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的帝王经常称自己为“寡人”、“孤”，似乎一旦当了皇帝与孤独相伴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儒家强调由己及人，从本心层层外推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仿佛只要人做好了，治国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法家也从对人性出发，只是认为人与人之间哪怕父子至亲也会尔虞我诈，更何况君臣之间。
01帝王的恐惧
第一，做人跟治国是两回事，一微观、一宏观。
对做人来说可能靠谱的东西，用来治国就不靠谱。
仁爱对个人来说是好品质，但治国要是仁爱，不仅自己会死得很惨，也会给家国带来灾难。
第二，那些美好价值虽然存在，却不是人群中的最大公约数。
治国之道靠圣君、贤臣、良民是靠不住的，千年才出一圣君，还不见得遇到贤臣。
要靠得住，就得是那种庸主也能用好的治国术，一治得住奸臣，二适用于普通道德水平的臣民。
韩非说，不用我这套治国术，圣人也十有八九失败；用我这套治国术，亡国之君也能长享太平。
韩非的治国术确实简单、粗暴、有力。
它完全替君王考虑，坦然指出一条保持和扩大权力的最短路线。
它不是反贼指南，而是保皇教科书。
当了帝王就是是彻底的孤独。
要所有人都听命于你，就等于你自绝于所有人。
所有人都是你的潜在敌人，这处境一般人无法体会。
普通人总是被各种真真假假的感情所包围，看问题没法这么透亮。
君主站在最高处，就只有一个结论：四处受敌。
韩非说，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是君主被挑战的八条路径。
越是内部威胁越大，最大的威胁永远来自内部，最无情的对手就是血亲，这是君王的成长教育：你只有你自己。孤，寡，一人。
认识到这一点后，便是极度的恐惧：你只有一个人，怎么干得过所有人？
一部《韩非子》，十余万言，讲到底就是三个字。
02势、法、术。
势，指的是权柄操在君主手里。
一柄为赏，一柄为罚，人性趋利避害，掌握住赏罚二柄，以利驱之，以罚止之，就能以一驭多。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势者胜众之资。”
权柄的默认状态是握在君主手里，这就是势，君主的天然优势，只要把住用好，庸主也能驱使天下人。但如果失了势，哪怕圣人也不能齐三家。
第一，与其被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这是跨越2000年时间对人性的洞察。
第二，必须垄断权柄。赏罚二柄是一体两面，不能分开。
既不能觉得赏太费资源只罚不赏，也不能因为罚太得罪人就只赏不罚，更不能因为这些顾虑而把其中一柄外包。
该得罪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得罪，该你出成本的不要让别人替你出。
第三，赏罚必须无远弗届，不容许有法外之民。
如果有些人守道不变，坚持真理。韩非认为非杀不可，因为他们不被赏罚所驱使，无法为君主所用，甚至会使那些被赏罚所驱使的民众产生坏念头。
韩非不允许逍遥派存在。
03法与术，一阴一阳，一显一隐，是一体两面
法是公开的赏罚，术是深藏的权谋。
韩非之法跟今天所讲之法治差别很大。
你可以把韩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开宣示，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动摇的赏罚标准。
商鞅城门立木，重赏搬运工，你说把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本身有多大价值呢？
其价值就在于发出极度强烈的信号：要来真的。
什么是可为，什么是可避，都要清清楚楚公开明白。
人太复杂、难知、多变，“其心难知，喜怒难中”。
所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么回事之后，就不再去做识人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转入外部视角，不管每个人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是什么，君主用稳定的、公开的、清楚可识别的信号驱动大众。
这一套打法试图杜绝任何意外和借口，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稳定预期。它当然会走向极度反人性。
韩非主动拥抱这个后果：“圣人为法，必逆于世”。
在韩非的体系里，法必须走到决绝不近人情的极点，不是个人偏好，而是逻辑结果。只要从法稍微偏离一点点，展示出一点点人性，那么君王就不安全了。
全国上下的眼睛都在盯着你，你有休息打盹的时候，盯着你的人却没有。
你露出的一切个人好恶都会变成破绽，只要暴露出一点好恶，就会被人所乘。
04韩非子的术
法是公开的政策宣示，而术是秘不示人的私下打法。
这句话的本质不在什么是政策，也不在什么打法，而是形容词，法的关键是公开，术的关键是秘不示人。
秘不示人本身就是术。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
秘不示人的关键就是自己不表态：不说话，不做事，不出主张，静静地听他讲，不是只听一方讲，要兼听。
谁也不能白讲，讲完就得做，做完要算账，说多少就得做到多少，不达标要罚，超标也要罚，因为最重要是名实相符。
于是你便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这些都是操作中的具体事宜，关键还是秘不示人四个字，去智，去贤，去勇，把这些凡人的品质打掉，最终达到庄子说的至强境界：呆若木鸡。
2000年前韩非子已经洞察了协调凝聚整个系统的智慧和力量实现目标，所以得有法来担当协调功能；驭人则是分蛋糕，人们之间完全是利害关系，而且是你所得是我所失的零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