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也是中國史學成長起來以後走向新發展的時期。由于唐朝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史學在唐代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這一時期無論是在修史規模上，還是在史學思想上都有了新的發展和進步。
唐太宗時正式設立史館
隋唐以前，紀傳體史書多是私家撰著。隋文帝時，禁止私家“撰集國史，臧品人物”。武德年間，唐高祖下诏編修前代正史。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正式設立史館于禁中，這是中國曆史上有确鑿記載的、最早的專職修史機構，不論是前朝史還是本朝史（包括起居注、實錄、國史）都從這裡撰寫出來。
二十四史中八史均在唐朝修成
館内設修撰、直館，從事具體編寫工作，并令宰相為編修。從此，官修正史和宰相監修成為定制，一直沿襲到清代，這使我國曆代正史得以持續不斷，進而保留了大量史料。由于加強了史書的編纂工作，唐代修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二十四史中，唐代修成的有八史，即《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其中《南史》和《北史》是由李延壽私人修撰，後獲政府準許而成為正史的。貞觀十七年（643年），因梁、陳、北齊、周、隋五史中無《志》，唐太宗又下诏編修《五代史志》，至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成書，就是現在《隋書》中的“志”。
劉知幾像
唐代史學思想最重要的成就，當屬劉知幾的《史通》。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他祖父就是個史官，家庭環境使他對史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17歲時便基本讀完了唐以前的主要史書，20歲中進士，後入史館，參加纂修《唐史》，後因與史館當權者意見相左，憤而退出史館，潛心于《史通》的創作，經過9年的努力，于景龍四年（710年）完成了《史通》。
《史通》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史學批評和史學理論著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史通》共20卷，原有52篇，現存49篇，分内篇和外篇兩部分。内篇36篇，論述了史學源流、體例和編撰方法；外篇13篇，論述了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的得失。
《史通》
劉知幾對史學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論觀點進行了批判，強調人事在曆史上的作用，指出：“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劉知幾認為曆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當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古非今，認為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顯然，劉知幾的曆史觀是進步的。
劉知幾還提出了著名的“三長論”和“直筆論”。他提出史學家必須具備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而以識最重要。如果“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則學問再多也無用。對于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虛美”，“不避強禦”，“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歪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後世史學産生了巨大影響。
《通典》
唐代另一主要的私家史學著作是杜佑的《通典》，這是我國一部專門論述典章制度的通史。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區）人，官至宰相，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和史學家。他的《通典》全書200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和邊防等九門，上起傳說中的唐虞，下訖唐代的肅宗、代宗時，記載了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儲存了大量有價值的史料，并為後世開創了分門别類的記錄、考究典章制度的先例。
在《通典》中，杜佑列食貨為首，指出“農者國之本也”。同時他反對“非今是古”，主張“随時立制，遇弊變通”。這種古為今用的治學精神是及其可貴的，反映了他進步的史學觀點。在對待華夷民族關系上，杜佑也走在了曆史的前列。他指出兩個觀點：一是華夏、夷狄本無根本的差别，夷狄的“鄙風弊俗”，華夏原先也是有的；二是華夏、夷狄所處地理環境的不同，前者“随時拯弊”，後者“莫革舊風”，才出現了發展程度上的種種差别。這兩點，反映出來杜佑的曆史進化思想，以及在當時所達到的最為正确的民族理論，是曆史思想上的重大進步。
隋唐時期在大一統的穩定社會環境以及強有力的皇家力量支援下，中國史學得到了較快的發展，這不僅展現在史書數量的爆炸式增長，還展現在史學思想的不斷進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