緻主人公“小A”和作者武勤英的兩封公開信
（作者按：本文寫作日期距今已34年，對應的事件為：一位上海女研究所學生在鄉野調查時，被一位隻有國中文化的河南女子，以“合夥倒賣文物，可分利潤200元”為誘餌，誘騙至某地，買于農民宮某為妻，後曆時70天才被解救出來。
從本文行文及其用語可以看出，筆者彼時的思考，顯然受磕巴兄《與李澤厚對話》一文影響甚巨，而且自身有許多偏頗。筆者此後颠沛流離，早年書稿遺失殆盡，本文之是以幸存至今，還要感謝一位朋友的手抄，是他近年将其儲存的手稿轉送給筆者，才與舊文意外重逢。
在此特别緻謝！為保持原貌，不改一字，以此作為對近期徐州“鐵鍊女事件”另一個角度的解讀。筆者2022-02-17）
緻“小A”
你被記者武勤英稱作“小A”，我也隻能稱你為“小A”了，很對不起啊，換了是我，會提出抗議的——必須用我的名字稱呼我。
但武勤英完全是一片好心，她成功的為你保全了名聲，保全了面子。你會感激她的。她讓你出盡風頭，走上幾家媒體頭版。在中國被拐賣的人口中，你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為何隻有引起轟動，享有明星般的知名度呢？唯一的原因是你是研究所學生，是知識分子，是武勤英稱呼的文化人。換言之，你這個已經被文化的研究所學生本應高價售出，誰知卻被一群不識貨的農民賤買賤賣，價格沒有反映價值，這才引發了社會的抗議。你傷害了作為“同類産品”的我們全體的自尊心和别的什麼心。你給我們丢盡了面子，我們受不了啦。
是的，你可以上當受騙，這并不奇怪，在生活中，誰敢說自己從未上當受騙被玩弄過?奇怪的是你在發現被拐賣之後，一籌莫展無計可施！你的智商很高，但為什麼想不出一條脫身之計呢？武勤英認為這是教育的失敗，是傳統的學校教育的一次慘敗。
但我覺得這是誤解。
并不是你無能到想不出一條脫身之計，是你需要選擇某種合适的脫身之計。脫身第二，合适第一。武勤英對作為研究所學生的你的思維方式大惑不解：為什麼不想到依靠組織、政府和法？而想到死、上帝和玉米長高的時候呢？其實你根本就不想逃生，你肯定不止一次的想過，幹脆這輩子就給這土農民當媳婦算了——當你求死不成的時候。
被拐騙的普通農村婦女可以被組織和法搭救出去，而你不能。因為你是一個研究所學生。是以你隻能秘密逃生，人不知，鬼不覺。這才是關鍵，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保住面子、名聲和自尊，才能回到上海繼續做一個知識分子。說你根本就不想逃是過分了，你時刻都想着逃走，但你最終還是一動未動。
逃走應成為你的本能反應，但你的這個本能被文化積澱，被“理性的闆結層”嚴密的封鎖了，壓抑了。逃走的本能和文化積澱肯定在你潛意識深處激烈交鋒，勝負未定。這場“靈魂的搏鬥”外化為你的消極行為——把逃走一推再推，遲遲不能付諸行動。
在玉米沒有長高之前，在沒有找到顧全面子的逃跑方案之前，你肯定會千百次地放棄可能的脫身機會。事實不也正如此嗎？當村幹部疑窦叢生，主動前來與你搭話想問明真相時，你故意回避了，你不是無力逃走，而是故意不逃。你不能證明“教育的失敗”，隻能證明“教育的成功”。
文化給了你一種人格，一種與生命相對立、相沖突的人格，你甯願放棄自由甚至放棄生命也要保全文化，保全教育，保全文化人格。為此，你受辱期間嚴格隐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甯願是“小A”，仿佛這樣以來，宮家莊的農民就隻侮辱了一個女人，而沒有侮辱那個研究所學生，仿佛他們可以侮辱生命，而不能侮辱文化。獲救後你始終強調他們把你當做一個女人，而沒能當做研究所學生！讓人們知道你用自己的生命成功捍衛了文化。
你的悲劇不是教育的欠缺，而是教育的過剩，從你身上人們應該看出文化的痛苦，看出文化對人的感性生命和鮮活人性的壓抑、毀滅、禁锢、摧殘、扼殺和踐踏！如何把一個活生生的人，把一個沸騰的生命個體取舍、抽象、異化為文化和理念的“非人”，使人如何為了文化人格而放棄自由，放棄生命。放棄人！
中國人一直是醜陋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醜陋的，其原因就是知識分子是文化的享有者，是傳統文化的最大載體，每一個根頭發都對傳統文化承擔者無窮責任。相對于你，那些幾乎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農村婦女，她們一旦發現被拐賣，立即反抗，立即行動，并在第一個機會就100%得救。她們身上隻有生命而無文化的負擔。她們的逃跑，除獲得自由和社會的同情外，什麼也不會損失，她們不會擔心給文化丢臉，給全體知識分子丢臉，給知識分子無法交代，不必擔心逃出去之後無法修複已經破裂或者已經傾斜的自尊心。
就這樣，文化使你放棄了人，選擇人非人。放棄了自由，選擇了不逃跑。當然，一旦玉米長高了，你也會設法逃走，但前提是文化必須是安全的，不受損害的。這樣你會因自己的謹慎而保全文化。文化不知道自己曾被傷害過。宮家莊的農民也不知道自己曾經傷害的是文化。你始終沒有告訴他們你代表的是文化。
誰能說這是教育的失敗？
教育在你身上獲得了輝煌成功。
最後得救時你哭了。也許其中有幾滴眼淚為文化而流——付出70天性奴的代價，仍然讓傳統文化毀于一旦，文化的面子終于沒有保住，自尊和身份終于沒有保住，還是給全體知識分子出了醜！你苦熬70餘天，仍不能使文化免于尴尬，這也許才是你那一串串眼淚的潛台詞。
但願我誤解了你……
緻武勤英
你認為“大學生研究所學生本應緻力于學業，然而吹進校園的經商風潮，膨脹了一些學子們的商品意識，進而産生心理紊亂，價值的天平傾斜了，脆弱的神經崩潰了。金錢，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文化人受騙的直接誘因。”我不敢說你這段話太過輕率，不負責任，但我敢肯定你缺乏分析。
無疑，小A在“一些學子”之列。他們“價值的天平傾斜了”，一邊是金錢，一邊是什麼，你未言明，但據上下文可知，應包括“緻力于學業”在内。你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不該倒向金錢。若此，上當受騙算是自找，活該！不知你敢不敢承認你心中其實就是這麼想的？當然，你為這種“倒向金錢”現象痛心疾首。
小A及其“一些學子”們為什麼“倒向金錢”？
在十億人中至少有幾億為什麼都瘋狂地“倒向金錢”？
如果我把金錢與人自身的覺醒、解放和人格的獨立、完整聯系在一起，也許它就不會使許多人困惑，不使你“心理紊亂”了。在傳統文化中，金錢從來隻與罪惡相連，從來都是仇恨和詛咒的對象。“君子固窮”，這話聽起來怎麼都有一種李蓮英鄙視西門慶個人生活作風的滑稽。要說世界上有什麼人對金錢最痛恨，那隻能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經幾千年才養成的習慣性仇恨中，你自然發現不了一個簡單明了得常識一般的事實——一個人隻有擁有金錢，擁有生産關系意義上的或者經濟學意義上的私有财産，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人。私有财産是人從附庸走向獨立的物質前提。
民主啟蒙從五四至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至少在當代青年中，自我意識、生命意識、現代意識已經覺醒并且成熟了，但他們為什麼得到的隻是更強烈的壓抑或扭曲，更強烈的工具感、奴化感或荒謬感呢？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可以自由支配的私有财産。所謂“自食其力”，不過是工具化和奴化地位的被認可，被接受而已。從“非人”向人，從工具化走向自我，需要突破的最後一道屏障、真正的障礙，正是錢！經濟！私有财産！在資産階級憲法中，私有财産之是以神聖不可侵犯，就在于自我、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明白了這一點，也就至少明白了大陸目前這場經濟改革的深層哲學含義，明白了席卷全國的金錢狂欲的文化的、哲學的價值，明白了“一些學子的商品意識與金錢意識”為什麼會膨脹并且不可逆轉。透過金錢的迷霧，人們追求的是人、是自我、是法律之外的無限空間。
誰擁有可自由支配的私有财産，誰就更可能擁有和享受法律之外的自由空間，從執政黨主席到居委會主任這多如牛毛龐大無邊的權力之網對他就不起作用，他可以超越藩籬，他的社會關系就可以簡化為 “朋友” 二字。什麼道德、倫理、風俗、政治、文化、宗教和地域，都無法調整、限制、限制和規範他的行為和思維，除過法律。他隻是法律面前的優秀公民，此外他就是自我、就是人，而絕不是符号、觀念、工具或附庸、手段、奴仆。甚至可以說，在“非人化”的生存狀态中，無“人生價值”或“人生意義”可言，也無事業、學業可言。在人沒有走向自我，走向自由之身前，事業或學業的成功也不過是奴才的成功！“緻力于學業”不過是一種自我麻醉自我欺騙，是工具化的被強化和奴才化的被深化！而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醜陋或說最大悲劇就是自覺自動心甘情願地承認和接受工具化的地位，盼望着被奴才化或享受不能充當工具的失落感寂寞感無所歸屬感，亦即“不得幫閑的痛苦”（引磕巴兄語，筆者今注）。
如果說“一些學子”們有什麼錯，那就錯在不敢追求金錢不會追求金錢上；有什麼值得指責，那該指責的就是在追求金錢時暴露出來的無能！小A錯在缺少得到那200元的能力，而不是錯在對200元産生欲望。金錢之是以“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文化人受騙的直接誘因”，恰恰反證了知識分子的普遍無能，此外它什麼也别想證明！
中國經濟變革截止目前，成績斐然的還是千軍萬馬崛起于城鄉的個體戶們，他們一般不是大學生研究所學生不是文化人，大量的金錢在他們的口袋裡成了“瘋狂的困獸”，觸發了“巨财恐懼症”和“巨财舞蹈症”，出現了許多令人眼花缭亂的“怪動作”，那麼文化人的介入和參與，将導緻這種局面的改變。從“緻力于學業”到“商品意識膨脹”，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命運轉折的重大機遇，他們對經濟活動的參與和介入，将把這場經濟變革導向更為深刻廣闊的社會變革。正是他們，将會把私有财産與人的解放聯系在一起，把金錢與人格獨立聯系在一起，把人由“非人”變成自我、個體、人自身，還原為感性生命，一如一位蘇聯記者對中國改革的描述——“在把人變成人”。
被傳統文化傷害最深幾乎病入膏肓的正是知識分子群體，也正是以，在個體戶的千軍萬馬迅速崛起時，因為對金錢的“習慣性仇恨”，使他們面對金錢而困惑而心理紊亂而為傳統文化的衰微傷心而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不知所措甚至惶恐不可終日——價值的天平倒了，我今後可該怎麼辦？
中國知識分子，你将選擇什麼？
1988年9月25日寫于海南八所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