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讯爆炸和学历水涨船高的今天，人们前所未有地掌握了信息和言说的权利，也前所未有地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焦虑并放弃了判断的能力。人人都是自媒体，社交媒体却也潜移默化地让每个人放弃了思考和分析，拜倒在专家脚下，让自己的头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我们被身份和大众文化的无形禁锢所圈定，不再相信拥有形而上的价值和超越个体经验的共识。
在这种时刻，重温阿伦特的作品和思考显得势在必行。这位被阿隆和伯林讥笑“更像一位媒体人而不是一位学者”的思想家拥有我们这个时代罕见的品质，她警惕哲学化为纯粹的沉思的危险，驱动哲学去关切人类的精神生活，并试图教会人们思考并参与公共生活。她这样形容放弃思考的状态“没有什么比现代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不朽的真正关切，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失落。”在每个人都退到个人生活的小屋中自成一统时，放弃思考责任的人们距离成为艾希曼又近了一步。
电影《汉娜·阿伦特》剧照
今天我们分享同济大学教授张念作品《阿伦特：政治的本原》中论述判断与责任的章节，本文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撰文 | 张念
现代之后，从实验科学而来的知识理性，要求人们面对任何事物，尽量做到客观与中立，这意味着人必须将个人的任性与偏好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有了规律和规范——在康德那里是道德律的范导，个人心智活动中的判断应被隐匿并予以抑制。在知识理性看来，日常生活经验中对事不对人的说法，是强调评判的精确性与有效性，至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应尽量悬置起来。
与此相应的就是，“你是谁”这个问题同样是不可理喻的；知识理性不会从这个角度提问，而是将人的行为，社会性的也好，心理的也好，分别交给社会学家和心理学专家，就是说把自己交给专业知识，在专家那里寻找答案，专家就是知识的化身。听从自己的声音是不可靠的，一方面是意识到了个人的有限性，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将思考的权利出让给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越多的知识意味着越来越稀少的思考，于是，我们获得的自然、社会、心理、文化、历史等等的知识是如此丰富，而唯一贫困的现实就是自我：我没有判断，把我排除在外。还有就是，对不起，我无能为力，这是制度。这样的日常意见随处都可以听见，我们自己这样说，也听别人这样说，其实没有说出的真相就在于：我没有判断，我就没有责任。当然在没有圣徒的世界，道德指引是虚弱的；由于好坏只与道德相关，粗陋的道德谴责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有成为艾希曼的潜能。阿伦特的要求是去判断；这是人的政治官能，就像你去看、去听、去嗅一样自然。
品味判断与道德能力
人的事实真相，正如自我的事实真相，在这真相里盘桓：人与自己争辩就很有政治意味了。我看见自我，正如看见一幅画，马上能说上两句，这是官能的天赋。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将康德的品味判断力转化成一种旁观能力。旁观能力依赖于共通感，就是说人可以回想某种食物的美味，但无法交流，不可能通过语言去说服另一个人相信某种食物必然是可口的，但是你相信别人也可能会有相同的感觉，这共通性存在但无法证成。不能交流是否就意味着没有标准？康德的纯然理性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先验的想象图式，比如三角形，既不是事物本身，也不是概念，而是诉诸视觉感官的三角形，是可见的概念图式。而在理性思维之外的审美或品味判断，却没有这个先验图式可依赖，当你说一幅画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你也相信任何人都能对此有所评价，不是说评价的结果一致，而是说官能正常发挥功效，你如此，别人也如此，这就是阿伦特强调的判断之所以能够产生的事实基础。品味是任何人都备具的感官能力，而品位说的是一个人有良好的感受力，针对感受力的判断就和任意的私人性感受内容或结果区分开来，是可交流的，因此“尤其品味判断，总是反思他人以及他人的品味，把他人的可能有的种种判断纳入考虑”。从品味到品位，想象力和共通感就参与进来了。
《阿伦特：政治的本原》，张念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版。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区分了两种愉悦：一种是你正在美餐时的愉悦，还有一种是你回想那顿美餐时的愉悦。更多的时候，恰恰是后一种愉悦体验更加强烈。回想并将令你愉悦的事物告诉他人，这本身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只有在分享时，这样的好才会变得更大。总期望向他人展示美好之物，并且相信他人也能感受到这美好，这是人的品味使然，但此时此刻，那顿美味既不在你的口腔也不在别人的口腔之中，你是根据你对美味的理解，与你的伙伴一道，重新创造了一种“美味”，一种内在的感觉，这比你当初大快朵颐时多出来的部分，康德称之为“判断着的快乐”。
品味判断中不可能有概念的参与，康德比较了五种感官能力，他认为只有味觉和嗅觉更私人化、更挑剔、更加敏感，更加不可交流，就是说品味天生含有更强的判断性，这判断性近乎一种生理本能，对于难吃的与难闻的，身体立刻做出排斥的反应，这是最为始源的判断现象学。当我们思考判断力的时候，不应该遗忘判断行为中的身体反应，因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前言中声明，有必要补充理性概念和实践当中的这个中介环节，他称之为判断力。这样一来，作为道德概念的善好，在其发生现场，品味判断力发挥作用，正是人的心理官能所赋予的一种内在意识。于是我们发现，现代之后的道德概念与古典主义的德性概念一个最为重要的区分在于，前者出自个人意识，后者出自超验的规定。
那么想象力就可以理解为我感觉到了我的味蕾感受，如何将这如此个人化的感受与他人分享？这感受别人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他人也同我有一样的反应，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共通感”（common sense，也译作常识)。共通感的发生必须有他人的在场，这样我感觉到的感受就变成了我与他人一起来感受，这感受可能会产生一些共通性，和愉悦相比，我们会厌恶什么仿佛是更为明显的。但有时候人们彼此的感觉会相互冲突，因此会沮丧，不过这不重要，可交流性并不意味着一致性，可交流性内在于品味判断，自我感觉能够被回想起，并且能够与他人一道回想起。思考亦如此，需要孤寂，同时思考需要走向他人，在世界中显现。这时候，在想象力和共通感的助力下，有距离的再现就从感受变成了旁观，在场—旁观共同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公共理性。
就像电影的诞生——电影诉诸你的观看——仅以画面进行判断，因此，想象力和共通感使得再现成为可能。任何再现都是某种既在眼前又不在眼前的，既非主观又非客观的存在；正如你不能说电影是主观的，因为画面是实存的，但也不能说它是客观的，因为它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睛，“看”需要距离，看就是旁观。旁观能力其实是一种意识重播的能力，一件事情发生了，尽管你不在场，你的判断依然成立。人自己向自己要求这判断，就是政治责任显现的时刻。
范例作为政治判断的图式
全权主义政治运用美学原理进行意识形态鼓动的时候，利用超感官的崇高体验，制造那种整齐划一的恢宏气势，不是诉诸个体的理性道德能力，而是借用夸张的造型，占据生发自由的共通场所。反思性判断在此被抹除，没有留下看见个体自身的环节。对崇高概念的形式化或公式化痴迷，就好像人对某种口味上瘾，沉溺于味蕾的私人性感受，变成美的饕餮者，人的感官共通能力只能束手就擒。这时候，旁观能力应该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出现，就是说你成为艺术品还是你在观看艺术品是两回事。可见判断共同依赖的前提是距离，回想本身就是距离，但仅有回想还不够，判断一定要回答好还是不好，并与他人一道，去检审作为道德官能的判断是否还在发挥正常功效。
品味判断的松弛是因为语言接管了一切，当每个词据有了稳定的意义之后，人们就疏于运用感知力、直觉和悟性，去询问一个概念究竟被体验为什么？感觉当然不值得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去主动关闭这样的官能；哪怕作为自闭症患者，主动关闭身体与世界的接触，那也是因为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忧郁和绝望。因此，阿伦特发展了“品味判断”中的想象力和共通感这两个条件，品味判断隐没，恶的肤浅性就会冒出来：人像机器零件一样运作，在忙这忙那，不会停下来思考。思考行为的现象学还原，在阿伦特那里就是人与自己对话，那么这个对话的习惯来自哪里？这个问题推动她走向针对人的心智活动的现象考察。心智活动依赖人的官能，去做品味判断，如果我能回想起我的感受，并期望这感受能够与他人一道分享，在他人那里得到回应，那么判断能力就成了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一种天然的纽带，而真理总是借由这样的能力，临近政治领域。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美]汉娜·阿伦特 著，曹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版。
与早期关注政治行动的现象发生学不同的是，阿伦特将康德的品味判断力与政治判断力联系起来，政治判断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争。阿伦特关心的是，在对某一政治现象进行判断之前，应该对此现象有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就像品味判断动用想象力和共通感才能达成一样。因此政治判断作为行为表现，可分为服从与抵抗，两者各有消极与积极之分。人如此这般行为，总是可理解的。意志如果指挥行动，政治判断也应该摆放在行动之前。要么抵抗要么服从，就政治而言没有中间地带来安放人性的脆弱，或者所谓人性的晦暗不明。那么政治判断的想象力从何而来？阿伦特认为只能依靠典范来启动这样的想象力，没有必要去述说一桩事件有多悲惨——悲惨程度与判断无关，政治判断的源泉在历史故事、神话和史诗之中。这里没有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图式来帮助我们直观什么是三角形，什么不是三角形，这无条件的必然性就是有关三角形的理念，但在政治这人类独有的现象中，判断发生在直觉和品味之中，不能被证实，但能够被“了悟”与“传颂”。
在荷马史诗中，杀人最多的被奉为英雄。英雄们是神的后裔，每个英雄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有的还因为禀赋特异而受到神的嫉妒，他们和神的唯一区别就是终有一死，但英雄与凡人的区别是，他们的生与死关涉某位神的意志。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关键在于他们知晓自己的命运，从不借口逃脱——《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区别也在此——并甘愿承受一切，但会因非凡业绩而成为不朽。摧毁特洛伊城、灭绝依里昂人，不是凡人能决定的，而是天后赫拉的旨意，因此悲剧的动力机制是超验的命运框架，古希腊人传唱的正是这不可理喻的生命现象。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即使是真理（必然性）本身，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争吵，而凡人，具体地说是行动中的凡人，他只能根据手里的弓箭是否得心应手这样的事实，来领悟神的意志。
范例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定的政治判断，史诗中的英雄不是历史人物，而是作为典范切入我们的想象力。阿喀琉斯穿越几千年依然能被今天的人们感受到，品味判断力让我们确信这位英雄的存在。重要的不是说他勇敢；他的勇敢不仅在于他受神的护佑，还在于他也会被神所遗弃，他知晓并欣然接受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但他自己不会自相矛盾，战斗是他唯一能做的选择。因此，在典范面前，正如乔治·斯坦纳说到自己阅读史诗的感受：“经典会问我们，你了解了吗，你负责任地重新想象了吗……你准备好以此行动了吗？”
负责任地去想象
政治判断就是说我们与政治打交道的时候，概念性真理似乎不太得心应手。阿伦特试图在哲学真理之外，思考政治的可能性，提出判断力总是与事实真理在一起。尽管阿伦特未曾明确提到，但从她思考的方向上看，她已经将政治哲学与古希腊的诗学传统联系起来了。想象力制造了概念所排斥的幻象，这幻象的客观属性被保存、记录和描述。不得杀戮是真理，但事实却是杀戮伴随着历史，共通感不是说对悲惨的事实共同感到恐惧，恐惧会让人闭上眼睛，想象恐惧，为了免于恐惧让我们一起来信守真理。政治判断却是要永不停歇地与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照面，想象力可以制造出这个被称作客观幻想的对象，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庆幸自己不在其中，但你的想象力不允许你产生这种侥幸的想法。斯坦纳所说的“负责任地想象”，正是这种从品味判断的官能性而来的政治判断，与真理一样，也具有某种强制力。这种强制力与知性认识的不同在于，概念不会带给你恐怖，恐怖情绪来自事实真理，这真理不用演绎法也不用归纳法，它像电影画面一样，占据你的意识活动，这个被占据的意识空间可以外显为政治空间。
像康德思考品味判断的可能性那样，阿伦特思考的是政治判断的可能性。想象力让人能够记忆，共通感让人设定了一个他人立场，正如艺术真理能被人汲取一样，政治判断就具备了理性能力之外的诗学力量。记忆和他人立场伴随，使得政治判断超越一己之见，记忆的顽固性自有其政治内涵，正如荷马所奠定的诗学传统那样，这表现在当人人面对悲惨事实都转过头的时候，有人不会放弃讲故事的习惯。
阿伦特常常说他们那代人是大洪水的幸存者，幸存并不意味着大洪水退去之后，幸存就与洪水毫无关联，大洪水的事实真理被保留在人们讲故事的习惯之中。事实真理不是在理性形式中被论证出来的，而是在讲述之中，在回想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显现出来。述说与倾听的行为存在，故事就存在。如果故事在冒犯常识，就会引发喜剧般的笑声，这大笑的动作就成了即刻的判断力，而人的愚蠢就在笑声中显形；如果故事触动了品味判断的共通性，那就会引发人的愉悦、反感、悲伤、恐惧等等心理活动，进而去思考那故事当中令人反感的恶行，毕竟那是人针对人的行为事实，不是恶魔针对人的行为，也不是人针对一块石头的行为。因此，与政治判断密切相关的正是这样的诗学经验，事实被想象力固执地保存下来，过去与未来汇聚在此刻，直面惨痛，与他人照面，在感受力的链条上建立起人的信心。
《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王寅丽 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版。
负责任地去想象，斯坦纳的这条人文箴言不仅局限于文学经典，也适用于面对所发生的一切。正如古希腊的行吟诗人荷马那样，他不会选择性记忆，也不会选择性失忆。作为品味判断的典范，当情感无法承受事实的严酷时，他吁请心中的缪斯女神，给他力量，把故事说下去。两部荷马史诗，贯穿其中最多的就是人神对话，用现代的理解其实就是人与自己对话。接受自己，接受事实，是人理解自身的唯一起点，是人最基本的责任；而撒谎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或者躲藏在美好动机之后，以强权的面目出现，即使可以掩盖扭曲事实，事实本身的强悍也会照见这脆弱性。
阿伦特认为讲故事的人暗中对抗的是两种危险，一个是把已经发生的事实当成无可奈何的必然性，一个就是禁止记忆以便抹除事实。当人们说历史会评判一切的时候，当然不是指司法意义上的审判，历史学家其实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故事是说给众人听的，说者与听者暂且放下一切所谓的基于各种理由的对抗性，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去接受，接受，然后你自己去判断，这正是阿伦特所说的人性事实的最后权利。
科学理性之后的公理演绎，似乎遗忘了这最古老的恳切的科学态度，在政治领域之内判断，坠入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之中；再者，就政治而言，观念性真理是软弱的，能够改变现实的只能是行动，一旦行动，总会有人们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发生。政治冷漠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如果基本的生物性活动能够维持下去，政治就是多余的。还原这冷漠立场就会发现，冷漠出自人对自身性的故意遗忘。
尤其在经过全权主义文化洗脑运动之后的社会，这洗脑也可能被理解为我被欺骗过，我不会为自身利益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打动了，曾经的热切变成了对热切本身的厌恶，谁要再以道德情怀的名义来鼓动我，也不会起任何作用了。如此冷漠的微妙性就在于，这里还残存着微小的反思，但反思的结果不是思考我还能期望什么，而是变异成一种心如死灰的玩世不恭；这里也有判断，但判断的发生为逃避事实找到了理由，这里的事实是某种结果的衍生物，这事实就是活着，但不用去关心活在怎样的环境与世界里。
一旦从相信某种真理走向不相信任何真理，那么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人就会出现官能性的障碍，不去判断，结果就意味着感知力从摇晃不定变成彻底麻痹。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愿意接受麻痹的自己，和麻痹共存，这样的说法从语义上也是矛盾的，因为麻痹是自我感知力、自我认识能力的丧失，但你知道麻痹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你还没有彻底麻痹了。因此，就正常人而言，你可以回避全世界、回避任何人，但不能回避你自己，这是人的官能性所决定的人性事实。以此为奠基，我，感觉到我自身，感觉美味、愉悦，更为重要的是感觉伤痛，感觉阻力，感觉空气里令人窒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归根究底而言，人即使被剥夺一切，也无法被剥夺感觉的权利，这权利与生命同在。而权利意识与感觉能力的保存、维系和练习密切相关。这样一来，阿伦特思想的两个主题积极行动与政治判断，就在不同的面向呼应着这样的基调，这就是“爱”。
认真对待自己，常常和自己对话沟通，愉悦自己的方式不仅仅是感官层面的享乐。人读一本书、听到一段好曲子、品尝到独特的美食，这是浅层次的愉悦。不要忘记纳粹党徒也会这样愉悦自己，他们也听巴赫、读荷马，但这样的艺术欣赏不会形成他们对自身的判断，正如艾希曼所承认的那样，他只通过接受命令来认识自己，但他们忘记了巴赫的悲悯和自己的关联，忘记了史诗中的英雄也有对神意的不屑。
愉悦自己在更深的层面必然包括认识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那种出自判断的愉悦，已经从感官的直接刺激走向了意识觉醒。在此，康德所说的品味判断是独自完成的，如阿伦特所说的孤寂之中的独自思考，不需要别人的参与，没有原理和概念，但这独自思考得借助想象力的翅膀，这独自经由想象力变成了你和你自己，在史诗中是人和神，在历史学家那里是现在和过去，因此判断才将我们从盲目与听命的残缺之中解救出来，获得人自身的完整性。
品味判断能够帮助人走向自尊，尊严不是外部力量能赋予的，外部力量最多能帮助你维护尊严，但不能产生尊严。一个有自尊感的人，不可能忍受自己活在猪圈里，这种求好的心态必然会要求好的环境、好的社会和好的世界，和他人一道，共善同好，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君子能兴能群。“兴”是想象的能力，感知的能力，与自己对话的能力，“群”就是与伙伴一道共在共存，能兴能群就是有条件做出政治判断、具备政治能力，而按照启蒙思想的巨擘康德的意思，此话则可以反过来理解，即能兴能群的真君子，就是普遍摆脱蒙昧、独立思考的现代人。
“你负责任地想象了吗？”乔治·斯坦纳接着问“你准备好如此行动了吗？”那么从爱自己就走向了爱世界。尽管理论上无法论证大屠杀会不会重演，大清洗会不会再次发生，但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都在记忆里。记忆的政治属性与感知力相关，回想、记忆然后接受，接受的是你无法接受的事实，明确这一点非常关键。无法接受但的确发生过，既然无法接受，就意味着人不能和自己矛盾，再次去接受不愿意接受的事情重演，于是逻辑推论里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不会帮助我们免除责任。试着去阻止、去改变、去创造、去着手做一些事情，阿伦特所说的政治—积极生活就联系起来了，因为想象力和共通感所孕育出的政治判断，总是会让人们趋向于在糟糕的世界中去争取小小的胜利。
谁也无法事先告诉我们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但政治生活已经在爱自己和爱世界的方向上展开了，它以这样的面目来到我们面前，阿伦特写道：“那种处在我们同伴当中，和我们的同伴一起行动，公开展现自己所带来的快乐与满足；那种让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切入世界，因此获得和保持了我们人格同一性，并开启了全新事物的快乐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