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比较熟悉明朝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土木堡之变，在那场战争中，出现了一个自以为是，陷国家于危难的耻辱之君，也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将倾的英雄。
因为这两个人的传奇性，土木堡之变因此更为人熟知，但是明朝还有一次类似的“北京保卫战”，却因为存在“遮羞布”现象而不被人们熟知，
这另外一场被称为庚戌之变的北京保卫战
，发生了什么，让除了明朝朝廷自己外，不被大家所注意呢？
土木堡之变和明朝第一次北京危机
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的英宗，其昏庸刚愎与无能怎么评价都不算过分，而那位英雄于谦，他的过人能力和品质，怎么被人赞誉都不算过誉。为何这么说？
我们先来看看事件过程：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太师也先率各部寻衅寇边，分四路大举向明朝边境进攻。而当时明英宗极其宠信宦官王振，在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情况下，王振不断煽惑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讨伐也先大军，虽有百官劝谏，但是偏信王振的明英宗执意率众文武亲征。
大军到山西大同，在不通军事的王振指挥下前线不断传来各路明军溃败的消息，惊慌失措的王振令大军撤退。退至地高无水的土木堡时，瓦剌军追击导致明军溃败，王振及文武百官死于乱军之中，明
英宗被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
随后瓦剌太师也先又乘明军主力溃散，企图率军攻占北京。
临危受命的于谦，明朝的先祖们未必无能
在明英宗被俘后，明王朝遇到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危机，在此危急关头，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临危受命，先是打击罪魁祸首的王振等宦官集团，安定政局。后又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放弃解救明英宗的计划，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为明代宗，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使得其后挟明英宗来要挟明廷的也先计谋不得逞。
同时知人善用，又以罪责不在于仅存逃回来的土木堡之变将领石亨身上为理由，释放石亨，并提拔其为北京保卫战指挥军队守卫的大将。三个举措让北京百官万事俱备做好了临战准备，
恼羞成怒的也先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此后在于谦、石亨共同努力下，京师守军的奋力抵抗，再加上天寒地冻，最后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围。
于谦和石亨的坚持最终取得了胜利，明王朝转危为安。又因为由于于谦为主率领的“北京保卫战”让得明朝没有“英年早逝”，对大明朝来说，于谦这个人可谓居功至伟。这也充分说明了土木堡之变并不是因为那些明军无能，而是有能力的将领们得不到重用，王振领导独断才导致了土木堡之祸，而非朝中没有能人。
明朝第二次北京保卫战——“庚戍之变”
可以说一百年前的土木之变，还主要只是明朝军事指挥错误导致的中央军队第一场失败战役。于谦等人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灭亡覆辙，决定保卫北京城的举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据亲历过此战役的官员李贤所说：“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意思是，土木堡的失败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乃是明朝边防废弛导致的必然结果。
可是明朝廷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依然以为土木堡只是个意外，明朝的国力依然强盛，然而，嘉靖二十九年，即1550年，庚戍之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明朝统治者的这种想法，明朝军事政治废弛的“遮羞布”被扯掉了，也让他们意识到一百年前那些先辈们是如何的优秀和难能可贵。
此时明朝官员的众生相
面对蒙古阿勒坦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战争，率领20万大军来犯。此时大明官场的众生相出来了，时任大同总兵仇鸾却用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此后不知真相的明世宗还拜仇鸾为节制诸路兵马的大将军。时任兵部尚书的丁汝夔，向当时的权奸严嵩请教如何战守。
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丁汝夔会意，让诸将不要轻举妄动。于是诸将皆坚壁不战。事后，严嵩又杀了听了他话的丁汝夔来搪塞责任。
除了官员的腐朽外，常年的安逸也早已让明朝军队军事废弛，战斗力大大下降。能够参战的常备军队估计也只有七八万，甚至更少。没其他办法，兵源不足的明朝只能赶鸭子上架，从一直没啥正面战场经验的锦衣卫等各处拉壮丁。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到了北京城，看到蒙军，大军甚至不敢出城而战。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直到饱掠之后，得到了嘉靖皇帝通贡的允诺，他们才由古北口退去满载而归。
这不可谓不是明朝的又一个耻辱，面对这样的明朝，不知嘉靖帝会不会羡慕一百年前的那些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