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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代一系列可靠的曆史文獻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夏王朝始鑄“九鼎”，鼎是夏朝的立國重器，是夏代最著名的青銅禮器，也是夏文化内涵中最具特色的表征符号。雖然，夏代的銅鼎，至今仍然撲朔迷離。而早商遺址中出土的許多青銅鼎，雖不能排除其為夏亡後商朝繳獲之夏鼎遺物的可能性，但這畢竟屬于推測之辭，一時難以坐實。
根據先秦文獻記載，夏鼎的形制及其風格大抵可以歸結為如下幾點特征：
這些特征與早商遺址出土的青銅鼎，從總體上說并無二緻。
是以，我認為，夏鼎的形制與殷鼎的形制是一緻的，從古代文獻記載看，鼎作為商、周王朝的傳國重器、國家政權的象征物，這一重要的禮制并非殷人自己的創造，而是直接從夏代繼承下來的、文獻所謂“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夏後氏失之，殷人受之”等等，都表明殷朝立國之初，“因于夏禮”，把夏鼎作為國家社稷的象征全盤接受下來，以為其剛剛建立的新王朝确立合法性地位的。
殷代青銅鼎乃承襲夏王朝而非殷人自己創造的立國重器，這一事實不僅載于上文征引的一系列古代文獻，而且還可以從考古學的角度得到确認。近代以來的考古發掘已經證明，三代青銅鼎由新石器時代的陶鼎發展而來，而先商文化卻不流行用鼎。
首先，從商文化的内涵看，正如一般考古學家所公認的，考古學上已經得到确認的早商文化，即鄭州二裡崗下層文化遺址，其文化内涵是以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直領甕等典型器物的組合為特色的。
其次，在先商文化遺址中，考古學家始終沒有發現鼎。當代殷商史專家根據曆史文獻記載論定商族的起源地，大抵有“東北說”、“西方說”、“東方說”和“冀豫之間說”等四種觀點。主張商文化起源于東北地區的學者們認為，文獻所載商族祖先的活動區域，如“契居番”、“昭明居砥石”以及舜都“蒲坂”等，其地望均在今北京以北、燕山兩側，所都之“番”與昭明所居的“砥石”就在遼河、大淩河、河發源處，從考古學文化上看，商族祖先活動的幽燕之地，恰恰在紅山文化的分布範圍内，紅山文化存在的時間，與商文化起源約略相當。
如果商文化起源于“東北說”可以成立，那麼，很明顯，學者們所認定的商文化的起源地即紅山文化，已經考古發掘證明是不流行用鼎的。持商文化起源于“西方說”的學者們認為，從文獻所載商族的圖騰信仰看，商族崇拜玄鳥，而居住在古代山西的部族地以鳥為圖騰；甲骨文“商”宇下半部分字形似穴居形，穴居隻能在古代黃河流域黃土高原地帶才有可能，商族始祖契為舜後，而舜部落的活動中心在晉南；契母簡狄為有娀氏之女，有娀當在晉南蒲州。
是以，商族起源地當在西方的晉南，如果先商文化在晉南說可以成立，顯然，這一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即三裡橋文化和陶寺類型晚期文化，也是以為主要飲器而不用鼎的。主張商文化起源于冀、豫之間說的學者，如考古學家鄒衡通過對文獻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商侯遷于殷”、“契封于商”等記載的考證，認為商族活動的地區，最早不會出今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大平原上，其中心地點當在淖沱河與漳河之間，如果鄰衡先生的考證不誤，即商文化的發樣地在現今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大平原上，那麼，以滹沱河與漳河之間為中心分布區的考古學文化也顯示，這一地區的炊器主要是鬲、平底罐，幾平不見鼎形器。
商源于東方說也表明鼎非商族自己的創造，而是承繼夏王朝的禮制。
根據以上所引鼎為夏人始創而由殷人承繼的大量曆史文獻記載，以及商文化起源地的考古學文化内涵，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商代初年的鼎乃“囚于夏禮”，直接從夏朝繼承下來，是以，夏鼎的形制與殷鼎的器型是一緻的。如此，我們隻要能夠确定夏、商、周三代立國、傳國之重器的鼎的淵源，夏文化的發祥地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從考古發掘資料看，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即夏文化的萌生期，鼎在考古學文化中的分布區域大抵呈以下趨勢：東南沿海地區流行用鼎，西北内陸普遍用鬲，東南之鼎與西北之鬲構成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兩大各具鮮明特征的炊器系統。
在黃河中遊地區，關中渭河流域的客省莊二期文化、豫西晉南地區的三裡橋二期文化以及晉南陶寺類型的晚期文化，炊器均以鬲，斝為主，而從不用鼎；隻有豫中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和豫北冀南的後崗二期文化，由于受東南沿海文化的影響，炊器中才出現一定數量的鼎，在流行用鼎的東南沿海地區，這一階段的考古學文化包括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江淮流域的青墩文化和薛家崗文化，以及黃河下遊地區的山東龍山文化。
在上述流行用鼎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中，哪一個文化圈的陶鼎與夏、商、周三代的立國重器青銅鼎具有淵源關系？
我們試分别列出各文化圈中陶鼎的典型器物，并把它們與商代前期遺址中出土的青銅鼎作一比較，其間的淵源流變便可揭示而出。
從形制上看，黃河下遊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流行的陶鼎，在山東龍山文化中主要有三種類型，即鏟式鼎足的罐形鼎、側三角式鼎足的罐形鼎以及“鬼臉式(或稱鳥首式)”鼎足的盆形鼎。從器物類型學的角度審視，典型龍山文化的這三種陶鼎，無論是鼎足還是鼎身兩方面，與商代前期遺址中出土的青銅鼎都具有很大的差異，兩者之間似看不出有相似之處。
相對來說，作為夏、商、周三代立國重器的青銅鼎，從器形看倒是與東南地區的良渚文化、薛家崗文化中的陶鼎更為相似，良渚文化的陶鼎，其典型器形主要有圓錐足式罐形鼎、斷面丁字形足式盆形鼎、扁側足式釜形鼎等，薛家崗文化的陶鼎，其代表性器形有扁柱足罐形鼎、扁凹足盆形鼎、折腹鴨嘴形足罐形鼎等。
從總體上看，良渚文化、薛家崗文化中的陶鼎，鼎足矗立，足與鼎身的比例與三代青銅鼎一緻。尤其是良渚文化的一些陶鼎，器表或飾有精細的漩渦鈎連紋和曲折紋等勾連而成的蟠螭紋圖案；或紅陶鼎的表面塗上黑色陶衣，與文獻所載“禹作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畫其内”的夏族祭祀禮器相合，這些陶鼎從器形上看就給人以一種威嚴、神秘之感。
這類陶鼎在良渚文化遺址中，是與玉钺、玉琮、玉璧、玉冠和玉三叉形皇冠等精美的禮器一起随葬在“高台土塚”或“土築的金字塔”之上的，其性質顯然已不是一般的炊器，而應是禮儀用器。是以，良渚文化的陶鼎，無論從器形、風格或其文化内涵看，似都與商代前期遺址中出土的青銅鼎存在着某種聯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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