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無疑是撼動清朝統治根基的一場重大動蕩。面對這場席卷中原的動亂洪流，清廷不得不采取極端手段，在軍事、财政、司法等領域大量下放權力，使地方督撫的實際權柄空前擴張。這一做法雖然讓清廷在短期内勉強應對了危機，但從長遠來看卻埋下了新的禍根。到底督撫當時獲得了怎樣的權力？其影響又有多深遠？這一切是否真的可以與唐代藩鎮等量齊觀？讓我們一探究竟。
權力下放的背景與原因
清朝中葉，國力漸衰，統治基礎日趨岌岌可危。鴉片戰争失利引發西方列強的炮艦政策，外憂疊起；而國内則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場由香港人洪秀全發動的農民起義，旗幟鮮明地反對清朝統治，其影響力迅速擴散，随着太平軍不斷擴大版圖，很快就攻陷了陝西、安徽、江西等重要省份，并一度包圍京師。
眼見大好河山遭劫掠破壞，清帝室人心惶惶，無奈之下不得不親自督陣，發動所有可用兵力共剿太平軍。但清廷的綠營軍隊當時已腐朽不堪，作戰能力極差，面對訓練有素、士氣高昂的太平軍往往節節敗退。經曆數年的消耗戰後，清朝兵力日漸削弱，上下失措，朝野上下一片混亂。
在這萬分危急的關頭，戚繼光、傅鼐等統帥大臣奏請放權于地方督撫，依靠地方力量招募練勇，以遏制太平軍的進攻。清帝鹹豐在顧不上舊制度的限制下，不得不先後任命阙漏，允許地方督撫自行招募鄉勇，并将部分經費征收權和指揮權下放，以充實實力。
财政權力的下放
為應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軍費開支，清廷不得不向地方督撫下放了部分财政權力。這一做法雖然是權宜之計，但卻影響深遠。
早在康熙年間，清廷為應付臨時财政支出，就曾采取過＂捐納＂的方式，即拍賣官爵以籌集銀錢。當時中央政府還擁有對捐納的主導權。到了鹹豐年間，情況發生了變化。
鹹豐元年（1851年），為支付＂剿匪＂軍費開支，清廷不得不同意廣東等地暫時自行舉辦捐納，收捐權下放至地方。此後不久，湖廣等地也相繼獲準自行設局征捐。戶部雖一度想将捐輸權收回，但鹹豐二年面對巨大軍費缺口後不得不作罷。
到了鹹豐三年，更有雷以诰、曾國藩等統兵大員直接奏請在軍陣所至之處征捐，中央已無暇阻止。同治年間，曾國藩奏報其軍需來源時，除了正稅之外，竟列有＂漕折＂等項，足見其挪用國家正稅的情況。
除捐納外，厘金也成為清廷最大的财政權力授渡。所謂＂厘金＂，是鹹豐年間出現的一種征收商賈的臨時稅種，最初是為解決軍費入不敷出。其最大特點是逃脫了戶部的控制，征收标準流于地方自行酌情決定。
各省關卡多寡、稅率高低不一，最高可達百分之二十。且什麼地方設多少個征稅點，完全聽從督撫自行安排，戶部難以制約。這使得厘金成為地方首長可以任意征收的重要稅源。
總的來說，無論是捐納還是厘金，其征收權的下放都标志着清廷對地方财政自主權的逐漸放開，這極大擴充了督撫的财政權力版圖。
軍事權力的下放
面對太平天國運動這一空前危機，清廷不得不大幅下放軍事權力，授予地方督撫更大的軍權。
按照舊有軍制，中央政府雖派有經略、參贊等大員統軍，但實際上地方督撫仍被嚴格限制在＂承号令、備策應＂的範圍内。然而，随着戰況的惡化，清廷不得不打破這一僵化體制。
最先打破僵局的，是湖南巡撫曾國荃的舉薦。他上奏朝廷，請求在武陵縣團練新軍，招募土著壯勇，并由自己親自統率。盡管一度遭到反對，但在太平軍節節逼近的壓力下，清廷最終仍不得不同意。
這支後來著名的＂湘軍＂，在曾國藩的操練下日益壯大，不僅裝備精良，而且軍紀嚴明，作戰素質遠非清朝正規軍可比。其後來的活躍作戰，更是成為挽救清廷于危難的中流砥柱。
湘軍的成功，令清廷意識到自身舊體制的無力，于是在更大範圍内下放軍權。像安徽疆場總督葉名琛、四川總督張穆清等人，都獲準自行招募團練地方勇役。
這支由地方自行募集、訓練的新軍，作戰意志極高，又能因循當地情況而不受舊制軍的僵化限制。其後在各地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屢建奇功，成為清朝的中流砥柱。
與此同時，督撫還獲準揮軍自行統帥，不受中央限制。一些帶兵将領，更是直接跳過中央，奏請在軍陣途中就近征調、征發物資糧草，中央難以阻攔。
這一切做法都标志着清廷在軍事指揮權上的漸次松綁。督撫的軍權已遠非舊制可限，而是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地方武裝，掌控相當大的實際軍事力量。
行政權力的擴張
随着财政、軍事權力的下放，清廷在行政領域也不得不向地方督撫逐漸放權。
按照正常情況，各省督撫雖然擁有一定的行政權，但在審理大案、實行刑罰等重大事項上，都需要報請上級核準。然而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這一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
最先打破舊制的是江蘇撫綏曾國勷。1853年，他奏請将江蘇省内所有賊案全權審理，不必複核。理由是官兵遠征，無暇奏聞遙控，如照舊例複核，将大大拖延軍務。
盡管朝廷一度不許，但很快就被迫同意，并将這一特權擴大到多個屯練地區。統制一方的督撫們可以就地開審，且不必再報請朝廷核複。
緊接着便有督撫大員申請設立＂厘獄公所＂等專門審理機構，負責處理賊案和其他軍事案件，更加突破了傳統的審批程式。
這種變通做法使得督撫手中不僅集中了軍權，而且連審理權也日益擴大。清廷舊有的複核制度也基本上名存實亡。
1861年，甚至由江蘇按勘張秀升奏準将正印＂革于六部阙＂。此舉徹底否定了朝廷在行政司法上的權威，督撫的地位空前提升。
同時，督撫們獲得的權力還遠不止這些。他們可以任意指揮駐地官員，甚至包括中央派往的大員在内。如不服從調遣，直接可以＂拿問＂或＂革職＂。
這一切措施都意味着中央長期堅持的權力集中制度被打破，地方督撫獲得了遠超正常的自主權，其地位極為特殊，影響力也與日俱增。
後果影響
清廷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大規模下放權力，無疑是一種權宜之計。但從長遠來看，它對清朝的中央集權統治造成了深重沖擊，也為未來的動蕩埋下了禍根。
首先，權力的下放極大削弱了清廷的中央集權統治，皇朝舊有的體制名存實亡。各地督撫憑借手中的财政、軍事和行政大權，在地方上實際上已成了＂一術專政＂。
他們可以自行征收賦稅、招募練勇、審判案犯，中央政府已很難對之加以制約。一些有力的督撫甚至可以淩駕于中央派往的大員之上，号令整個地方政權。
這種現象在當時已引起了不少人的憂慮。林則徐曾痛陳＂地方督撫愈橫愈肆，中央政府頗受其淩＂。鴻朝則疾呼＂真令人訝然，中國果何年而庶幾複中央集權！＂
其次，地方督撫的權力日益膨脹，也加劇了他們之間的沖突和鬥争。由于缺乏中央有力的制約，地方督撫時常為了争奪财政、軍權而互相傾軋，引發連鎖鬥争。
更有甚者，一些督撫權力雖大，但操守不良，甚至借機為非作歹，肆意敲詐百姓，加重了地方人民的賦役負擔。清朝中央對此也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最後，清廷在危難時期的這一做法，雖然暫時解決了燃眉之急，但從長遠來看，卻埋下了更大的禍根。因為督撫的特殊地位已嚴重動搖了皇權神聖性，加之軍閥混戰不斷，使清朝中央集權的根基受到空前沖擊，為晚清的軍閥割據和叛亂埋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