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江南，人们常会联想到许多滋润、柔软、秀丽的事物，碧波清流、传桥相望，稻田桑园、园林名宅、精美工艺、文人雅士等，其中又一定会想到源于江南、盛于江南流传世界的华美丝绸。
江南是中国丝绸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1958年，在世界丝绸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考古人员在浙江省湖州市南郊钱山漾新石器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出土了“一筐”（竹编盛器）宝贝，里面盛着已经碳化的丝线、丝带和一片没有碳化的绢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经过科学测定，确定绢片诞生于4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蚕丝织物成品。浙江丝绸工学院纺织专家经过切片放大分析，认定这绢片是经过热水缫丝加工后的长丝制成的；专家又将这先人产品与现代H1153真丝电力纺进行比较，其直径、经密、纬密等一系列指标竟惊人地相似！这时间之早技术之好不能不令人万分惊叹，不能不为浙江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感到万分自豪。这让我们联想到在与之同期的良渚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精美无比的玉琮，也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品。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在使用粗劣的生产工具制作精良物品方面的能力有时候远远高于今人！
钱山漾遗址出土4750年前的绢片
从此中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人类所创所用的丝绸从自发进入了自觉的阶段，从发现进入了发明的阶段——发现蚕能抽丝，丝能裹体，这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现；然而自觉地用蚕丝织成绸绢，织成美服美饰，那就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了。所以，有的外国人干脆把丝绸称为中国的 “第五大发明”。还有人认为，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实际是受到了丝绸生产技术的启示：纸的本义就与制丝的茸丝积淀物有关，造纸术其实是受废丝利用的启发；印刷术也与丝绸的凸版印花有关。所以，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丝绸倒应该排到中国的“第一大发明”了，有趣的是，在江南吴方言地区，软软糯糯的“蚕”字，和古罗马人在公元五六世纪才见到的新奇之物——“Ses”的读音几乎一样。它打破了在这之前学术界认为养蚕起源于黄河流域，后来传入长江流域的定论。世界丝绸文化的源头在中国，中国丝绸文化可能有多个源头，而通过考古发掘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源头在江南。
摄/皿齐
其实，1975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木制和陶制的纺缚、引纬用的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和骨刀等纺织工具，证明江南先民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经纺纱织布了，缫丝织绢不过是它们的进一步发展罢了。
江南在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桑蚕丝绸业的中心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蚕桑一直是江南太湖流域农民重要的生产内容和生活来源，丝绸业一直是江南手工业和商业的传统特色和经济支柱。东晋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的桑蚕丝绸业就开始崭露头角；到唐朝，江南已经成为全国丝绸的重要产区；北宋年间，由于南方少战火，丝绸生产中心进一步南移；随宋室南渡，南京、苏州、湖州、杭州、秀州、越州蚕桑丝绸业迅速发展。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鲁桑”南迁，与原有的江南桑树优势互补，培育出品质更优的“湖桑”，加上饲养技术更趋完善，蚕茧和丝绸的品质也随之大幅提高，花色品种明显增加，产品风格也有很大的创新。扬州的白绫、常州的紧纱、杭州的白边綾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精品。江南开始成为全国名副其实桑蚕丝绸生产中心。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昭告天下以农桑为本。元兵进入浙江时已基本改变屠杀政策，浙江所受破坏程度较轻，蚕丝产区仍在发展。如桑树，元代在湖桑良种基础上，又将高干湖桑改良成矮干桑树，“叶肥嫩而营养足”。又如煮茧，更注意选水用水。在丝织印染工艺上，既继承了江南传统，又融进了蒙古族人的情趣，印金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克·波罗游至长兴在他的《游记》里写道：“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绫罗绸缎，恃工商为活。”记载了当时丝绸之乡的生活情景。
明清两代仍在农业社会中爬行，但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丝绸生产的商品性比重越来越大。江南得天时地利之便，海外贸易、技术进步都得到较大发展，生产出一些优秀品种，如南京的云锦、宁绸，苏州的摹木缎，杭州的杭罗、杭纺、花线春，湖州的湖绉，代表了当时中国丝织的新水平。在江南，除了苏州、杭州、湖州这样的“丝绸之府”以外，一大批丝绸市镇也迅速兴起，一时有“无丝不成镇”的说法。丝业市镇以江苏的震泽和浙江的南浔、乌镇、青镇、菱湖为代表，在新丝上市时会出现“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乡农卖丝争赴市”“一日贸易权万金”的盛况。
可以说由宋元至明清，江南一直保持着全国桑蚕丝绸业中心的地位。一大批“甲天下”的江南丝绸名品是当时中国丝绸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江南那个时期对中国丝绸文化作出的突出贡献！
江南丝绸业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先驱和重地
中国古代丝绸业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先驱，最接近近现代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因而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水平。比如，中国在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学界公认的三个典型城市苏州、湖州、杭州之所以名列“典型”，与丝绸业有极大的关系，它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占有很高的比例，更是在生产关系上表现得极为典型。这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阶段——晚明文学特别是作为历史和社会“百科全书”的小说中有大量生动的反映。苏州人冯梦龙的“三言”、湖州人凌濛初的“二拍”等都在自己的小说中反映了丝绸业繁荣的景象，里面丝绸作坊主和商人的形象此起彼伏，生动鲜活。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了一个《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故事，说施复夫妇原来只有一张织机，两人边养蚕，边织绸，不到十年，积累了数千金，有三四十张织机，买房子，雇工人，终于成为作坊主。“机户出资，织工出力”，便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施复便相当于后来的小资本家了。
据《濮院志》记载，浙江桐乡濮院镇“明隆万间改土机为纱紬，制造绝工，濮紬之名，遂著远近，自后织作尤盛”。到清代，民间私营丝织业成为丝绸生产的主力，当时江南三大织造局合在一起，织机不过2000台左右，工匠不过7000人。而民间机户却比比皆是，特别是南京、苏州、杭州等丝织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机杼之声，比户相闻”，甚至出现了一些织机五六百台、织工三四千人的大型工场。除民间外，明代官办丝织手工业迅速发展，中央设四个织染局，其中“两京织染”分设在北京和南京，设在南京的成为内织染局，隶属于工部，生产的丝绸专供皇宫使用。地方织染局就更多了，最有名的是苏州和杭州的织染局，绍兴也设过织染局。
苏州织造署旧址
明清丝绸业的发达还有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它逐步从农村副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行业，产品的流通又促进了贸易市场的发育，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完整的购销、生产和加工体系的丝织业专业市场。
当然，明清两代自发的江南丝绸工商业只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它正处在人类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碰撞交汇之处。以机械化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浪潮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才在大陆的东南沿海开始登陆了。
摄/谢光辉 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纷纷在中国通商口岸办起机械缫丝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赚取巨额利润。中国官僚和商人也起而效之，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营的办法开设缫丝局。据1894年的统计，当时从事半机械缫丝的工人大约是各种民族资本雇佣的机械缫丝职工的二分之一，可见机械缫丝工业发展之快。1881年浙江湖州人黄佐卿在上海创办了“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经营的第一家机械缫丝厂，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至1892年，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黄佐卿的缫丝厂已经成为上海唯一能与外商企业抗衡的民族资本开办的大厂。黄佐卿声誉大振，被上海丝业公所推为领袖人物，并受到朝廷洋务派重臣的赏识。1894年受张之洞委托主持湖北缫丝局，次年又奉李鸿章之命集资30万元在杨树浦开办裕晋丝厂。虽然黄佐卿最后在外国资本的排挤倾轧中失败了，但是他作为中国民族丝绸工业奠基人永远被人们铭记，继“公和永”之后，一大批华商又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大中城市开办起机器生产的丝绸企业。
黄佐卿
到清末民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由于西方列强忙累于激烈的利益争夺而放松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以及推翻帝制后民族工业有了喘息的机会，中国工商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中丝绸业又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据民国《中国实业志·浙江省·蚕桑》统计，在1925—1929年民国蚕桑业的全盛期时，全浙江省桑园面积约达到265.8万亩，养蚕之家近80万户，茧子年产量达136万担。桑蚕业的兴旺直接推动了浙江的丝绸业。至1930年，全国丝绸业最发达的江浙两省，各个城市拥有的铁机数，以湖州最多。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浙江省丝织业集中于杭州市及吴兴（湖州）二地”；《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上海生丝贸易报告》说，当时“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杭州、湖州、嘉兴三府，湖州府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1938年出版的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指出，“自1870年至1920年的50年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民国十年前后，蚕桑销售最盛时代，吴兴农户蚕桑与种稻比较，蚕桑收成占七成，种稻收入占三成”。这样的比例大概在农业社会中是最高的时期，其它时期高高低低会有不同的变化，但蚕桑丝绸业一直在浙江杭嘉湖地区扮演经济主角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丝绸业的先驱作用更加得到凸显。
1929年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脆弱的中国民族丝绸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加上外受贸易壁垒之阻，内受“洋丝”倾销的挤压，江南的桑蚕丝绸业急剧下滑。从小生活在浙江桐乡的茅盾先生就以家乡农村为背景，通过小说《春蚕》深刻描写了茧贱伤农的惨景。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丝绸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摆脱穷途末路的命运，重现生机。
陈永昊
作者简介：陈永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学术部部长、浙江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