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中的帝王經常稱自己為“寡人”、“孤”，似乎一旦當了皇帝與孤獨相伴了，為什麼會這樣呢？
儒家強調由己及人，從本心層層外推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仿佛隻要人做好了，治國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法家也從對人性出發，隻是認為人與人之間哪怕父子至親也會爾虞我詐，更何況君臣之間。
01帝王的恐懼
第一，做人跟治國是兩回事，一微觀、一宏觀。
對做人來說可能靠譜的東西，用來治國就不靠譜。
仁愛對個人來說是好品質，但治國要是仁愛，不僅自己會死得很慘，也會給家國帶來災難。
第二，那些美好價值雖然存在，卻不是人群中的最大公約數。
治國之道靠聖君、賢臣、良民是靠不住的，千年才出一聖君，還不見得遇到賢臣。
要靠得住，就得是那種庸主也能用好的治國術，一治得住奸臣，二适用于普通道德水準的臣民。
韓非說，不用我這套治國術，聖人也十有八九失敗；用我這套治國術，亡國之君也能長享太平。
韓非的治國術确實簡單、粗暴、有力。
它完全替君王考慮，坦然指出一條保持和擴大權力的最短路線。
它不是反賊指南，而是保皇教科書。
當了帝王就是是徹底的孤獨。
要所有人都聽命于你，就等于你自絕于所有人。
所有人都是你的潛在敵人，這處境一般人無法體會。
普通人總是被各種真真假假的感情所包圍，看問題沒法這麼透亮。
君主站在最高處，就隻有一個結論：四處受敵。
韓非說，同床、在旁、父兄、養殃、民萌、流行、威強、四方，是君主被挑戰的八條路徑。
越是内部威脅越大，最大的威脅永遠來自内部，最無情的對手就是血親，這是君王的成長教育：你隻有你自己。孤，寡，一人。
認識到這一點後，便是極度的恐懼：你隻有一個人，怎麼幹得過所有人？
一部《韓非子》，十餘萬言，講到底就是三個字。
02勢、法、術。
勢，指的是權柄操在君主手裡。
一柄為賞，一柄為罰，人性趨利避害，掌握住賞罰二柄，以利驅之，以罰止之，就能以一馭多。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勢者勝衆之資。”
權柄的預設狀态是握在君主手裡，這就是勢，君主的天然優勢，隻要把住用好，庸主也能驅使天下人。但如果失了勢，哪怕聖人也不能齊三家。
第一，與其被人愛戴，不如被人畏懼。這是跨越2000年時間對人性的洞察。
第二，必須壟斷權柄。賞罰二柄是一體兩面，不能分開。
既不能覺得賞太費資源隻罰不賞，也不能因為罰太得罪人就隻賞不罰，更不能因為這些顧慮而把其中一柄外包。
該得罪的不要讓别人替你得罪，該你出成本的不要讓别人替你出。
第三，賞罰必須無遠弗屆，不容許有法外之民。
如果有些人守道不變，堅持真理。韓非認為非殺不可，因為他們不被賞罰所驅使，無法為君主所用，甚至會使那些被賞罰所驅使的群眾産生壞念頭。
韓非不允許逍遙派存在。
03法與術，一陰一陽，一顯一隐，是一體兩面
法是公開的賞罰，術是深藏的權謀。
韓非之法跟今天所講之法治差别很大。
你可以把韓非之法看成君主政策目标的公開宣示，并搭配以一套不可動搖的賞罰标準。
商鞅城門立木，重賞搬運工，你說把木頭從這裡搬到那裡本身有多大價值呢？
其價值就在于發出極度強烈的信号：要來真的。
什麼是可為，什麼是可避，都要清清楚楚公開明白。
人太複雜、難知、多變，“其心難知，喜怒難中”。
是以君王在洞察人是怎麼回事之後，就不再去做識人這件費力不讨好的事情，而轉入外部視角，不管每個人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是什麼，君主用穩定的、公開的、清楚可識别的信号驅動大衆。
這一套打法試圖杜絕任何意外和借口，以求建立政策的超穩定預期。它當然會走向極度反人性。
韓非主動擁抱這個後果：“聖人為法，必逆于世”。
在韓非的體系裡，法必須走到決絕不近人情的極點，不是個人偏好，而是邏輯結果。隻要從法稍微偏離一點點，展示出一點點人性，那麼君王就不安全了。
全國上下的眼睛都在盯着你，你有休息打盹的時候，盯着你的人卻沒有。
你露出的一切個人好惡都會變成破綻，隻要暴露出一點好惡，就會被人所乘。
04韓非子的術
法是公開的政策宣示，而術是秘不示人的私下打法。
這句話的本質不在什麼是政策，也不在什麼打法，而是形容詞，法的關鍵是公開，術的關鍵是秘不示人。
秘不示人本身就是術。
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
秘不示人的關鍵就是自己不表态：不說話，不做事，不出主張，靜靜地聽他講，不是隻聽一方講，要兼聽。
誰也不能白講，講完就得做，做完要算賬，說多少就得做到多少，不達标要罰，超标也要罰，因為最重要是名實相符。
于是你便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這些都是操作中的具體事宜，關鍵還是秘不示人四個字，去智，去賢，去勇，把這些凡人的品質打掉，最終達到莊子說的至強境界：呆若木雞。
2000年前韓非子已經洞察了協調凝聚整個系統的智慧和力量實作目标，是以得有法來擔當協調功能；馭人則是分蛋糕，人們之間完全是利害關系，而且是你所得是我所失的零和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