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以后走向新发展的时期。由于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史学在唐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在修史规模上，还是在史学思想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
唐太宗时正式设立史馆
隋唐以前，纪传体史书多是私家撰著。隋文帝时，禁止私家“撰集国史，臧品人物”。武德年间，唐高祖下诏编修前代正史。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最早的专职修史机构，不论是前朝史还是本朝史（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都从这里撰写出来。
二十四史中八史均在唐朝修成
馆内设修撰、直馆，从事具体编写工作，并令宰相为编修。从此，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一直沿袭到清代，这使我国历代正史得以持续不断，从而保留了大量史料。由于加强了史书的编纂工作，唐代修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二十四史中，唐代修成的有八史，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其中《南史》和《北史》是由李延寿私人修撰，后获政府批准而成为正史的。贞观十七年（643年），因梁、陈、北齐、周、隋五史中无《志》，唐太宗又下诏编修《五代史志》，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就是现在《隋书》中的“志”。
刘知几像
唐代史学思想最重要的成就，当属刘知几的《史通》。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祖父就是个史官，家庭环境使他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岁时便基本读完了唐以前的主要史书，20岁中进士，后入史馆，参加纂修《唐史》，后因与史馆当权者意见相左，愤而退出史馆，潜心于《史通》的创作，经过9年的努力，于景龙四年（710年）完成了《史通》。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通》共20卷，原有52篇，现存49篇，分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36篇，论述了史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13篇，论述了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的得失。
《史通》
刘知几对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进行了批判，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刘知几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当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显然，刘知几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三长论”和“直笔论”。他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而以识最重要。如果“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则学问再多也无用。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通典》
唐代另一主要的私家史学著作是杜佑的《通典》，这是我国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区）人，官至宰相，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和史学家。他的《通典》全书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和边防等九门，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讫唐代的肃宗、代宗时，记载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并为后世开创了分门别类的记录、考究典章制度的先例。
在《通典》中，杜佑列食货为首，指出“农者国之本也”。同时他反对“非今是古”，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这种古为今用的治学精神是及其可贵的，反映了他进步的史学观点。在对待华夷民族关系上，杜佑也走在了历史的前列。他指出两个观点：一是华夏、夷狄本无根本的差别，夷狄的“鄙风弊俗”，华夏原先也是有的；二是华夏、夷狄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前者“随时拯弊”，后者“莫革旧风”，才出现了发展程度上的种种差别。这两点，反映出来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以及在当时所达到的最为正确的民族理论，是历史思想上的重大进步。
隋唐时期在大一统的稳定社会环境以及强有力的皇家力量支持下，中国史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史书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还体现在史学思想的不断进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