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张晓
最近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新著《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中译本出版，从国人向来不愿提及的日军侵华期间的“合作者”——我们称之为“汉奸”的人物出发，再现了那个时期的这一特殊群体的困境与挣扎。这自然不能不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与讨论，谭徐锋、谷小水、敖凯等学者都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书评，以不同的视角解读这一著作，同时指出了该书的出版对于史学研究的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的借鉴意义，而且就书中的问题进行了批评。[1]在读完卜教授的新著后，颇有心得。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一
这本书主要是讨论了在1937年日本大规模入侵之后的长江三角洲的居民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一部分人物与日军“合作”的历史，而真正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来评判这些“合作者”的“合作”行为，我们通常会冠以“通敌”“汉奸”“民族败类”等字眼来描述他们——甚至本书在台湾翻译出版的译名就是《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精英》[2]。然而就像大陆版译者潘敏所纠结那样，如果抛却道德化的评判，我们细细考察那些所谓“汉奸”的行为，就会发现他们可能并不符合我们想象中的关于“汉奸”的定义，那么用一个什么词好呢？卜正民用了collaboration这个词，潘敏将之翻译为“合作”，正如潘敏在本书译者序中所说的那样“卜教授在本书中用collaboration而没用traitor（汉奸）作为关键词，一方面可能是他想突破中国已有的关于伪政权研究的道德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档案文献中经常见到‘合作’一词。”[3]卜教授在本书中试图说明的问题就是在日军侵占了中国一般居民的家园时，这些居民与日军的关系不是仅仅一两个词就可以概括的，他们或者顺从于日军，或者抵抗，又或者像上面提到的“合作”，还有阳奉阴违等等一系列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行为。在那个完全没有秩序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单纯的把人划分为两类，英雄或者叛徒。大多数人都是处于一种中间地带，不抵抗不等于不爱国，只是为了活着，合作也不代表就是卖国，也许也是为了活着。战火纷飞之际，并非所有人都能抛家舍业，更多窘困、迷茫的中国老百姓情愿留在故土。他们该如何选择？对于战时社会的逼仄，日军来了，政府走了，留在原地的芸芸众生，设法应付，被迫做出让步和妥协。身处道德与求生的夹缝之间，地方头面人物、原来政府中的小职员或是平头百姓，似乎并没有太多转圜余地的差别。
本书着重分析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个城市，正好依次对应了外观、成本、共谋、竞争、抵抗五个关键词，这五个关键词也是五个城市中日军与“合作者”之间“合作”的典型表现或问题。日军每占领一个城市，都会派出所谓的“宣抚班”去地方上建立“维持会”、“自治会”等基层占领政府来恢复地方秩序（南由于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这一特殊性质，而建立了所谓的“特务机关”）。而本书的所有叙述都是围绕着日军占领城市后的困境与试图恢复地方社会秩序所做出的努力与所展开的。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每个城市就仅仅只有这么一种模式，例如镇江对应的是“成本”，作者着重讨论了日军在镇江恢复秩序所付出的巨大成本问题，但同时也叙述到游击队的存在与打击活动使得日军的“占领政府”无法将镇江农村纳入到控制之下，也无法汲取农村地区的资源，只有在城墙所围筑起来的那一块地方，日军的“占领政府”才可能发挥作用。
卜正民教授意在表明：在当时那种极端的环境下，共谋、竞争、抵抗都是可能存在的，而日军为了给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也不得不谋求打造一个过得去的“外观”，但这又牵涉到“征服成本”的问题——入侵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侵略者当时试图建立的“新秩序”为何会失败：它既缺乏一套能赢得人心的合法性说辞，又无法给合作者带来更多机会和好处，甚至都不足以支付自己发动这场战争的成本，其结果，到后来就越来越依靠强制榨取，而这又进一步激起沦陷区人民更强烈的反感和抵抗意识。
二
本书的出版又一次引起了我们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作者笔下的人物不是那种在中日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人，如松井石根、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等，而是那种仅仅在史书上划过一笔的姓名，就算是我们有一天在哪一份档案中遇见了这个名字，我们也会轻而易举的忽略掉他——而卜正民教授恰恰挖掘出了这些小人物名字背后的一些秘密。
嘉定“宣抚班”的班长熊谷康，他和那些战争之后烧杀淫掠的日本士兵不同，他是带着梦想而来的，但是投入工作后的挫折与失败磨灭了他的雄心与自信，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他怀揣着改造一切的决心而来，最后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自己而已。这是一个受害者。
女子宣抚班
更多的“合作者”，除了承担与日本人合作的任务外，还在尽力维持着家乡的秩序。嘉定自治会会长孙芸苼尝试吸引在上海租界避乱的家乡人投资，试图恢复嘉定经济；镇江自治会会长郭志诚战前是大照电气公司经理，战后恢复当地电气供应，同时组织镇江商会和同业公会发展经济；南京的吉米·王在日军、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沦陷区居民之间周旋，既在金陵女子学院招募妓女为日军服务，也曾为难民救济粮与日军发生冲突。由此看来，合作者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矛盾性。他们本身就是多方利益的集合体，既想为本地人增进利益，又想为雇佣他们的占领当局提高经济效益。
合作者的行为结果在抵抗者眼里看来是通敌行为，协助日军稳定地方秩序，从而抽出力量继续攻占中国。但若是放宽历史的视界，合作者的行为难道不是在保护沦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吗？而那些即使是十足的抵抗行为，如1940年崇明岛上游击队引爆地雷炸毁满满一火车的日本兵，结果导致附近村庄的一百多个村民惨遭日本人的屠杀，类似事件像百团大战导致日军对华北地区执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抵抗行为此时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个是增加对日军的仇恨而导向抵抗运动，另一个是增加对日军的惧怕而与残暴的占领政权合作。
这些小人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没法选择但是又必须做出选择，但是他们做出选择后，往往也面临着不幸：选择抵抗，可能会被日本人残忍的屠杀，而且像上面所叙述的那样引发更疯狂的报复行为；选择投降或者“合作”，往往面临着暗杀[4]，即使躲过了暗杀，也会背上“汉奸走狗”的骂名，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正如谭徐锋所说“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经历了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洗劫之后，忍辱偷生，其中的喜怒哀乐，并非简单的道德标准即可衡量的，恰如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希特勒意志的刽子手’”。[5]我们传统的历史叙事喜欢那些正面光辉的楷模，他们往往被塑造成大英雄而名流千古，但是我们恰恰忽略了许多的小人物，哪怕是一个选择与日本人“合作”的小人物王承典在与日本人合作过程中“至少有勇气对日本人说：‘如果你们要反对我，你们最好现在就在这儿杀了我’”。[6]如果没有这个小人物，现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字可能要增加一些——他们并非死于日本人的屠杀，而是死于饥饿。虽然这些“合作者”中很多人每天喊着支持“大东亚共荣”，但是“很难发现哪怕是为数极少的、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认真考虑过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很多支持日本的人是希望赶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真的接受和认同日本人的理想”。[7]
我们真正理解了小人物处在那个环境下的痛苦后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一些人选择了“合作”，这并非完全像我们传统印象中的贪生怕死或者贪图钱财所致。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们做出“合作”选择的理由，但是我们也应该冲破那种道德化的评判机制。
三
以上是对于全书主旨的把握，下面来谈一谈对于一些细节处的思索。
首先是作者运用的材料比较单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使作者有着详细的说明，战后资料的大规模焚毁和小人物资料本身稀少的特性使得资料很少，但是仍然给人以一种资料不充分的感觉。例如第三章《外观：嘉定》仅仅依靠熊谷的回忆录，关于中方的材料作者几乎没有提及；第六章《抵抗：崇明》中也仅仅依靠了当地人李鹤庐的日记以及四封电报，这样使我们很难客观地去做出判断与评价——虽然作者写作时尽量保持客观。甚至敖凯指出：“作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小人物，而小人物的资料相对缺乏，尤其是经过战乱的洗礼，很多文献已经荡然无存，从而决定作者研究的局限性。作者对于五城特性的定义……很可能与其所掌握资料的有限性有关，也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8]因此非常地希望作者可以发现更多的新材料补充进去。
其次作者在第四章《成本：镇江》中意图说明日军占领每一个城市后组织“占领政府”来吸引中国人中的“合作者”，这一项行动在成本方面是极其不划算的，同时否定了传统历史叙事中“合作者”贪财的“合作”动机，但是作者的叙事范围仅仅限于镇江一地，是否在其他城市日军各种试图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也是得不偿失呢？作者没有说明，而随后在第六章叙述上海时通过“沪北自治联合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就可以看出他有着相当大的利润可图。[9]而作者是想通过这五个典型城市来反映抗战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与日军“合作”的普遍规律，即使是镇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作者也应该加以说明镇江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适性意义。
在作者叙述南京时，提到了日军占领的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以及这一事实带给中国人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时，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们现在的历史叙事模式中提到1937—1938年的南京时，我们往往注重的是“南京大屠杀”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与创伤，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南京是当时的中华民国的首都——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熟知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事情，却在历史叙事时尽量避开这一点——是否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累累30万白骨所带来的巨大的悲痛？而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大屠杀”是一种悲痛，而“首都被占领”则是另一种更大的悲痛，对中国民众来说这是一种心理上强有力的震慑，我们如果想要体会一下当时人的心境，只要想象一下在今天，如果敌军攻占了北京对于我们的震动就可以推知了。
在日本“占领政府”中，日军的“宣抚班”班长一般是像上文提到的熊谷那样是具有理想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要求建立一个高质量的“政府”使地方秩序迅速恢复，但是往往与他们合作的是一批二三流人员与投机分子，而日军在每一个地方的“宣抚班”多则十余人，少则三四人[10]很显然对于治理一个县城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招募的“合作者”，但是地方的一流人物早在日军占领之前逃之夭夭，决定了与之合作的“只是地方性二三流人物，算不得政治家”，这使得“宣抚班”的很多政策是无法贯彻下去的，因此仅仅在一年之后，这批“合作者”就销声匿迹了。
卜正民教授关注的小人物群体的叙事风格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很像，都是通过小人物的故事都是背后的社会发展的密码。而且在语言的叙事风格上卜正民教授也略带一点“史景迁风格”，史景迁的书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他会运用合理的虚构与想象来填补史料记述的空白“他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环境……运用文学材料来书写历史，当然不是要呈现实际发生的历史，不是妇人王氏的‘信史’，却可以引发读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东，在历史意识上触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可能情况’。”[11]卜正民教授在面临史料缺失的情况下，往往可以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一般的规律用文学想象来填补这一空白，因为这种手法在史景迁的书里很常见，笔者姑且称之为“史景迁风格”。这种联想式的历史补阙可追溯到太史公的《史记》，比如在《李斯列传》中他详细记述了秦始皇死后李斯与赵高的密谋对话，这种密谋对话是绝对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的，而且李斯和赵高也绝不会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记录下来的，而《史记》把这些话写的明明白白，也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或者文学想象了，但是至今没有人说这几句话不对，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这就是我们今天历史叙事与应该如何辩证统一的问题了。
卜教授在《秩序的沦陷》所研讨的地方合作模式和他在书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引起学界对于“宣抚班”问题、抗战时期的心态史等领域的重新认识与研究深入，对我们今天研究抗战历史有不小的启发性作用。
*文章原刊于《嵩阳》杂志第23期作者：张晓，兰州大学。
这是一部研究战时社会复杂性的作品，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著，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了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著名汉学家，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代表著作有：《哈佛中国史》、《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等。
本书荣获
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十大好书”
商务印书馆2015“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
新浪中国好书榜-2015年10月榜（总榜），并荣登社科榜榜首
中国好书榜 人文类（11月）
凤凰好书榜（10月）
《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推荐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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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抗战，海内外已有篇幅浩瀚的学术研究成果。《秩序的沦陷》独辟蹊径，选取了一个新的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所遗忘的角度，探讨江南沦陷区的复杂、隐晦且多层次多方向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此书的关注点不在于沦陷区里占领者的残暴，也不在于沦陷区里抗争者的英勇，而在于沦陷区里与占领者有多种形式合作的合作者的历史。作者爬梳大量中、英、日文档案和当时的文字记载，对抗战初期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个江南大城市里各类地方头面人物出于各种目的与日伪政府合作的历史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抗战初期这些城市秩序如何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一部分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在此书中都得到了颇为清晰的呈现，从而指示了一个比我们的想象远为暧昧复杂的战时江南社会。
——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
这部令人爱不释手的著作，涉及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卜教授掌握了汗牛充栋的资料，把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在20世纪帝国主义侵略与统治的大背景下，将中国当年的特殊性问题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融为一体，娓娓道来，妙不可言。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