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撼动清朝统治根基的一场重大动荡。面对这场席卷中原的动乱洪流，清廷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在军事、财政、司法等领域大量下放权力，使地方督抚的实际权柄空前扩张。这一做法虽然让清廷在短期内勉强应对了危机，但从长远来看却埋下了新的祸根。到底督抚当时获得了怎样的权力？其影响又有多深远？这一切是否真的可以与唐代藩镇等量齐观？让我们一探究竟。
权力下放的背景与原因
清朝中叶，国力渐衰，统治基础日趋岌岌可危。鸦片战争失利引发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外忧迭起；而国内则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由香港人洪秀全发动的农民起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清朝统治，其影响力迅速扩散，随着太平军不断扩大版图，很快就攻陷了陕西、安徽、江西等重要省份，并一度包围京师。
眼见大好河山遭劫掠破坏，清帝室人心惶惶，无奈之下不得不亲自督阵，发动所有可用兵力共剿太平军。但清廷的绿营军队当时已腐朽不堪，作战能力极差，面对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太平军往往节节败退。经历数年的消耗战后，清朝兵力日渐削弱，上下失措，朝野上下一片混乱。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戚继光、傅鼐等统帅大臣奏请放权于地方督抚，依靠地方力量招募练勇，以遏制太平军的进攻。清帝咸丰在顾不上旧制度的约束下，不得不先后任命阙漏，允许地方督抚自行招募乡勇，并将部分经费征收权和指挥权下放，以充实实力。
财政权力的下放
为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开支，清廷不得不向地方督抚下放了部分财政权力。这一做法虽然是权宜之计，但却影响深远。
早在康熙年间，清廷为应付临时财政支出，就曾采取过＂捐纳＂的方式，即拍卖官爵以籌集银钱。当时中央政府还拥有对捐纳的主导权。到了咸丰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
咸丰元年（1851年），为支付＂剿匪＂军费开支，清廷不得不同意广东等地暂时自行举办捐纳，收捐权下放至地方。此后不久，湖广等地也相继获准自行设局征捐。户部虽一度想将捐输权收回，但咸丰二年面对巨大军费缺口后不得不作罢。
到了咸丰三年，更有雷以诰、曾国藩等统兵大员直接奏请在军阵所至之处征捐，中央已无暇阻止。同治年间，曾国藩奏报其军需来源时，除了正税之外，竟列有＂漕折＂等项，足见其挪用国家正税的情况。
除捐纳外，厘金也成为清廷最大的财政权力授渡。所谓＂厘金＂，是咸丰年间出现的一种征收商贾的临时税种，最初是为解决军费入不敷出。其最大特点是逃脱了户部的控制，征收标准流于地方自行酌情决定。
各省关卡多寡、税率高低不一，最高可达百分之二十。且什么地方设多少个征税点，完全听从督抚自行安排，户部难以制约。这使得厘金成为地方首长可以任意征收的重要税源。
总的来说，无论是捐纳还是厘金，其征收权的下放都标志着清廷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逐步放开，这极大扩展了督抚的财政权力版图。
军事权力的下放
面对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空前危机，清廷不得不大幅下放军事权力，授予地方督抚更大的军权。
按照旧有军制，中央政府虽派有经略、参赞等大员统军，但实际上地方督抚仍被严格限制在＂承号令、备策应＂的范围内。然而，随着战况的恶化，清廷不得不打破这一僵化体制。
最先打破僵局的，是湖南巡抚曾国荃的举荐。他上奏朝廷，请求在武陵县团练新军，招募土著壮勇，并由自己亲自统率。尽管一度遭到反对，但在太平军节节逼近的压力下，清廷最终仍不得不同意。
这支后来著名的＂湘军＂，在曾国藩的操练下日益壮大，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军纪严明，作战素质远非清朝正规军可比。其后来的活跃作战，更是成为挽救清廷于危难的中流砥柱。
湘军的成功，令清廷意识到自身旧体制的无力，于是在更大范围内下放军权。像安徽疆场总督叶名琛、四川总督张穆清等人，都获准自行招募团练地方勇役。
这支由地方自行募集、训练的新军，作战意志极高，又能因循当地情况而不受旧制军的僵化限制。其后在各地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建奇功，成为清朝的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督抚还获准挥军自行统帅，不受中央约束。一些带兵将领，更是直接跳过中央，奏请在军阵途中就近征调、征发物资粮草，中央难以阻拦。
这一切做法都标志着清廷在军事指挥权上的渐次松绑。督抚的军权已远非旧制可限，而是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地方武装，掌控相当大的实际军事力量。
行政权力的扩张
随着财政、军事权力的下放，清廷在行政领域也不得不向地方督抚逐步放权。
按照正常情况，各省督抚虽然拥有一定的行政权，但在审理大案、实行刑罚等重大事项上，都需要报请上级核准。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这一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最先打破旧制的是江苏抚绥曾国勷。1853年，他奏请将江苏省内所有贼案全权审理，不必复核。理由是官兵远征，无暇奏闻遥控，如照旧例复核，将大大拖延军务。
尽管朝廷一度不许，但很快就被迫同意，并将这一特权扩大到多个屯练地区。统制一方的督抚们可以就地开审，且不必再报请朝廷核复。
紧接着便有督抚大员申请设立＂厘狱公所＂等专门审理机构，负责处理贼案和其他军事案件，更加突破了传统的审批程序。
这种变通做法使得督抚手中不仅集中了军权，而且连审理权也日益扩大。清廷旧有的复核制度也基本上名存实亡。
1861年，甚至由江苏按勘张秀升奏准将正印＂革于六部阙＂。此举彻底否定了朝廷在行政司法上的权威，督抚的地位空前提升。
同时，督抚们获得的权力还远不止这些。他们可以任意指挥驻地官员，甚至包括中央派往的大员在内。如不服从调遣，直接可以＂拿问＂或＂革职＂。
这一切措施都意味着中央长期坚持的权力集中制度被打破，地方督抚获得了远超常规的自主权，其地位极为特殊，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后果影响
清廷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大规模下放权力，无疑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从长远来看，它对清朝的中央集权统治造成了深重冲击，也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祸根。
首先，权力的下放极大削弱了清廷的中央集权统治，皇朝旧有的体制名存实亡。各地督抚凭借手中的财政、军事和行政大权，在地方上实际上已成了＂一术专政＂。
他们可以自行征收赋税、招募练勇、审判案犯，中央政府已很难对之加以制约。一些有力的督抚甚至可以凌驾于中央派往的大员之上，号令整个地方政权。
这种现象在当时已引起了不少人的忧虑。林则徐曾痛陈＂地方督抚愈横愈肆，中央政府颇受其凌＂。鸿朝则疾呼＂真令人讶然，中国果何年而庶几复中央集权！＂
其次，地方督抚的权力日益膨胀，也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缺乏中央有力的制约，地方督抚时常为了争夺财政、军权而互相倾轧，引发连锁斗争。
更有甚者，一些督抚权力虽大，但操守不良，甚至借机为非作歹，肆意敲诈百姓，加重了地方人民的赋役负担。清朝中央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后，清廷在危难时期的这一做法，虽然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看，却埋下了更大的祸根。因为督抚的特殊地位已严重动摇了皇权神圣性，加之军阀混战不断，使清朝中央集权的根基受到空前冲击，为晚清的军阀割据和叛乱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