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同志”（孫維世）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孫炳文同志不幸慘遭殺害。在黨組織的關懷掩護下，孫炳文同志的夫人任銳以及他的子女先後到達延安。本文記述的，就是任銳同志在延安工作、學習、生活的情況。

本文作者孫維世，是任銳同志的女兒，也是人們熟知的、我黨親手培養起來的、有着卓越貢獻的文藝工作者。她生前寫下的這篇回憶，是她真摯情感的吐露。

今年是任銳同志逝世35周年、孫維世同志被江青一夥迫害緻死16年，我們發表此文，也是對她們沉痛的悼念。

我的母親叫任銳，在延安的時候大人孩子都叫她“媽媽同志”。她的一生也如一個普通的中國婦女一樣，經曆了一個殘酷的黑暗統治的時代。不同的是，黨給了她鬥争的意志和力量，使她在黑暗的白色恐怖下充滿了信心，使她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中洋溢着樂觀主義的精神。我懷着尊敬的心情去紀念她，不僅僅因為她哺育了我，而且由于她作為一個共産黨員，在對生活、對家庭的态度、對同志的關系上教育了我，她對共産主義事業堅定不移的信念始終在鼓舞着我前進！

大革命失敗後，我的父親被國民黨反動派慘殺，母親帶着我們兄妹改姓換名逃避反動派的追捕，到處流浪。母親告訴我們說：“不能說出父親的名字，因為父親是共産黨員。共産黨是好人，要叫中國人民過好日子；國民黨是壞人，他們要殺盡共産黨，不要中國人民過好日子。”家庭的遭遇，母親的教育，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裡，深深印下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後來母親帶着我們輾轉來到上海，終于找到了組織。不久母親就擔負起交通聯絡工作。有幾次母親從偵探、特務的魔爪下逃了出來，激動地對我說：“孩子，差一點見不着你了！”她的情緒又激昂又堅定，我緊緊抱着我的媽媽，恨不得趕快長大像她一樣地工作。上海地下組織遭受到大破壞時，許多革命同志都被殺害，母親被迫又轉到内地。

1937年我到了延安，進了抗日軍政大學。有一天有一個同志叫我說：“小孫，你的媽媽來了！”我以為同志們逗我玩，因為我常常把媽媽的事情講給我的朋友們聽，他們都知道我很愛我的媽媽，是以我沒信。接着又有幾個同志跑來喊：“小孫，怎麼還不出來呀，你媽媽來啦！”我跑出了窯洞，嘴裡還說：“你們鬧什麼呀！”擡頭一看，山坡上一群人圍着一個穿軍裝的女同志，她慈愛的笑容，花白的頭發，那不是我親愛的媽媽還是誰呢！我飛快地跑了過去，一把抱住了她，忍不住地眼淚滾了下來。媽媽的眼睛也有些濕潤，她笑着扶起了我的頭對同志們說：“真不害羞，這麼大了還像個小孩子。”我忍不住地又笑了。

就這樣，媽媽也進了抗大女生隊，和我一塊學習。媽媽這時不光是我的媽媽了，她對每個人都是慈愛關懷，大家都親熱地叫她“媽媽同志”。媽媽在學習上稱得起是一個模範，她看見我們年輕人貪玩就對大家說：“過去哪有這樣的學習環境呀，看一本馬列主義的書不知要經過多少困難，一不小心，被發現就要坐牢。現在黨給了這樣好的學習機會，可要認真學習才好啊！”媽媽學習起來可真努力，她過去讀的書不多，但是她能生動地結合自己的生活體會在小組會上發言，使小組讨論會經常開得熱烈、活潑。同志們常常高興地說：“今天要開小組會，要聽媽媽同志發言了！”學習讨論成為大家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在抗大時，我們還學習軍事，有時候練習夜行軍。媽媽年紀大了，組織上不讓她參加，她隻好到大路旁送我們的隊伍出發。我們隊伍第二天清早轉回家的時候，遠遠地就看見大路旁有一小群人在向我們招手，同志們一起大聲喊起來：“媽媽同志！媽媽同志！”果然是媽媽笑容滿面地帶着幾個小勤務員在迎接我們。原來她把家裡留下的小勤務員組織起來，給我們做好了飯，燒好了開水和洗臉水，把大家的臉盆都在地上擺好了。

有一次我們女生隊要到30裡外背柴，媽媽無論如何也要求和隊伍一塊去，她說我白天能走路，隊長隻好答應了她。這樣我們隊伍裡就有了大家的“媽媽同志”了。這一路可真熱鬧，“媽媽同志”、“媽媽同志”喊聲不斷。我們背柴往回走時，這個要幫她背柴，那個要給她換成一小捆柴。媽媽不肯，隊長也跑過來說：“媽媽同志，讓我先替你背一會兒吧！”媽媽笑着說：“這回可不能服從你了，服從了你不就白來一趟嗎！”在大家的笑聲中，媽媽背上了柴和我們一塊往回走。在半路休息的時候，媽媽找老鄉們聊天，給他們講打日本的道理，告訴他們八路軍英勇抗日的情況，告訴他們國民黨不但不好好打日本反來包圍邊區的情形，告訴他們應該支援前線，隻有把日本鬼子打垮生活才能變好。媽媽處處不忘記一個黨員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不忘記随時向群衆宣傳革命的道理和黨的政策。

我在延安隻生活了短短的兩年就到蘇聯去學習了。1946年我從蘇聯學習歸來，回到我的革命故鄉延安。我和媽媽在一條山路旁見面了。媽媽那時在邊區政府工作，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用延安僅有的一輛小車送媽媽來看我。汽車在山路旁停了下來，我一眼看到媽媽那張慈愛的面容，又看見了她花白了許多的頭發，我叫了一聲“媽媽”，跑過去緊緊抱住了她，眼淚忍不住地流出來！七年來，蘇聯經過了一個反法西斯的蘇德戰争，中國經曆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抗日戰争，我們之間不通音信，我是多想念她啊！媽媽半天也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兒，她擡起了我的頭，笑着說：“怎麼分别七年，你還是這麼孩子氣啊！”

這一夜我們倆睡在一張床上，談了一夜的話。媽媽問起我在蘇聯學習的情形，我給媽媽談個不停。媽媽告訴我毛主席上司延安大生産大豐收的情形，講到她種的南瓜、蕃茄有多麼大。媽媽還給我講了“四八”烈士遇難的事，告訴我大家到飛機場接遺骸的情形。媽媽講着講着就泣不成聲了，她對我說：“孩子，一想到當時的情形我就難受，這是黨多麼大的損失啊！”我緊緊偎着媽媽，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媽媽就是以黨的快樂為快樂，為黨的損失而痛苦的人！

回延安住了六天，媽媽就送我下鄉去土改。媽媽告訴我說：“毛主席的孩子從蘇聯一回來，主席就讓他背一袋小米下鄉去勞動，向農民學習。你在外國住的時間太長，不了解祖國的情形，應該好好在土改鬥争中進行鍛煉。”我們的土改隊在歌聲中出發了，媽媽騎在一匹馬上，來到大路旁送我。朝陽照在她那布滿皺紋的臉上，顯得十分堅毅。就在這條路上，她送走了到東北部隊工作的哥哥（孫泱——編者注），送走了去牡丹江作戰的學炮兵的弟弟（孫名世——編者注），現在她又充滿着希望和信心，送走了她一别七年的女兒。親愛的媽媽啊！每當想起你送我時面龐上帶着的笑容，一股熱流就湧上我的心頭，你從沒有把兒女留在自己身邊的自私念頭，你用黨的原則來撫愛我，你把革命的青年男女都當成自己的兒女，在你心目中，“家庭”這個概念的範圍是多麼大啊！

僅僅在延安這六天的生活中，我已深深感到了這一點。媽媽有許多兒女，他們常常從很遠的地方來看望媽媽，媽媽有好吃的東西舍不得吃，要留給她那些革命隊伍裡的孩子們。有的孩子被派到外面工作，也經常給媽媽來信。有一個她的女兒給她寄來一包糖，媽媽就把它分成很多小包，分給那些體弱或有孩子的同志。我住在媽媽窯洞裡的時候，和媽媽的許多兒女們見了面，有的是工作崗位上有經驗的同志，有的是小鬼勤務員，媽媽對他們都是那麼關心、愛護。有些同志興高采烈地叫着“媽媽同志”，一進門看見我這個陌生人倒有些不自然起來。有幾個小勤務員正喊着“媽媽同志”往窯洞裡跑，看見我也覺得很奇怪。媽媽向他們介紹了我，他們望着媽媽又看看我隻是笑。媽媽愉快地把我給她帶來的一件毛巾被剪成許多小塊，分給每人一塊。我和媽媽開玩笑說：“媽媽，我一回來你的兒女們都不好意思了，我看我有些多餘了。”媽媽也笑着說：“我這麼多兒女，哪裡就多了你一個？”和她在一塊真使人高興，正因為她不僅是我一個人的媽媽，而且是大家的媽媽，她使我更加愛她更加尊敬她！

我在三交土改時，媽媽随着“老人隊”到了崔家坪，她也在崔家坪參加了土改工作。我有時去看媽媽時，總遇到她在貧雇農的家裡和農民們聊天，告訴他們農民們應當組織起來，反對地主老财的剝削壓迫，隻有把地主老财鬥倒，窮人才有好日子過。媽媽看見我一去，就要我給他們談三交鬥地主的經驗。媽媽就是這樣忠實地履行一個黨員應盡的義務，滿懷熱情地向群衆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

後來，媽媽病重時，到南莊中央組織部休養，我們離得比較遠。有一次我去看媽媽，走到她那裡已經是深夜了，媽媽正在搖曳的燈光下給小勤務員改卷子。我走進屋去抱住了媽媽，把頭藏在她的懷裡，媽媽笑着抱着我說：“還是老樣子，鍛煉了這麼久怎麼還是小孩子！”她給我看勤務員同志的卷子，告訴我他們有哪些進步，說這些話時我看到她蒼白的臉上充滿了喜悅。第二天，媽媽要我代她給勤務員同志上課，當我給小同志們講課時，媽媽站在一旁看着我，又望着那些孩子們，我又從她的臉上看見了我所永遠不能忘記的微笑。

媽媽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說：“孩子，記住我的話，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為黨工作，我唯一的遺憾，就是不能再為黨工作了。”她口述一信給南下英勇作戰的将士們，要他們為徹底、幹淨地肅清蔣匪而鬥争，一定要打到台灣去，解放台灣！她說生命隻有一次，如果能為黨、為人民獻出自己的生命，那是最愉快和幸福的事情。她看見我熱淚滿眶，輕輕地說：“呶，又孩子氣了！”

親愛的媽媽，我們革命隊伍裡兄弟姊妹們的“媽媽同志”！你把生命看成是黨的生命，為黨工作是你的幸福，為黨獻身使你愉快，你閃爍着陽光般的慈愛笑容永遠鼓舞着我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