“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長陳沂。陳的上司，我素來覺得有點家長作風，而社會上時露苗頭的文藝教條主義，也導緻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這些“公害”，都有使文藝脫離群衆的危險……就這樣，腦子裡一步步生發開去，一條湊一條，終于把文章湊成了，題目叫個《海闊憑魚躍》，副題是《向部隊文藝上司獻上我的幾點淺見》。為給寫長篇擠時間，匆匆抄正發出。

過了不幾天——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敲響了“反右”的戰鼓，又過8天，《海闊憑魚躍》在《文藝報》登出，白紙黑字，斧頭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許世故一點，我也許能避過這次失足。因為已有征兆，足夠使人警惕。是侯金鏡又一次來到了大耳胡同，在談及《文藝報》的内部情況時，他感情複雜地說：“這一回，唐因、唐達成、侯敏澤幾個，恐怕要吃虧。他們說了不少‘出界’的話，至今勢頭挺盛。這麼下去，會栽跟頭的。”我聽了不免着急，問他：“為什麼不提個醒兒，幫他們一把?”侯說，“不行啊，你一說，他們會在會上揭你，說你破壞‘鳴放’。”接着他又說，本來他也想說說的，可張光年不讓，至此，侯把拳頭往腰後一掖，說，“張光年要保持我這個‘拳頭’，到時候好用”。恨隻恨我那時太自信，太癡愚了，連這麼明顯的“引蛇出洞”警鐘，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後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較為謹厚，有山東漢子之風。我們雖無深交，也絕無私怨，他從哪裡找來“死指令”這一招數的?若說是“惡作劇”吧，虞棘似不是這種人；若說是支部故意設計，而同時上當的還有魏巍和胡可，他們都有“鳴放”文章出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寶書《五卷》，拜讀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時的偉大領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對像創作室這樣冷清的“鳴放”，是不能滿意的。他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彩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于我們越有利。”好來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五卷》425頁)，原來如此，“死指令”，乃整個戰略部署下的戰術發明，你還往哪裡逃呢?

四、插曲

忽想起一件與“鳴放”小有關系、可互相“照應”、最後留下一個“謎”的事來，也無妨記在下面：

約在創作室“鳴放”的後期吧，虞棘通知我及另外一二同志，讓去旃檀寺總政大院，參加給陳沂部長提意見的會；并說，此會是文化部與宣傳部聯合召開的，目的是整風，陳部長也希望聽聽各方面的意見。這使我有點興奮：有機會當面給部長提批評，不是随意可得的；況且平時總認為他說話生硬，辦事武斷，文藝觀點偏“左”，創作室許多人對他都有些畏懼，把這些話說給他聽聽，總是件好事。當然我也知道他是老革命，有不少功勞，文藝界惟一的一名少将，挑了我去“捋虎須”，不是好玩的。但還是做好了發言準備。

會場設在一個中等會議室，約五六十人之多，清一色都是軍官，絕大多數我不認識。主持會議的是總政宣傳部上司。與一般“鳴放”不同，氣氛相當嚴肅。會議預定八點半開始，人早到齊了，時間已過，獨不見陳沂露面。主持人一面派人去催，一面頻頻看表。催的人回來說，還有一點什麼事沒有辦完，得再等一會兒。主持人頗不耐煩地宣布：“再等五分鐘。”五分鐘過了，仍不見來。便有人提議：“開吧，開吧，說着等他。”于是有位首長指指我說：“徐光耀，聽說你有些意見，你先說吧。”可我卻站起來搖頭說：“我不，我要等着陳部長來了當面講。”這句話居然引起了一陣哄笑。但我剛剛坐下，陳沂就大步匆匆地闖進來了，連連說着“對不起”。

主持人便再次指我：“陳部長來了，你講吧。”

可惜“文革”期間，我忍着剜心之痛，把日記毀掉了，不然，我會把意見複述個大概的。如今記憶力衰退，實在想不起說了什麼了。但由此也可證明，我那些話都屬于“雞毛蒜皮”，沒有可以上“性質”的，不然，總會記住一兩點。但有個細節還留在印象中，即，我談到了一件事實，剛說了半截，陳沂突然插斷說：“事情不是這樣的，那是……”我也立即插斷他，說：“陳部長，請你讓我把話說完。我說錯了，你有的是時間反駁。”接下去，一口氣把話說完，沒有再碰到阻攔。

幾年之後，才奇怪我哪裡來的那麼大“賊膽”，“猖狂”到如此程度，可不就是明目張膽地向黨進攻嗎?有趣的是，此後不久，陳沂和我都被當成“右派”來打了。據傳，鬥陳的會場上貼有大幅漫畫：滿臉青綠的陳沂，正抱了馬寒冰的屍體做投槍，兇惡地向黨進攻!而我這次對陳沂的“攻擊”，既無“向黨進攻”之罪，也不給“反擊右派”的嘉獎，大會小會毫不提起，悄悄地“功過相抵”了。

此後的四五天，忽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标明寄自“克拉瑪依第495勘探隊”，打有三個郵戳，日期分别是“523”，“524”，“525”，都蓋自北京。8分郵票的圖案是紅軍長征“過雪山”。“克拉瑪依”那時正聲名大噪，因為據說發現了大油田。可我與克拉瑪依素無來往，誰給我寫信呢?

打開看，是半頁豎行紅格稿紙，字迹秀美流利，信很短，抄之如下：

徐兄：

偶讀高中文學課本，見曹植《野田黃雀行》，甚感古風猶可貴，抄寄共賞。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鹞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削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緻

敬禮!

友人自遠方寄

(課文中注解尤有味道，不贅)

我的文化水準很低，看了，不懂。愣了半晌，想到正有一套高中文學課本在架子上，找着曹植這首詩看注解，說此詩乃告誡“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意，才恍然覺得可能是個警告。然而又拿不準，我并沒有“捕蟬”，惟一想捕的隻是長篇。我身上也沒有什麼油水，怎會招得“黃雀在後”呢?雖給陳部長提過意見，可那是在會上，當面講，毫無伏在背後偷襲誰的意思。到底怎麼了?

下午，創作室仍開會“鳴放”，我把信帶到會上去給大家傳閱。人們有的搖頭微笑，有的說是匿名信，是開玩笑，也有的說，寫信人怕有陰暗心理，最激烈的說法是，“這是破壞運動，應當查一查!”……當宣布正式開會之後，我就把它收回兜裡，一直儲存至今。

匆匆四十多年過去了，今天再看此信，猛覺寫信人實在是一位賢明，在那網羅四張，釣餌垂遍的年月，他能一展大慈大悲之心，給我這位盲人瞎馬一個提示，該有怎樣一副救人濟世的古道熱腸啊!可惜的是，還從哪裡去尋這位恩人呢?他是不是仍活在世上?他還記得這件事嗎?天可憐見，信主雖然難找，信卻成了我最堪珍藏的一件文物，若把它視之為抵制“陽謀”的義舉，那價值就更高了。

五、“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運動興起之後，普遍流行于大小報刊的一句話。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類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裡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殲”。這“大海”之深、之廣、之沸騰如烈火烹油，都夠得上是“史無前例”。過去小說中常用的“魚落網中，鳥已入籠”，絕對不夠勁。一旦入“海”，你即使以頭搶地，哀告求饒，都不管用了，必要掃盡你的斯文，剝盡你的尊嚴，辱盡你的人格，罵你個狗血噴頭不可。其實，泛過這個“大海”，用不着再勞動改造，已盡夠使人“脫胎換骨”了。

但後來有人評價創作室的整個“運動”說，“鳴放”階段，基本上冷冷清清，“反右”階段，也沒有太大“火候”。意思是，從全局衡量，算不上“典型”。現在想來，倒也不無道理。若與軍外相比，真可能是很文明的。拿敲起“反右”鑼鼓的6月8日社論之後說，創作室竟還安排人去度“創作假”呢，使我們幾個——史超、周潔夫、柳其輝、黎白夫婦、徐孔和我，悠哉遊哉地上了北戴河海濱，輕松地寫開了東西，并大遊其泳。已在風起雲湧地“反右派”，仿佛與我們全不相幹。可是，有一日在閱報欄前，忽聽周潔夫“哎呀”了一聲，吃驚地說：“怎麼，劉賓雁也成右派了?他要成了右派，我們都得是右派!”我立即湊上去看，果然，劉賓雁已在報上“點名”，同章伯鈞、羅隆基等劃歸一類了。

周潔夫一向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我跟他不甚熟，亦不知他與劉賓雁是啥關系。但他的驚叫也驚了我的心；什麼叫“我們都得是右派”?“右派”跟我們沾得上邊兒嗎?

然而，當天即接到創作室的長途電話，叫我們立即趕回機關，以參加對“右派們”的反擊。我除了遺憾遊泳尚未過瘾之外，倒慶幸長篇恰好殺青了。第二日一早，幾個人騎了自行車往車站趕，路上，我綁紮得很緊的長篇底稿包袱，忽從後架上颠落，丢在地上。我心上猛感一震，覺得這是個兇兆。

創作室的第一次會議，給人印象還算平和。虞棘主任講話，主要是要求大家放置手上的工作，積極勇敢地投入“反右派”鬥争，該揭發的揭發，該檢舉的檢舉；如果在“鳴放”中說了“出界”、“出圈”的話，要進行檢讨，早日“卸包袱”。誰跟社會上“右派”有聯系，更須及早交待，劃清界限。

氣氛不算緊張，但是開始了。

“要拿機關槍嘟嘟共産黨”的樊斌，自然首當其沖。可憐這個小要飯的，大概在舊社會也沒有被三十來人圍着臭罵過。“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槍“嘟嘟黨”，開頭還算是“出界”，經過三批兩批，很快都變成了“對黨懷有刻骨仇恨”，“瘋狂向黨進攻”!按理說，誰個心中都明白：樊斌所想“嘟嘟”的不是共産黨，而是壞幹部。這個“個别”與“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調換，壞幹部都成了“共産黨”。與會的多數人在戰争中鍛煉多年，原則性原來很強，竟無一人(包括我)覺得這有什麼不妥。悲劇就這樣“順利”而反複地循環。在這種局面下，樸實而木讷的樊斌，全無一言可辯，隻能認罪低頭，不幾天便“鬥熟”了。最後，黨籍軍籍雙開除，戴上“右派”帽子，發往雲南麻瘋病院“改造”去了。《解放軍文藝》上發表的批判文章，題目就叫《反黨逆子——樊斌》。

在鬥樊斌的時候，創作室插空發了個列印檔案，人手一份。題目毫無感情色彩：《公劉在“肅反”以後寫的幾首詩》，錄有《懷古》二首，寓言詩四首，新詩兩首，分别發表在《新觀察》、《文彙報》、《詩刊》等處，隻有最後一首長詩，不知何故，注有寫作日月，而無發表處所。檔案很幹淨，無一字說明。

公劉在“鳴放”中，對“肅反”表示過不滿，但意見唔唔哝哝，說不上有多少“上綱”的東西，而這八首詩，卻把他“扣”住了。我向來不懂詩，公劉兄這八首，我是第一次欣賞，讀得也最認真。但當時還是不大懂，隻覺得很好玩。且抄一首《刺猬的哲學》，大家共賞：

冬天來了，到處飄着雪花；

兩位刺猬哲學家，

為了尋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裡爬。

它們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紳士一樣行禮如儀，

互相問過夫人公子的康健，

然後咒罵了一陣天氣。

可惡的北風越吹越緊，

兩位哲學家都覺得很冷；

不靠攏吧四面招風，

靠攏吧又實在蟄人。

于是他們想出了一個聰明的主意：

讓雙方保持一定的距離，

既不要過分的疏遠，

也不宜過分的親密。

可是天啊!這樣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隻顧自己縮成一團!

丢掉這種刺猬的哲學吧，

應該掏出赤誠的心來交換……

怎麼說呢?這首詩的用意并不隐晦，最後一段已經喊出來了。可按鬥樊斌時專挑毛病的習慣，據我分析，還确有“反黨”成份：同志間靠一靠，就會“蟄”着嗎?這種現象如果有，也是個别的。黨從來不主張人與人“要保持一定的距離”!非要這麼說，就是誣蔑!這麼一想，自然奮勇起來，積極參與了對公劉的聲讨。凡人如我者的毛病就在：自己挨罵的話記得清楚，自己罵人的話，大都不記得了。幸而公劉仍然健在，我都罵過他些什麼，他是完全有權利随時揭發的——寫到這裡，忽覺有個疑難：罵了公劉，潑了不少“誣蔑不實”的污水，道歉是當然應該的。可是，牽延至今，我既沒有向公劉說過半句賠情的話，他也絲毫沒有要别人道歉的意思，大家都認了!整人的，挨整的，都認了!好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過這碼事!今天，倘若有誰說了一句傷人的話，是要打官司的，道歉不說，還要索賠。可幾十萬或上百萬的“右派”，至今無一人提過“道歉”要求。豈但道歉，即使“内部控制使用”，人不人，鬼不鬼，甚或家破人亡，“曳尾塗中”二十餘年，等等，除了一紙“改正”，和一個“擴大化”之外，也就萬事大吉了。寬容固然是美德，可盡是一味寬容，老是認了就認了，認了就罷了，陳陳相因下去，會不會又弄出個什麼“文化大革命”來呢?公

劉兄善于思辯，不知他又有怎樣的看法?

公劉在創作室詩名較著，文化素質較高，“知識越多越反動”，鬥起來自然升溫加碼，格外帶勁。所費時日也大大超過了樊斌。在“背靠背”會議上，支部幾次布置要“加溫”。随着鬥争的深入，報上“點名”的“右派”越來越多。突然，四川冒出個“反動透頂”的詩人流沙河來，喊得最響，批得最兇的是他的《草木篇》，說是一株惡毒攻擊黨的大毒草。創作室順風順水，把公劉的寓言詩與《草木篇》排行，稱之為《禽獸篇》。這樣一搭配，“雙峰對峙，二水分流”，在反黨上便有了“異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劉渾身是嘴，也辯不清楚了。

“人民戰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燒到部隊來。一日，創作室的黨員幹部奉命去參加全國作協的“黨組擴大會議”。我那時真是閉塞得該死，竟而全然不知這個“擴大會議”是幹什麼的。直到卡車開到王府大街文聯大樓門口，有人說“丁玲來了!”我忙問“在哪裡?”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陳明攙着戴墨鏡的丁玲，徒步蹒跚而來。我急忙跳下車廂，跑過去把手伸給丁玲，說“你好!”丁玲沉着臉不吭聲，也不伸出手來；而陳明的眼睛裡聚着一團惶恐和疑懼。我這才恍惚覺得有什麼不對勁，急忙翻身跑回創作室的隊伍，傻呵呵地一同進了大樓。

六、軍外大舞台

原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聯大樓，現已歸了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甚覺可惜。這地方很有資格成為一個紀念館。50年代後期，特别在“反右派”運動中，它實在是個極有意思的風暴中心。我相信，文藝界大部分從那兒進出過的人，終其一生，都将很難把它忘懷。

“黨組擴大會議”的會場，設在二樓圓柱大廳，不大規則地擺着些桌椅，說不上哪是主席台，靠東牆有兩張“課桌”，幾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裡。就風格論，很有點散漫自由的民間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躍的，自然有周揚指為有“大功勞”的劉白羽，以及邵荃麟、詩人郭小川等等。不知為什麼，周揚卻坐在一個角落裡，不是後來他偶然插話，我還以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陳明共一張“課桌”，陳企霞坐在另一個地方。隻有幾位格外苦臉低眉的，如馮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其他與會者大多是文藝界的頭面人物和知名人士，散亂地擠在“池座”裡。宣布開會前，滿大廳隻聽見“嚓嚓”的腳步着地聲，有交談也是噓氣樣的“竊竊私語”，整個氣息都屏住了似的。

我絕對不是描述這場風暴的“權威”，也談不上合适人選，充其量是個半陪綁性的“小蘿蔔頭”。因“内幕”不明，又事隔42年，我隻能從個人角度，就耳目所及，略述些“表面現象”。若睹全貌，隻能俟諸真正權威大家了。

會議開始，周揚和主席們都沒有講話，這也不奇怪，“擴大會”已開過多次了，我們是被再次“擴大”來，半途插入的，沒有見到開場一幕，也就很自然。今天搶占發言先機的是天津作協的一位作家，他正當壯年，身材高大，口才極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勢，加強了他揭發問題的轟震效應。他說：天津文藝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與陳企霞關系密切的柳溪，已低頭認罪，并揭發了一個“駭人聽聞的”“大的反黨陰謀計劃”!接着，他先曆數陳企霞“僞造信件”，組織“翻案”，“到處點火，向黨進攻”等等惡行，然後才把這個“大的反黨陰謀計劃”揭開蓋子，說：丁玲計劃在即将召開的文代會大會上“公開退出作家協會!”這是令人“全身發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國文藝界的”狠毒陰謀!在最後，方紀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詞校訂》，摔在桌上，說，它就是陳、柳之間聯絡暗号的物證。

我驚愕，我癡呆，我腦袋裡轟轟亂響，但還不到魂飛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陣，在新奇感和震顫感遞減遞消之後，忽而敏感了起來，在這位作家列舉事實過程中，牽連人數之多，最叫我驚心。依稀記得“被點名”的有：艾青、馮雪峰、李又然、聶绀弩、胡考、唐達成、鐘惦*#、孫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還提到陳企霞有二百多學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陳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這個發言的威懾力，實非尋常，特别是一提到大陰謀“分裂文藝界”，界限一劃，“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人不就都歸到一塊去了嗎?

“反右”進展到目前階段，“點名”，已成為一種“請君入甕”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證明。這位作家的發言，很明顯把會上的“火候”提升了一個高度，如他自己所說，是“突破性的”。

每次會議都必須參加的丁玲，全始全終地與陳明坐在一起，聽着各種各樣對她的批判、侮罵、作踐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無門，我這支秃筆是沒有辦法寫出來的。曾幾何時，她還是中國共産黨的、從延安來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聯”時期的上司骨幹，中宣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報》和《人民文學》前主編，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轉眼之間，變成了“反黨陰謀家”、“野心家”、“極端卑鄙的個人主義者”，當面被斥之為“落水狗”、“楊蔭榆”、“莎菲”，乃至“鳳姐兒”、“奸臣”……新中國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陣營裡的“階級鬥争”就打成了這樣!

為了把丁、陳徹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會議還邀請來黨外的一批民主人士和知名作家，借助他們的聲望、威信、影響和才幹，來在更廣大的範圍内批判和侮弄這些人。當時有人說，中國文人自古就有個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懸霸主鞭”的逆境，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現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亂的情況。特别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醜诋，互相撕咬，最無可奈何時，甚至互相欺詐，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說得好：“整個國家像中世紀的羅馬競技場，奴隸撲殺奴隸，以供奴隸主取樂；奴隸撲殺奴隸，為求自己得以苟延殘喘。”話雖苛苦，情形确是這樣啊。當然，動機是有差别的：有的為潔身自保，有的為“立功自贖”，有的為證己無罪，也有的是奉命“打沖鋒”，強作積極，自然也不排除有用人血染紅頂子的。但從絕大多數看，卻隻有一條，那就是吓壞了，吓昏了!

但也有一個人與衆不同，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發言最具個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貫風格。聽内容，名為批丁、陳，實則頗多弦外之音。他說：“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說我當作協副主席，是把我擡得過高了。我說，并不高。”接着，他就說了幾件在重慶從國民黨手裡救作家幫作家的事。然後自問自答：“我不是在這裡表功，更要緊的是解放後我可曾拿這些當作資本，争取當作協副主席沒有?沒有!我在重慶團結過作家，我有資格當作協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會向首長們吹噓自己，讓我作副主席。”下面又談到，外賓在他家吃飯，他送外賓小禮物，都沒向作協要過錢。組織上請他去北戴河、頤和園休假，他也不去，“我有自己一個小院子，為什麼要上頤和園把别人的機會擠掉呢?”他說，作協的庶務科說他是“最省事的副主席”。他号召，“我們的國家還不富，我們應當勒緊褲腰去搞建設。”

他還談到要尊重民間藝人，要幫助戲劇曲藝的發展，要重視侯寶林。最後落到“要團結”，做到“人人能夠不猜忌，不虛假，不狹隘，”“大家都說真話，不背後嘀嘀咕咕。”

他的話，說不上石破天驚，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記得有什麼掌聲，不過，人人都聽得很提神。老舍畢竟是老舍，在這樣的會上這麼說話，也就難怪他後來要跳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話細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處，有些話，是頗涉黨的“秘密”的。會上常批馮雪峰等人向黨外“洩露秘密”，那麼，是誰向老舍“洩露”過呢?可當時誰也想不到要去追究，這就更使人覺得耐人尋味了。

七、“花絮”(一)

人生大舞台畢竟是豐富多彩的。在壓抑緊張氣氛中讓人破顔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現過。我首先要說的是艾青。艾青雖然很早就同丁、陳一樣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閑，似已超脫紅塵之外了。每聽見逗樂及滑稽話頭，他絕不掩飾、也絕不控制自己的笑容。為此，常有人罵他“不老實”，“不嚴肅”。但他仍然照笑不誤。有一次，主持人拿他開刀，選了他一段“自我檢查”稿，念給大家聽，其中有一句說：“那時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氣憤已極地說：“這個所謂的‘檢查’，明顯地是他老婆代寫的，他看也不看，就這麼原封交上來了。這對黨是什麼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氣憤，亂哄哄喊抗議。可你瞧艾青，臉上意氣洋洋，照舊浮着一層微笑，意思說：“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有位詩人說過，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獄的瓊瑤”，大概就是這樣的了。

第二件事純粹是場意外，說不準是第多少次的會上了，批判正在高潮中。那天會場的布置也有所創新：桌子擺成一個大圓圈，人也内外分坐，坐在内層的臉朝外，坐外層的臉朝内。誰發言就站到圈子中心去，可以很自由地轉着圈子選擇“聽衆”交流。事情就出在我聯大的師母逯斐身上。她一面發言一面轉，恰恰轉到坐在外層的我的對面，突然說：“有人還惡毒攻擊揭發問題的同志，比如——這話好像是徐光耀說的，說康濯同志是個‘湯裱褙’!……”這句話剛一落地，坐在我對面的康濯就“騰”地跳了起來，高舉拳頭，大呼口号：“我抗議!我抗議!這是對我的最大污辱!……”他滿臉紫脹，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見我也正瞪着他，便轉過身去，又嘶聲高呼“我抗議!我抗議!”大家都被這奇峰突起的事件鬧愣了，像在靜觀，又像變成嘴爪麻醉的一群呆鳥，靜悄悄全無反應。康濯隻好喘着咻咻大氣，又複坐下。場上一冷，逯斐又接着發言，氣氛乃漸次歸于平靜。

我已無心再聽逯斐發言，一面觀察康濯，一面想：“到底怎麼了?幹嘛發那麼大的火?”康濯是文研所副秘書長，我入所學習時認識，是個很會辦事、頗講上進的人。郭沫若曾說他的短篇比丁玲的寫得好。約一年前，曾風聞說他是“起義将領”，至于起了什麼“義”，我連打聽也沒有打聽過。這次是戳着了哪根肺管子了呢?直到逯斐下去，又換個新人發言，衆人都不再注意我倆時，我才悄悄問與我并肩坐着的胡可：“什麼叫‘康裱褙’?”

胡可一聽就睜大了雙眼，反問：“這話是不是你說的?”

“我懂都不懂，怎麼會是我說的!”

胡可叫我馬上寫條給主席，聲明不是我說的。我還滿不在乎，說忘了帶紙筆，反正跟我無關，慢慢再說吧。胡可就掏出本子，撕下一頁紙，又把筆給我，促我立即寫了這個條子：主席：

逯斐同志剛才說的那句話，不是我說的。請調查。

徐光耀

把條子交給劉白羽，回到座位又問胡可：“什麼叫‘康裱褙’?”胡可頗煩躁，隻低聲一句：“回家再說。”

散會回到家，我又追着胡可問，他才說：“你不是看過京戲《一捧雪》嗎，那裡頭有個湯勒，會裱畫，人稱‘湯裱褙’……”我想了一想，才恍然似有所悟，原來“康裱褙”是我聽錯了……

即使如此，康濯那麼激動，似也大可不必。個别行事不妥，人人在所難免。日後孫犁說他，有時有“進退失據”的地方，為人還是很不錯的，話說得很是公允。

還有一次“洋相”，也出在我身上。好像出于愛護，支部勸我說：“徐光耀，你是丁玲、陳企霞的學生，對這場鬥争應該有個更明确的态度，這對你是有好處的。你考慮，是否可以在大會上發一次言呢?”話雖客氣，刺是硬的，我敢說“不”嗎?于是又囑咐我，發言稿寫出來，先交大會主席看看。我道“好”。

這是個不小的難題：一、我手中沒有丁、陳的犯罪事實，在如此激劇的“發言比賽”中，怎麼能争得上“名次”呢?二、在給作協黨組的複信中，已鄭重“慚愧”過了，承認在1955年中宣部黨員大會上的發言，是“不夠認真的”。這一回，難道自己拉屎自己吃，再去“不認真”麼?……

然而，不發言是絕對不行的。憋了将近一個通宵，把緻作協黨組的信中單單不利丁玲的“事實”抄上一些，而重點放在“批判”上，隻當是臭罵自己，揀着解氣的詞句狠批一通，大約也就夠了。稿子寫成，第二天一進會場，就呈交給主席劉白羽。

大會又開半天，臨散，背後有人捅我，說劉白羽叫你。轉身一瞧，在大圓柱子那裡，果有劉白羽在候着。他那張本來很白皙的臉，此刻更白了，嘴角緊閉，一雙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擲，我那發言稿就向胸前飄過來。我急忙伸手抓住，到聽清“你還在‘籲請’啊!”這句話的時候，他已轉過脊背，走往圓柱後面去了。

展開發言稿重讀，才發現“錯誤”是出在最後一句上。話是沖着丁玲說的：“我以你學生的名義，籲請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黨的懷抱中來。”當初倒也有點預感，寫這“籲請”一詞時，心中曾嘀咕是否太軟了?可又一想，是希望她“回到黨的懷抱”，不“籲請”，難免強迫不成?何況我一個微不足道的學生，娃娃輩，誰在乎我用詞的軟硬呢?哪知這一含糊，不但稿子通不過，恐怕就此定了我的命運，也說不定的。

然而也有個好處，自此再無人找我發言，也就免于重犯“不認真”的錯誤了。

我所經見的最後一件“花絮”，不太輕松，反而構成會上的一個大浪，也是給我的第二次“點名”。陳企霞未能“頑抗到底”，終被“突破”，作了“坦白交待”。他這個“坦白交待”，正像有些人說的，标志着“丁陳集團”的“全面崩潰”。他開口就說，他想死，他已經買好白酒和毒藥，準備了遺書。因為他預計，在柳溪發言之後，他會被綁上台，由大家臭罵。然而，沒有綁他，于是被感動，決心徹底繳械。

他所交待的“比柳溪所談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與一個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夥寫過三封匿名信，向黨中央告狀。他當場交出一把鑰匙，說就是他與那女人在“密室”的門上的。接下來，談他受處分後怎麼不服，怎麼與丁玲密謀翻案……後來，又揭發馮雪峰，說馮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同胡風看法一樣；說蘇聯的日丹諾夫，是有學問的大教條主義，最難反……等等。他說得很激昂，很直率，聽來十分“過瘾”，我也聽得如傻如癡。

其中也有關于我的一段話，是這麼講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師。我要人向徐說：你悄悄送給陳企霞三四百塊錢，但不要讓陳企霞知道是誰送的。用徐光耀的錢不止一次，還曾托李興華向徐要過錢，徐送來二百元。對這些事，同志們可以用最惡劣的字眼加給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剝得“精光”。

用了我的錢，還預先策劃“不要讓陳企霞知道是誰送的”，使我這個缺心眼的人，乍一聽，很感悲涼。而關于那兩筆錢(有一筆是三百元，他說成二百，是記錯了)，以陳企霞向來的豪傲和自尊，能說出“同志們可用最惡劣的字眼加給我”這樣的話來，就事實論，也就很清楚了。豈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醜，又有多少事稱得上是“反黨”的呢?然而，整個會場已經沸沸揚揚，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興，大敵攻破，一面準備上報，一面預備慶祝勝利了。

總之，在這王府大街的文聯大樓裡，“黨組擴大會議”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擊了丁玲、陳企霞、艾青、馮雪峰諸人的被批鬥，他們很快都成了大新聞的主角——登報了。可惜的是，以後怎麼又網住了舒群、羅烽、白朗等一幹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與會資格，就全不知情了。而十幾次會議鍛煉出來的這個“右派集團”，究竟有多大，恐怕是更難說清的。在天津那位作家發言中點到的如李又然、胡考、聶绀弩、鐘惦*#、唐達成，甚或梅朵、姚芳藻，以及後來的公木等等，算不算入了夥的?古立高曾在我們大耳胡同說過：在丁、陳、馮、艾之下，另有“八大金剛”、“十二門徒”之說。創作室在批鬥我和黎白的時候，又說聯大文學系有個“一百單八将”，還鄭重指令黎白把這“一百單八将”的名單開列清楚，呈交上去。若按天津那位作家說的“陳企霞有二百多學生”，那這數目還須加倍。此外，文研所已辦兩個班，屬于丁玲的“門下”，又有多少人呢?若再加上馮、艾等人的親朋好友、從來過往諸人，就愈發數不清了。可見，“汪洋大海”之說毫不誇張，“人民戰争”很有得打呢。

近日讀到雷達一篇文章，說他前不久曾去一趟王府大街64号，在二樓大廳，忽聽到“咕咚”的一聲，不禁毛骨悚然。這是“文革”時，戲劇家田漢被“紅衛兵”逼得無奈，在此處猛然跪地的聲音。雷達以為，這是他平生所見的慘事之一。其實，這樣的慘事還有很多，都不過是1957年“黨組擴大會議”的順延罷了。所不同的，是後來“運動”得更為壯觀、熱鬧和慘烈，因為已不隻是“知識分子成堆”，又摻和上“紅衛兵”和“造反派”了。是以雷達也說，這地方确有成為紀念館的資格。

(責任編輯　徐　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