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的庶出第三子，本来无论如何都与九五至尊无缘。胆魄过人的他决心豪赌一把，主动联络姑姑太平公主与禁军将领，发动非常血腥的唐隆宫变除去韦后势力，将父亲李旦推上皇帝宝座，是为唐睿宗，自己则以匡扶唐室的功劳超越身居嫡长、曾作元储的大哥李成器，被立为皇太子。
李旦为人平庸软弱，被妹妹和儿子架上皇位后也只是傀儡，朝政由太平公主与皇太子把持。姑侄之间为了专权而斗争，就在先天元年（712），唐睿宗因为天象禅位太子，即唐玄宗，既而太上皇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与护法下与新帝分庭抗礼，玄宗为了独揽大权，先发制人杀害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迫使太上皇彻底拱手。
唐王朝自建立之初，几乎每次争储夺嫡与交接权力都伴随着宫廷政变，本是宗室庶支的唐玄宗，更是通过实施两次流血政变登极为嫡系主干、巩固皇位，也因此，在唐朝诸帝中，他对子嗣的猜忌提防几乎是最严重的。
开元二年（714）十二月，已过而立的唐玄宗因为久无嫡息，所以在当时的六位庶子中选择册立近六岁的次子李瑛为皇太子。当时后宫中是李瑛之母、娼妓出身的赵丽妃最受宠遇，所以他因为偏私，不惜打破无嫡立长的宗法秩序以及唐朝尊崇世族的传统。
李隆基生性好色，广选佳丽美姝，赵丽妃宠冠后宫的地位逐渐被武惠妃取代。开元十四年（726年），丽妃病逝于洛阳，李瑛自此失去了一位至亲。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开元十三年年底，唐玄宗举行了泰山封禅大典，标志着自己的帝王业达到鼎盛。矗立在几乎与昊天平齐的泰山之巅，他心中唯我独尊的一面被无限放大，对于手握的皇权更加痴迷，心态也发生剧变。
比如先前他励精图治、广开言路，上疏指出君王不足、争论时政得失的贤臣颇多，他也经常下诏褒奖，给予直臣赏赐或升迁。但东封回朝后，许多敢于进谏的臣工都不同程度开罪了他，导致谏者顿少，助长了帝王的刚愎自用。
李瑛也曾被玄宗宠爱重视，入学三年就加元服、拜谒太庙，当然此时的李瑛年纪尚小，甚少涉政也情有可原，可随着东封结束，玄宗益发将太子视作“天然政敌”。
唐玄宗决心对诸子进行管控防范，此时他已有十余位皇子，继承人李瑛首当其冲。东宫自先秦以来就是太子住处的别称，更是元储崇高政治地位的象征，但李瑛的东宫居住权被取消，只能居住在父亲寝宫附近，淡化了储君之于宗庙社稷的特殊性。
而且东宫下属的官僚也被玄宗加以简化与削权的改革，东宫职事官更类似荣誉勋官，这又降低了储君与东宫属官联系的紧密性，太子的政治权力也随之减弱，各类文献资料鲜见李瑛监国、参政的记载。
很明显，唐玄宗对身为太子的李瑛产生权力结构层面上的隔阂戒备，而且他已经拥有数量庞大的妃嫔子女，无形中减少了对李瑛在亲情上的关注。
此时中宫空悬已有时日，玄宗欲立武惠妃为皇后，遭到大臣反对，理由是惠妃为武则天侄孙，身负血统原罪，更何况惠妃有子，若扶正则不利于国本李瑛，且立后不宜扶正妃嫔，应重新聘选，所以玄宗为大局考虑没有继立皇后。
武惠妃在宫中享受皇后礼遇，是实际的后宫之主，她的儿子寿王李琩、盛王李琦也宠冠诸子，虽然皇帝当下没有易储的想法，但对李瑛来说，武惠妃母子仍可能是隐患。
可以说，数年之间，李瑛遭遇失去母亲、被父亲大幅削弱政治影响、父子亲情渐行渐远、得宠的妃子与弟弟可能动摇储位的四重打击。
当然玄宗的猜防不止限于嗣君，对于诸王皇孙，则采取措施最大程度收缩他们的政治、经济权限。他当然不许诸子出藩有雄踞一方的机会，东封之后，他在兴庆宫附近筑起高墙深院的十王宅供年长皇子出阁居住，后来又紧挨着十王宅修建百孙院。由于面积有限，必要时二王可同居一府，皇孙更是多人同居一院，诸王的饮食起居儿女婚庆皆可在十王宅内解决，由宦官负责管理监视。
玄宗又命令有司尽量俭省诸王的用度供给，早在开元十一年（723），他就更改制度，将公主亲王自征封物的权力收归中央，封家要至赐坊请受。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和二十三年，所有皇子才集体受封二千户的食邑，并可以正式开府置官，当然幕府都列于外坊，只是充当装点皇室门面的角色，与亲王本人交接甚少。
抑制皇太子发展政治势力的目的既已达到，大约于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为太子聘妃薛氏，可能觉得这些年对太子有所亏欠，也为了给太子服下定心丸，李瑛成婚恩典分外隆重。
为庆祝太子纳妃的重大喜事，皇帝发布恩敕，包括曲赦京城、宥免天下死刑犯、免除长安县和万年县的地税、京官升勋一转、负责婚礼的官员和东宫的官员基本上都获得推恩、主持五礼亲迎储妃的中书令萧嵩特封徐国公、李瑛母家赵氏与太子妃家薛氏各有成员越级超迁等等。
但热闹的恩款弥补不了李瑛在政治和精神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已经青年的李瑛依旧在政务上难以施展拳脚。愤懑失意不得志的他经常和两位最亲近的弟弟相聚畅聊，即五弟鄂王李瑶和八弟光王李琚。老五和老八都是长相英俊且受宠的宗室才子，而且同居一府，关系本就很要好，李琚更是文武兼优很得父亲赏爱，初次国封甚美。
老五和老八的生母分别是皇甫德仪与刘才人，她们还有赵丽妃，这三位女子可能都曾与武惠妃产生龃龉。兄弟仨对母亲失宠、父皇的弹压心生不满，也不愿在君父淫威下压抑情绪，经常聚在一起抱怨皇帝和武惠妃。
此时的政坛上，一位即将把三皇子置之死地的厉害人物正节节攀升，成为热门的相位替补人选，他就是知名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擅长捱风缉缝，他交好位高权重者以便获升迁，又一掷百万，用金帛厚赂包括高力士在内的皇帝左右侍从、巴结宫内诸多宠妃与显宦，钻营织就成一张发达的情报网，玄宗的言行举止都能被他轻易探知。
武惠妃继承了姑祖母武则天的野心，皇后的理想落空后，她把目光瞄准储位，但李瑛没有明显地位动摇的迹象而且新婚未久，以婉顺固宠的她又不敢直接向夫君传达诉求，是以只能蛰伏深宫等待机会。
深谙皇帝对子嗣猜刻本性的李林甫，认为有机会挑拨皇帝废易太子，他想通过扶持新君谋求更长远的政治利益。他善于揣摩人心，委托宦者联系惠妃，表示愿意支持寿王，惠妃正愁没有外援，所以与李林甫结为同盟，为他的情报网添砖加瓦。
熟知皇帝喜恶行止的李林甫就像皇帝肚子里的蛔虫，在朝堂上表现的非常合乎主上心意，外加精干的业务能力，玄宗对他倍加宠信与倚重，遂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拜相。
光阴流转，志得意满、久临天下的唐玄宗逐渐开始疏怠政务、肆纵欲念。当时的首席宰相是文豪张九龄，张九龄为相正直刚强，经常劝谏皇帝克己复礼，而且君臣二人常在人事部署上意见相左。而李林甫则与张九龄相反，不仅能干还对君上谄媚顺从，唐玄宗不复昔年的精明英锐，内心天平倒向了李林甫。
面对有意无意宣扬寿王美德的宰相李林甫，李瑛和太子妃薛氏家族开始警惕，而且李瑛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皇太子，心中非常渴望早践大位。
他与妻舅密谋策划一场逼宫，无论是直接把老皇帝拉下宝座，还是除掉武惠妃母子及李林甫进而操控皇帝如傀儡，反正一旦政变成功，就能当家做主。
头脑粗浅的李瑛直接向相关部门索要二千副兵甲，孰料索甲之事居然被另一个弟弟——皇十三子颍王李璬得知并且禀奏父皇。玄宗震怒，认为太子有不臣之心。
祸不单行，武惠妃长女咸宜公主也是在开元二十三年下嫁杨洄，惠妃让女婿暗中监视李瑛等三皇子的动向，探查到三皇子常常聚会出怨言的情况。趁此机会，武妃也向玄宗流泪哭诉：“三皇子私下结党，想要除掉我们母子，还对皇上出言不逊。”
亲生儿子和宠妃接连告状，简直是在玄宗敏感的权力神经上跳舞，他火冒三丈，召见首相张九龄，打算将不安分的三皇子全部废黜。张九龄觉得太子等人久处深宫，谋反证据不足，岂能因为流言蜚语轻易撼动国本，虽然太子确实有错，但身为父亲应该选择宽恕并且为儿子掩藏过错才是。
由于宰臣反对，而且废储也的确事关重大，唐玄宗有些迟疑，暂时没对三皇子动手，但他盛怒未解，为示惩戒，将李瑛一位妻舅薛愿流放。
苦等机会近十载的武惠妃自然情绪焦灼，若是太子平安继统，他们母子必然会被新君打击报复。她知道盟友李林甫计划扳倒张九龄取代他的地位，故秘密谴心腹宦官牛贵儿威胁张九龄，称若不支持她易储，则相位不保。
然而刚正的张九龄毫无畏惧，并且第二天就将此事上奏皇帝，玄宗脸色大变，只觉事态复杂，于是张九龄在位时，三皇子地位相对稳固。但性格雄猜的他在内心没有撤销对三皇子的嫌疑，父子之间已产生如火药桶般的尖锐矛盾。
这场废储风波也让唐玄宗对爱唱反调的张九龄更加不满，李林甫也明白只有张九龄下台才能达到自己和武惠妃的目的，他持续发力，时不时在皇帝跟前谮短张九龄，张九龄进一步被疏远。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底，因为张九龄反对牛仙客拜相，对他积怨已深的玄宗不再忍耐，罢他知政的权力。二十五年（737）四月，张九龄曾保荐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因为妄言吉凶忤旨，玄宗当即命令在朝堂上杖毙周子谅，张九龄也受到牵连流放离京。
张九龄既已倒台，武惠妃和李林甫迅速对三皇子展开行动，惠妃利用太子便宜出入宫禁的特点，派人欺骗三皇子，声称宫内有贼寇作乱请求他们解救。三皇子缺乏城府，闻讯就带兵进入皇宫，可能是真以为有贼借此邀功，也可能想趁乱发动宫变控制皇帝夺权，究竟是如何想法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唐玄宗再次震怒，有了开元二十三年那场风波的铺垫，他心中已经认定三皇子谋逆，立刻召来李林甫商议，李林甫当然是支持皇帝废黜三皇子，于是三皇子被废，而且唐玄宗还残忍地将他们同日处死，世称三庶人。
薛太子妃的兄长薛锈也以同谋罪被赐死，李瑛母家赵氏、李瑶母家皇甫氏、太子妃家薛氏，这三家总共数十人因此被贬谪或流放。三皇子都曾被玄宗所爱，如今他却毫不犹豫下令一并诛杀，世人震恐之余，也为三庶人感到冤屈。
其实三皇子与太子妃之兄薛锈的确有谋反的计划，鄂王李瑶的王妃韦氏就是因为苦劝丈夫不要行违逆之事，所以被玄宗开恩赦免，韦氏家族也因为王妃贤德未受牵连。
但此事当然是作为父亲的李隆基责任最大，他的压制政策使太子李瑛无所适从而且忧心地位不保，刚好三皇子又不是服帖隐忍、逆来顺受的性格，李隆基对儿子们实在太狠绝，泯灭了亲情人性，引发三庶人的悲剧。
作为极权主义者，唐玄宗对嗣君的要求是高度安分守己、少涉政事的极致自律。从皇位接班人角度，这样的要求过于苛责，还伴随着实不副名、权不配位的痛苦不甘。
世人之所以认为三皇子冤枉，根源也是唐玄宗对诸子的监管过于严格，在承平的年代里，皇子难以具备造反的政治实力，先前张九龄就是如此想法。虽然三皇子自身的确欠缺成熟的权谋智慧与英明的政治手腕，但以他们掌握的政治资源，也确实难有突破性的战局扭转。
三庶人被害后，唐玄宗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处于恍惚忧烦、寝食难安的状态，倒不是悔恨伤怀，主要是为新太子人选。原来玄宗想推长而立，皇长子庆王李琮曾不幸在打猎时严重破相，他欲立皇三子忠王李玙（即唐肃宗李亨），但首相李林甫一直倡立寿王，所以玄宗陷入思虑之中。
开元二十五年八月，也就是三庶人殒命四个月后，唐玄宗为了警告诸子以及释放出更想让老三继立储贰的信号，亲自撰写六篇文章训诫诸王，内容是明君臣父子之义、强调稼穑之事，让老三忠王率领诸王上疏迎合。
由于唐玄宗内定忠王为储，相当于武惠妃等候多年费尽心思却为他人作了嫁衣裳，而且她应该也没想到玄宗居然如此狠辣一日三杀子，难免做贼心虚。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武惠妃于同年十月染疾，她和左右侍者都看见了三庶人的鬼魂，甚至宫中常常响起鬼哭的声音，至十二月，武惠妃在惊吓中丧命。
虽然唐玄宗为了给武惠妃治病以及平息宫内惶恐的人心，将行刑者杀死、改葬三庶人。但他心中依然认定三个儿子忤逆该死，所以从中激化矛盾、搬弄是非的李林甫和武惠妃都未因此失宠，玄宗没准觉得他们是帮助自己看清不肖子的功臣。
是以李林甫继续加官晋爵，武惠妃死后被追封贞顺皇后，葬以后礼，曾告发兄长的颍王李璬在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的皇帝亲祀东郊中担任终献，地位更高的亚献则是准太子忠王。六月，忠王李玙（李亨）正式成为皇太子。
寿王虽然最得父亲欢心，但几乎不被玄宗考虑立为太子，应该并非寿王被李林甫支持可能内外合谋的原因。当初也是首相的张九龄力保李瑛，而李瑛在张九龄位极人臣时地位相对稳固。后来新太子李亨被李林甫党羽陷害，玄宗说“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管控诸子的手段颇为自信，知道储君难以和朝臣深入交通联合。
正史记载了唐玄宗许多具有才干的儿子，但其中没有寿王，可见寿王在众多兄弟中才智能力并不突出，主要依靠母爱子抱和温润守礼的性格受到父亲的偏爱。玄宗在三庶人死后，为了身后的政权稳定，最终选择年长仁孝、博学强识的老三忠王。
新太子尘埃落定，李亨充分吸取教训，在李瑛基础上进一步自降礼制待遇且表现得非常低调谦恭。但唐玄宗变本加厉地猜忌宗室、给李亨施加精神压力，依旧纵容他被李林甫、杨国忠诬蔑迫害，东宫属官也久不得升迁，李亨只是没吃尽切割时残留在刀上的肉，与杨贵妃靡费无度的玄宗却见之不悦，李亨靠极度的忍耐奉承得以保全。
其他皇子也是如履薄冰小心度日，寿王被父亲横刀夺妻后，公私场合皆不敢有任何怨言怨色。老四棣王李琰的王妃韦氏犯错，李琰害怕多疑的父亲知道后横生事端，也不敢上奏父亲，只是从此和王妃分居不见。
李琰宠爱二位孺人，二孺人背着他使用禁忌的巫蛊之术争宠，李琰又不小心得罪了监管自己的宦官，宦官遂诬告李琰诅咒父亲。虽然调查结果确系二孺人所为，但怒气未消的玄宗狐疑李琰知情不报，不顾太子等兄弟为他求情，竟将他削职囚禁在条件恶劣的鹰犬坊，李琰很快就在身心煎熬中死去。
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抛下部分宗室和孙辈南逃，第二十皇子延王李玢不忍心舍弃自己的三十六个儿女，为了让孩子们跟上，迟迟没到达父皇所在的行宫。玄宗疑心病再次发作，怀疑延王趁乱造反，又想诛杀延王，多亏汉中王李瑀（唐玄宗大哥之子）好言相救，延王才有惊无险地渡过此劫。马嵬之变后，玄宗与太子分道扬镳，他对延王仍怀嫌隙，令延王跟随兄长太子李亨去灵武。
风水轮流转，垂暮之年失去君威、被动成为太上皇的李隆基，在儿子肃宗面前装模作样地说“如今我成为天子之父，才感受到自己的尊贵”，还险些被肃宗亲信宦官李辅国斩于马下，不知道他会不会悔恨自己当初的为父不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