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同志”（孙维世）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孙炳文同志不幸惨遭杀害。在党组织的关怀掩护下，孙炳文同志的夫人任锐以及他的子女先后到达延安。本文记述的，就是任锐同志在延安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

本文作者孙维世，是任锐同志的女儿，也是人们熟知的、我党亲手培养起来的、有着卓越贡献的文艺工作者。她生前写下的这篇回忆，是她真挚情感的吐露。

今年是任锐同志逝世35周年、孙维世同志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16年，我们发表此文，也是对她们沉痛的悼念。

我的母亲叫任锐，在延安的时候大人孩子都叫她“妈妈同志”。她的一生也如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一样，经历了一个残酷的黑暗统治的时代。不同的是，党给了她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使她在黑暗的白色恐怖下充满了信心，使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我怀着尊敬的心情去纪念她，不仅仅因为她哺育了我，而且由于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对生活、对家庭的态度、对同志的关系上教育了我，她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始终在鼓舞着我前进！

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母亲带着我们兄妹改姓换名逃避反动派的追捕，到处流浪。母亲告诉我们说：“不能说出父亲的名字，因为父亲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好人，要叫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国民党是坏人，他们要杀尽共产党，不要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家庭的遭遇，母亲的教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印下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后来母亲带着我们辗转来到上海，终于找到了组织。不久母亲就担负起交通联络工作。有几次母亲从侦探、特务的魔爪下逃了出来，激动地对我说：“孩子，差一点见不着你了！”她的情绪又激昂又坚定，我紧紧抱着我的妈妈，恨不得赶快长大像她一样地工作。上海地下组织遭受到大破坏时，许多革命同志都被杀害，母亲被迫又转到内地。

1937年我到了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有一天有一个同志叫我说：“小孙，你的妈妈来了！”我以为同志们逗我玩，因为我常常把妈妈的事情讲给我的朋友们听，他们都知道我很爱我的妈妈，所以我没信。接着又有几个同志跑来喊：“小孙，怎么还不出来呀，你妈妈来啦！”我跑出了窑洞，嘴里还说：“你们闹什么呀！”抬头一看，山坡上一群人围着一个穿军装的女同志，她慈爱的笑容，花白的头发，那不是我亲爱的妈妈还是谁呢！我飞快地跑了过去，一把抱住了她，忍不住地眼泪滚了下来。妈妈的眼睛也有些湿润，她笑着扶起了我的头对同志们说：“真不害羞，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子。”我忍不住地又笑了。

就这样，妈妈也进了抗大女生队，和我一块学习。妈妈这时不光是我的妈妈了，她对每个人都是慈爱关怀，大家都亲热地叫她“妈妈同志”。妈妈在学习上称得起是一个模范，她看见我们年轻人贪玩就对大家说：“过去哪有这样的学习环境呀，看一本马列主义的书不知要经过多少困难，一不小心，被发现就要坐牢。现在党给了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可要认真学习才好啊！”妈妈学习起来可真努力，她过去读的书不多，但是她能生动地结合自己的生活体会在小组会上发言，使小组讨论会经常开得热烈、活泼。同志们常常高兴地说：“今天要开小组会，要听妈妈同志发言了！”学习讨论成为大家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在抗大时，我们还学习军事，有时候练习夜行军。妈妈年纪大了，组织上不让她参加，她只好到大路旁送我们的队伍出发。我们队伍第二天清早转回家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大路旁有一小群人在向我们招手，同志们一起大声喊起来：“妈妈同志！妈妈同志！”果然是妈妈笑容满面地带着几个小勤务员在迎接我们。原来她把家里留下的小勤务员组织起来，给我们做好了饭，烧好了开水和洗脸水，把大家的脸盆都在地上摆好了。

有一次我们女生队要到30里外背柴，妈妈无论如何也要求和队伍一块去，她说我白天能走路，队长只好答应了她。这样我们队伍里就有了大家的“妈妈同志”了。这一路可真热闹，“妈妈同志”、“妈妈同志”喊声不断。我们背柴往回走时，这个要帮她背柴，那个要给她换成一小捆柴。妈妈不肯，队长也跑过来说：“妈妈同志，让我先替你背一会儿吧！”妈妈笑着说：“这回可不能服从你了，服从了你不就白来一趟吗！”在大家的笑声中，妈妈背上了柴和我们一块往回走。在半路休息的时候，妈妈找老乡们聊天，给他们讲打日本的道理，告诉他们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情况，告诉他们国民党不但不好好打日本反来包围边区的情形，告诉他们应该支援前线，只有把日本鬼子打垮生活才能变好。妈妈处处不忘记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忘记随时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党的政策。

我在延安只生活了短短的两年就到苏联去学习了。1946年我从苏联学习归来，回到我的革命故乡延安。我和妈妈在一条山路旁见面了。妈妈那时在边区政府工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用延安仅有的一辆小车送妈妈来看我。汽车在山路旁停了下来，我一眼看到妈妈那张慈爱的面容，又看见了她花白了许多的头发，我叫了一声“妈妈”，跑过去紧紧抱住了她，眼泪忍不住地流出来！七年来，苏联经过了一个反法西斯的苏德战争，中国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抗日战争，我们之间不通音信，我是多想念她啊！妈妈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了我的头，笑着说：“怎么分别七年，你还是这么孩子气啊！”

这一夜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谈了一夜的话。妈妈问起我在苏联学习的情形，我给妈妈谈个不停。妈妈告诉我毛主席领导延安大生产大丰收的情形，讲到她种的南瓜、西红柿有多么大。妈妈还给我讲了“四八”烈士遇难的事，告诉我大家到飞机场接遗骸的情形。妈妈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了，她对我说：“孩子，一想到当时的情形我就难受，这是党多么大的损失啊！”我紧紧偎着妈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妈妈就是以党的快乐为快乐，为党的损失而痛苦的人！

回延安住了六天，妈妈就送我下乡去土改。妈妈告诉我说：“毛主席的孩子从苏联一回来，主席就让他背一袋小米下乡去劳动，向农民学习。你在外国住的时间太长，不了解祖国的情形，应该好好在土改斗争中进行锻炼。”我们的土改队在歌声中出发了，妈妈骑在一匹马上，来到大路旁送我。朝阳照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显得十分坚毅。就在这条路上，她送走了到东北部队工作的哥哥（孙泱——编者注），送走了去牡丹江作战的学炮兵的弟弟（孙名世——编者注），现在她又充满着希望和信心，送走了她一别七年的女儿。亲爱的妈妈啊！每当想起你送我时面庞上带着的笑容，一股热流就涌上我的心头，你从没有把儿女留在自己身边的自私念头，你用党的原则来抚爱我，你把革命的青年男女都当成自己的儿女，在你心目中，“家庭”这个概念的范围是多么大啊！

仅仅在延安这六天的生活中，我已深深感到了这一点。妈妈有许多儿女，他们常常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望妈妈，妈妈有好吃的东西舍不得吃，要留给她那些革命队伍里的孩子们。有的孩子被派到外面工作，也经常给妈妈来信。有一个她的女儿给她寄来一包糖，妈妈就把它分成很多小包，分给那些体弱或有孩子的同志。我住在妈妈窑洞里的时候，和妈妈的许多儿女们见了面，有的是工作岗位上有经验的同志，有的是小鬼勤务员，妈妈对他们都是那么关心、爱护。有些同志兴高采烈地叫着“妈妈同志”，一进门看见我这个陌生人倒有些不自然起来。有几个小勤务员正喊着“妈妈同志”往窑洞里跑，看见我也觉得很奇怪。妈妈向他们介绍了我，他们望着妈妈又看看我只是笑。妈妈愉快地把我给她带来的一件毛巾被剪成许多小块，分给每人一块。我和妈妈开玩笑说：“妈妈，我一回来你的儿女们都不好意思了，我看我有些多余了。”妈妈也笑着说：“我这么多儿女，哪里就多了你一个？”和她在一块真使人高兴，正因为她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妈妈，而且是大家的妈妈，她使我更加爱她更加尊敬她！

我在三交土改时，妈妈随着“老人队”到了崔家坪，她也在崔家坪参加了土改工作。我有时去看妈妈时，总遇到她在贫雇农的家里和农民们聊天，告诉他们农民们应当组织起来，反对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有把地主老财斗倒，穷人才有好日子过。妈妈看见我一去，就要我给他们谈三交斗地主的经验。妈妈就是这样忠实地履行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满怀热情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

后来，妈妈病重时，到南庄中央组织部休养，我们离得比较远。有一次我去看妈妈，走到她那里已经是深夜了，妈妈正在摇曳的灯光下给小勤务员改卷子。我走进屋去抱住了妈妈，把头藏在她的怀里，妈妈笑着抱着我说：“还是老样子，锻炼了这么久怎么还是小孩子！”她给我看勤务员同志的卷子，告诉我他们有哪些进步，说这些话时我看到她苍白的脸上充满了喜悦。第二天，妈妈要我代她给勤务员同志上课，当我给小同志们讲课时，妈妈站在一旁看着我，又望着那些孩子们，我又从她的脸上看见了我所永远不能忘记的微笑。

妈妈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记住我的话，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为党工作，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她口述一信给南下英勇作战的将士们，要他们为彻底、干净地肃清蒋匪而斗争，一定要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她说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为党、为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是最愉快和幸福的事情。她看见我热泪满眶，轻轻地说：“呶，又孩子气了！”

亲爱的妈妈，我们革命队伍里兄弟姊妹们的“妈妈同志”！你把生命看成是党的生命，为党工作是你的幸福，为党献身使你愉快，你闪烁着阳光般的慈爱笑容永远鼓舞着我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