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主人公“小A”和作者武勤英的两封公开信
（作者按：本文写作日期距今已34年，对应的事件为：一位上海女研究生在乡野调查时，被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河南女子，以“合伙倒卖文物，可分利润200元”为诱饵，诱骗至某地，买于农民宫某为妻，后历时70天才被解救出来。
从本文行文及其用语可以看出，笔者彼时的思考，显然受磕巴兄《与李泽厚对话》一文影响甚巨，而且自身有许多偏颇。笔者此后颠沛流离，早年书稿遗失殆尽，本文之所以幸存至今，还要感谢一位朋友的手抄，是他近年将其保存的手稿转送给笔者，才与旧文意外重逢。
在此特别致谢！为保持原貌，不改一字，以此作为对近期徐州“铁链女事件”另一个角度的解读。笔者2022-02-17）
致“小A”
你被记者武勤英称作“小A”，我也只能称你为“小A”了，很对不起啊，换了是我，会提出抗议的——必须用我的名字称呼我。
但武勤英完全是一片好心，她成功的为你保全了名声，保全了面子。你会感激她的。她让你出尽风头，走上几家媒体头版。在中国被拐卖的人口中，你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为何只有引起轰动，享有明星般的知名度呢？唯一的原因是你是研究生，是知识分子，是武勤英称呼的文化人。换言之，你这个已经被文化的研究生本应高价售出，谁知却被一群不识货的农民贱买贱卖，价格没有反映价值，这才引发了社会的抗议。你伤害了作为“同类产品”的我们全体的自尊心和别的什么心。你给我们丢尽了面子，我们受不了啦。
是的，你可以上当受骗，这并不奇怪，在生活中，谁敢说自己从未上当受骗被玩弄过?奇怪的是你在发现被拐卖之后，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你的智商很高，但为什么想不出一条脱身之计呢？武勤英认为这是教育的失败，是传统的学校教育的一次惨败。
但我觉得这是误解。
并不是你无能到想不出一条脱身之计，是你需要选择某种合适的脱身之计。脱身第二，合适第一。武勤英对作为研究生的你的思维方式大惑不解：为什么不想到依靠组织、政府和法？而想到死、上帝和玉米长高的时候呢？其实你根本就不想逃生，你肯定不止一次的想过，干脆这辈子就给这土农民当媳妇算了——当你求死不成的时候。
被拐骗的普通农村妇女可以被组织和法搭救出去，而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研究生。所以你只能秘密逃生，人不知，鬼不觉。这才是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面子、名声和自尊，才能回到上海继续做一个知识分子。说你根本就不想逃是过分了，你时刻都想着逃走，但你最终还是一动未动。
逃走应成为你的本能反应，但你的这个本能被文化积淀，被“理性的板结层”严密的封锁了，压抑了。逃走的本能和文化积淀肯定在你潜意识深处激烈交锋，胜负未定。这场“灵魂的搏斗”外化为你的消极行为——把逃走一推再推，迟迟不能付诸行动。
在玉米没有长高之前，在没有找到顾全面子的逃跑方案之前，你肯定会千百次地放弃可能的脱身机会。事实不也正如此吗？当村干部疑窦丛生，主动前来与你搭话想问明真相时，你故意回避了，你不是无力逃走，而是故意不逃。你不能证明“教育的失败”，只能证明“教育的成功”。
文化给了你一种人格，一种与生命相对立、相冲突的人格，你宁愿放弃自由甚至放弃生命也要保全文化，保全教育，保全文化人格。为此，你受辱期间严格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宁愿是“小A”，仿佛这样以来，宫家庄的农民就只侮辱了一个女人，而没有侮辱那个研究生，仿佛他们可以侮辱生命，而不能侮辱文化。获救后你始终强调他们把你当做一个女人，而没能当做研究生！让人们知道你用自己的生命成功捍卫了文化。
你的悲剧不是教育的欠缺，而是教育的过剩，从你身上人们应该看出文化的痛苦，看出文化对人的感性生命和鲜活人性的压抑、毁灭、禁锢、摧残、扼杀和践踏！如何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一个沸腾的生命个体取舍、抽象、异化为文化和理念的“非人”，使人如何为了文化人格而放弃自由，放弃生命。放弃人！
中国人一直是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丑陋的，其原因就是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享有者，是传统文化的最大载体，每一个根头发都对传统文化承担者无穷责任。相对于你，那些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她们一旦发现被拐卖，立即反抗，立即行动，并在第一个机会就100%得救。她们身上只有生命而无文化的负担。她们的逃跑，除获得自由和社会的同情外，什么也不会损失，她们不会担心给文化丢脸，给全体知识分子丢脸，给知识分子无法交代，不必担心逃出去之后无法修复已经破裂或者已经倾斜的自尊心。
就这样，文化使你放弃了人，选择人非人。放弃了自由，选择了不逃跑。当然，一旦玉米长高了，你也会设法逃走，但前提是文化必须是安全的，不受损害的。这样你会因自己的谨慎而保全文化。文化不知道自己曾被伤害过。宫家庄的农民也不知道自己曾经伤害的是文化。你始终没有告诉他们你代表的是文化。
谁能说这是教育的失败？
教育在你身上获得了辉煌成功。
最后得救时你哭了。也许其中有几滴眼泪为文化而流——付出70天性奴的代价，仍然让传统文化毁于一旦，文化的面子终于没有保住，自尊和身份终于没有保住，还是给全体知识分子出了丑！你苦熬70余天，仍不能使文化免于尴尬，这也许才是你那一串串眼泪的潜台词。
但愿我误解了你……
致武勤英
你认为“大学生研究生本应致力于学业，然而吹进校园的经商风潮，膨胀了一些学子们的商品意识，从而产生心理紊乱，价值的天平倾斜了，脆弱的神经崩溃了。金钱，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文化人受骗的直接诱因。”我不敢说你这段话太过轻率，不负责任，但我敢肯定你缺乏分析。
无疑，小A在“一些学子”之列。他们“价值的天平倾斜了”，一边是金钱，一边是什么，你未言明，但据上下文可知，应包括“致力于学业”在内。你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不该倒向金钱。若此，上当受骗算是自找，活该！不知你敢不敢承认你心中其实就是这么想的？当然，你为这种“倒向金钱”现象痛心疾首。
小A及其“一些学子”们为什么“倒向金钱”？
在十亿人中至少有几亿为什么都疯狂地“倒向金钱”？
如果我把金钱与人自身的觉醒、解放和人格的独立、完整联系在一起，也许它就不会使许多人困惑，不使你“心理紊乱”了。在传统文化中，金钱从来只与罪恶相连，从来都是仇恨和诅咒的对象。“君子固穷”，这话听起来怎么都有一种李莲英鄙视西门庆个人生活作风的滑稽。要说世界上有什么人对金钱最痛恨，那只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几千年才养成的习惯性仇恨中，你自然发现不了一个简单明了得常识一般的事实——一个人只有拥有金钱，拥有生产关系意义上的或者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私有财产是人从附庸走向独立的物质前提。
民主启蒙从五四至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至少在当代青年中，自我意识、生命意识、现代意识已经觉醒并且成熟了，但他们为什么得到的只是更强烈的压抑或扭曲，更强烈的工具感、奴化感或荒谬感呢？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可以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所谓“自食其力”，不过是工具化和奴化地位的被认可，被接受而已。从“非人”向人，从工具化走向自我，需要突破的最后一道屏障、真正的障碍，正是钱！经济！私有财产！在资产阶级宪法中，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就在于自我、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至少明白了大陆目前这场经济改革的深层哲学含义，明白了席卷全国的金钱狂欲的文化的、哲学的价值，明白了“一些学子的商品意识与金钱意识”为什么会膨胀并且不可逆转。透过金钱的迷雾，人们追求的是人、是自我、是法律之外的无限空间。
谁拥有可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谁就更可能拥有和享受法律之外的自由空间，从执政党主席到居委会主任这多如牛毛庞大无边的权力之网对他就不起作用，他可以超越藩篱，他的社会关系就可以简化为 “朋友” 二字。什么道德、伦理、风俗、政治、文化、宗教和地域，都无法调整、约束、限制和规范他的行为和思维，除过法律。他只是法律面前的优秀公民，此外他就是自我、就是人，而绝不是符号、观念、工具或附庸、手段、奴仆。甚至可以说，在“非人化”的生存状态中，无“人生价值”或“人生意义”可言，也无事业、学业可言。在人没有走向自我，走向自由之身前，事业或学业的成功也不过是奴才的成功！“致力于学业”不过是一种自我麻醉自我欺骗，是工具化的被强化和奴才化的被深化！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丑陋或说最大悲剧就是自觉自动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工具化的地位，盼望着被奴才化或享受不能充当工具的失落感寂寞感无所归属感，亦即“不得帮闲的痛苦”（引磕巴兄语，笔者今注）。
如果说“一些学子”们有什么错，那就错在不敢追求金钱不会追求金钱上；有什么值得指责，那该指责的就是在追求金钱时暴露出来的无能！小A错在缺少得到那200元的能力，而不是错在对200元产生欲望。金钱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文化人受骗的直接诱因”，恰恰反证了知识分子的普遍无能，此外它什么也别想证明！
中国经济变革截止目前，成绩斐然的还是千军万马崛起于城乡的个体户们，他们一般不是大学生研究生不是文化人，大量的金钱在他们的口袋里成了“疯狂的困兽”，触发了“巨财恐惧症”和“巨财舞蹈症”，出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怪动作”，那么文化人的介入和参与，将导致这种局面的改变。从“致力于学业”到“商品意识膨胀”，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转折的重大机遇，他们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介入，将把这场经济变革导向更为深刻广阔的社会变革。正是他们，将会把私有财产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把金钱与人格独立联系在一起，把人由“非人”变成自我、个体、人自身，还原为感性生命，一如一位苏联记者对中国改革的描述——“在把人变成人”。
被传统文化伤害最深几乎病入膏肓的正是知识分子群体，也正因此，在个体户的千军万马迅速崛起时，因为对金钱的“习惯性仇恨”，使他们面对金钱而困惑而心理紊乱而为传统文化的衰微伤心而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不知所措甚至惶恐不可终日——价值的天平倒了，我今后可该怎么办？
中国知识分子，你将选择什么？
1988年9月25日写于海南八所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