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比較熟悉明朝曆史的人，都會知道土木堡之變，在那場戰争中，出現了一個自以為是，陷國家于危難的恥辱之君，也出現了一位力挽狂瀾，救國家于将傾的英雄。
因為這兩個人的傳奇性，土木堡之變是以更為人熟知，但是明朝還有一次類似的“北京保衛戰”，卻因為存在“遮羞布”現象而不被人們熟知，
這另外一場被稱為庚戌之變的北京保衛戰
，發生了什麼，讓除了明朝朝廷自己外，不被大家所注意呢？
土木堡之變和明朝第一次北京危機
在土木堡之變中，被俘的英宗，其昏庸剛愎與無能怎麼評價都不算過分，而那位英雄于謙，他的過人能力和品質，怎麼被人贊譽都不算過譽。為何這麼說？
我們先來看看事件過程：
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太師也先率各部尋釁寇邊，分四路大舉向明朝邊境進攻。而當時明英宗極其寵信宦官王振，在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情況下，王振不斷煽惑明英宗朱祁鎮禦駕親征讨伐也先大軍，雖有百官勸谏，但是偏信王振的明英宗執意率衆文武親征。
大軍到山西大同，在不通軍事的王振指揮下前線不斷傳來各路明軍潰敗的消息，驚慌失措的王振令大軍撤退。退至地高無水的土木堡時，瓦剌軍追擊導緻明軍潰敗，王振及文武百官死于亂軍之中，明
英宗被俘，這就是土木堡之變，
随後瓦剌太師也先又乘明軍主力潰散，企圖率軍攻占北京。
臨危受命的于謙，明朝的先祖們未必無能
在明英宗被俘後，明王朝遇到嚴重的政治和軍事危機，在此危急關頭，時任兵部尚書的于謙臨危受命，先是打擊罪魁禍首的王振等宦官集團，安定政局。後又以“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号，放棄解救明英宗的計劃，擁立郕王朱祁钰登基為明代宗，遙尊明英宗為太上皇，使得其後挾明英宗來要挾明廷的也先計謀不得逞。
同時知人善用，又以罪責不在于僅存逃回來的土木堡之變将領石亨身上為理由，釋放石亨，并提拔其為北京保衛戰指揮軍隊守衛的大将。三個舉措讓北京百官萬事俱備做好了臨戰準備，
惱羞成怒的也先于十月率大軍進犯北京，此後在于謙、石亨共同努力下，京師守軍的奮力抵抗，再加上天寒地凍，最後瓦剌軍退出塞外，京師解圍。
于謙和石亨的堅持最終取得了勝利，明王朝轉危為安。又因為由于于謙為主率領的“北京保衛戰”讓得明朝沒有“英年早逝”，對大明朝來說，于謙這個人可謂居功至偉。這也充分說明了土木堡之變并不是因為那些明軍無能，而是有能力的将領們得不到重用，王振上司獨斷才導緻了土木堡之禍，而非朝中沒有能人。
明朝第二次北京保衛戰——“庚戍之變”
可以說一百年前的土木之變，還主要隻是明朝軍事指揮錯誤導緻的中央軍隊第一場失敗戰役。于謙等人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滅亡覆轍，決定保衛北京城的舉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據親曆過此戰役的官員李賢所說：“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意思是，土木堡的失敗與長期以來明朝北方邊防被破壞，乃是明朝邊防廢弛導緻的必然結果。
可是明朝廷并沒有意識到這點，依然以為土木堡隻是個意外，明朝的國力依然強盛，然而，嘉靖二十九年，即1550年，庚戍之變的爆發，徹底打破了明朝統治者的這種想法，明朝軍事政治廢弛的“遮羞布”被扯掉了，也讓他們意識到一百年前那些先輩們是如何的優秀和難能可貴。
此時明朝官員的衆生相
面對蒙古阿勒坦汗因“貢市”不遂，而發動戰争，率領20萬大軍來犯。此時大明官場的衆生相出來了，時任大同總兵仇鸾卻用重金賄賂俺答，請求勿攻大同，移攻他處。此後不知真相的明世宗還拜仇鸾為節制諸路兵馬的大将軍。時任兵部尚書的丁汝夔，向當時的權奸嚴嵩請教如何戰守。
嚴嵩說“塞上打仗，敗了可以掩飾，京郊打仗，敗了不可掩飾，俺答不過是掠食賊，飽了自然便去。”丁汝夔會意，讓諸将不要輕舉妄動。于是諸将皆堅壁不戰。事後，嚴嵩又殺了聽了他話的丁汝夔來搪塞責任。
除了官員的腐朽外，常年的安逸也早已讓明朝軍隊軍事廢弛，戰鬥力大大下降。能夠參戰的常備軍隊估計也隻有七八萬，甚至更少。沒其他辦法，兵源不足的明朝隻能趕鴨子上架，從一直沒啥正面戰場經驗的錦衣衛等各處拉壯丁。這樣的軍隊戰鬥力可想而知，到了北京城，看到蒙軍，大軍甚至不敢出城而戰。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騷擾八日。”直到飽掠之後，得到了嘉靖皇帝通貢的允諾，他們才由古北口退去滿載而歸。
這不可謂不是明朝的又一個恥辱，面對這樣的明朝，不知嘉靖帝會不會羨慕一百年前的那些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