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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一系列可靠的历史文献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夏王朝始铸“九鼎”，鼎是夏朝的立国重器，是夏代最著名的青铜礼器，也是夏文化内涵中最具特色的表征符号。虽然，夏代的铜鼎，至今仍然扑朔迷离。而早商遗址中出土的许多青铜鼎，虽不能排除其为夏亡后商朝缴获之夏鼎遗物的可能性，但这毕竟属于推测之辞，一时难以坐实。
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夏鼎的形制及其风格大抵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特征：
这些特征与早商遗址出土的青铜鼎，从总体上说并无二致。
因此，我认为，夏鼎的形制与殷鼎的形制是一致的，从古代文献记载看，鼎作为商、周王朝的传国重器、国家政权的象征物，这一重要的礼制并非殷人自己的创造，而是直接从夏代继承下来的、文献所谓“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等等，都表明殷朝立国之初，“因于夏礼”，把夏鼎作为国家社稷的象征全盘接受下来，以为其刚刚建立的新王朝确立合法性地位的。
殷代青铜鼎乃承袭夏王朝而非殷人自己创造的立国重器，这一事实不仅载于上文征引的一系列古代文献，而且还可以从考古学的角度得到确认。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三代青铜鼎由新石器时代的陶鼎发展而来，而先商文化却不流行用鼎。
首先，从商文化的内涵看，正如一般考古学家所公认的，考古学上已经得到确认的早商文化，即郑州二里岗下层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是以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直领瓮等典型器物的组合为特色的。
其次，在先商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始终没有发现鼎。当代殷商史专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论定商族的起源地，大抵有“东北说”、“西方说”、“东方说”和“冀豫之间说”等四种观点。主张商文化起源于东北地区的学者们认为，文献所载商族祖先的活动区域，如“契居番”、“昭明居砥石”以及舜都“蒲坂”等，其地望均在今北京以北、燕山两侧，所都之“番”与昭明所居的“砥石”就在辽河、大凌河、河发源处，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商族祖先活动的幽燕之地，恰恰在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内，红山文化存在的时间，与商文化起源约略相当。
如果商文化起源于“东北说”可以成立，那么，很明显，学者们所认定的商文化的起源地即红山文化，已经考古发掘证明是不流行用鼎的。持商文化起源于“西方说”的学者们认为，从文献所载商族的图腾信仰看，商族崇拜玄鸟，而居住在古代山西的部族地以鸟为图腾；甲骨文“商”宇下半部分字形似穴居形，穴居只能在古代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带才有可能，商族始祖契为舜后，而舜部落的活动中心在晋南；契母简狄为有娀氏之女，有娀当在晋南蒲州。
因此，商族起源地当在西方的晋南，如果先商文化在晋南说可以成立，显然，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即三里桥文化和陶寺类型晚期文化，也是以为主要饮器而不用鼎的。主张商文化起源于冀、豫之间说的学者，如考古学家邹衡通过对文献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商侯迁于殷”、“契封于商”等记载的考证，认为商族活动的地区，最早不会出今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大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当在淖沱河与漳河之间，如果邻衡先生的考证不误，即商文化的发样地在现今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大平原上，那么，以滹沱河与漳河之间为中心分布区的考古学文化也显示，这一地区的炊器主要是鬲、平底罐，几平不见鼎形器。
商源于东方说也表明鼎非商族自己的创造，而是承继夏王朝的礼制。
根据以上所引鼎为夏人始创而由殷人承继的大量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商文化起源地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商代初年的鼎乃“囚于夏礼”，直接从夏朝继承下来，因此，夏鼎的形制与殷鼎的器型是一致的。如此，我们只要能够确定夏、商、周三代立国、传国之重器的鼎的渊源，夏文化的发祥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夏文化的萌生期，鼎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分布区域大抵呈以下趋势：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用鼎，西北内陆普遍用鬲，东南之鼎与西北之鬲构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两大各具鲜明特征的炊器系统。
在黄河中游地区，关中渭河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豫西晋南地区的三里桥二期文化以及晋南陶寺类型的晚期文化，炊器均以鬲，斝为主，而从不用鼎；只有豫中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和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由于受东南沿海文化的影响，炊器中才出现一定数量的鼎，在流行用鼎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包括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淮流域的青墩文化和薛家岗文化，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
在上述流行用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哪一个文化圈的陶鼎与夏、商、周三代的立国重器青铜鼎具有渊源关系？
我们试分别列出各文化圈中陶鼎的典型器物，并把它们与商代前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鼎作一比较，其间的渊源流变便可揭示而出。
从形制上看，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流行的陶鼎，在山东龙山文化中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铲式鼎足的罐形鼎、侧三角式鼎足的罐形鼎以及“鬼脸式(或称鸟首式)”鼎足的盆形鼎。从器物类型学的角度审视，典型龙山文化的这三种陶鼎，无论是鼎足还是鼎身两方面，与商代前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鼎都具有很大的差异，两者之间似看不出有相似之处。
相对来说，作为夏、商、周三代立国重器的青铜鼎，从器形看倒是与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中的陶鼎更为相似，良渚文化的陶鼎，其典型器形主要有圆锥足式罐形鼎、断面丁字形足式盆形鼎、扁侧足式釜形鼎等，薛家岗文化的陶鼎，其代表性器形有扁柱足罐形鼎、扁凹足盆形鼎、折腹鸭嘴形足罐形鼎等。
从总体上看，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中的陶鼎，鼎足矗立，足与鼎身的比例与三代青铜鼎一致。尤其是良渚文化的一些陶鼎，器表或饰有精细的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等勾连而成的蟠螭纹图案；或红陶鼎的表面涂上黑色陶衣，与文献所载“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的夏族祭祀礼器相合，这些陶鼎从器形上看就给人以一种威严、神秘之感。
这类陶鼎在良渚文化遗址中，是与玉钺、玉琮、玉璧、玉冠和玉三叉形皇冠等精美的礼器一起随葬在“高台土塚”或“土筑的金字塔”之上的，其性质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炊器，而应是礼仪用器。因此，良渚文化的陶鼎，无论从器形、风格或其文化内涵看，似都与商代前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鼎存在着某种联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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