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江南，人們常會聯想到許多滋潤、柔軟、秀麗的事物，碧波清流、傳橋相望，稻田桑園、園林名宅、精美工藝、文人雅士等，其中又一定會想到源于江南、盛于江南流傳世界的華美絲綢。
江南是中國絲綢文化的重要發源地
1958年，在世界絲綢文化史上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國考古人員在浙江省湖州市南郊錢山漾新石器遺址的下文化層中出土了“一筐”（竹編盛器）寶貝，裡面盛着已經碳化的絲線、絲帶和一片沒有碳化的絹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經過科學測定，确定絹片誕生于4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是迄今為止存世最早的蠶絲織物成品。浙江絲綢工學院紡織專家經過切片放大分析，認定這絹片是經過熱水缫絲加工後的長絲制成的；專家又将這先人産品與現代H1153真絲電力紡進行比較，其直徑、經密、緯密等一系列名額竟驚人地相似！這時間之早技術之好不能不令人萬分驚歎，不能不為浙江新石器時代的先民感到萬分自豪。這讓我們聯想到在與之同期的良渚文化遺存中發現的精美無比的玉琮，也很難讓人相信這是沒有金屬工具的新石器時代的工藝品。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在使用粗劣的生産工具制作精良物品方面的能力有時候遠遠高于今人！
錢山漾遺址出土4750年前的絹片
從此中國乃至世界絲綢文化史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即人類所創所用的絲綢從自發進入了自覺的階段，從發現進入了發明的階段——發現蠶能抽絲，絲能裹體，這是人類一個偉大的發現；然而自覺地用蠶絲織成綢絹，織成美服美飾，那就是人類一項偉大的發明了。是以，有的外國人幹脆把絲綢稱為中國的 “第五大發明”。還有人認為，指南針、火藥、造紙術、活字印刷術這四大發明中有兩項實際是受到了絲綢生産技術的啟示：紙的本義就與制絲的茸絲積澱物有關，造紙術其實是受廢絲利用的啟發；印刷術也與絲綢的凸版印花有關。是以，如果從文化史的角度看，絲綢倒應該排到中國的“第一大發明”了，有趣的是，在江南吳方言地區，軟軟糯糯的“蠶”字，和古羅馬人在公元五六世紀才見到的新奇之物——“Ses”的讀音幾乎一樣。它打破了在這之前學術界認為養蠶起源于黃河流域，後來傳入長江流域的定論。世界絲綢文化的源頭在中國，中國絲綢文化可能有多個源頭，而通過考古發掘已經發現的最早的源頭在江南。
攝/皿齊
其實，1975年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第四文化層出土的木制和陶制的紡縛、引緯用的管狀骨針、打緯木刀和骨刀等紡織工具，證明江南先民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經紡紗織布了，缫絲織絹不過是它們的進一步發展罷了。
江南在宋元明清時期是中國桑蠶絲綢業的中心
在中國漫長的農業社會中，蠶桑一直是江南太湖流域農民重要的生産内容和生活來源，絲綢業一直是江南手工業和商業的傳統特色和經濟支柱。東晉南渡以後，江南地區的桑蠶絲綢業就開始嶄露頭角；到唐朝，江南已經成為全國絲綢的重要産區；北宋年間，由于南方少戰火，絲綢生産中心進一步南移；随宋室南渡，南京、蘇州、湖州、杭州、秀州、越州蠶桑絲綢業迅速發展。由于嫁接技術的成熟，“魯桑”南遷，與原有的江南桑樹優勢互補，培育出品質更優的“湖桑”，加上飼養技術更趨完善，蠶繭和絲綢的品質也随之大幅提高，花色品種明顯增加，産品風格也有很大的創新。揚州的白绫、常州的緊紗、杭州的白邊綾等都是聞名全國的精品。江南開始成為全國名副其實桑蠶絲綢生産中心。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昭告天下以農桑為本。元兵進入浙江時已基本改變屠殺政策，浙江所受破壞程度較輕，蠶絲産區仍在發展。如桑樹，元代在湖桑良種基礎上，又将高幹湖桑改良成矮幹桑樹，“葉肥嫩而營養足”。又如煮繭，更注意選水用水。在絲織印染工藝上，既繼承了江南傳統，又融進了蒙古族人的情趣，印金工藝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至元二十九年（1292）馬克·波羅遊至長興在他的《遊記》裡寫道：“當地居民溫文爾雅，衣绫羅綢緞，恃工商為活。”記載了當時絲綢之鄉的生活情景。
明清兩代仍在農業社會中爬行，但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絲綢生産的商品性比重越來越大。江南得天時地利之便，海外貿易、技術進步都得到較大發展，生産出一些優秀品種，如南京的雲錦、甯綢，蘇州的摹木緞，杭州的杭羅、杭紡、花線春，湖州的湖绉，代表了當時中國絲織的新水準。在江南，除了蘇州、杭州、湖州這樣的“絲綢之府”以外，一大批絲綢市鎮也迅速興起，一時有“無絲不成鎮”的說法。絲業市鎮以江蘇的震澤和浙江的南浔、烏鎮、青鎮、菱湖為代表，在新絲上市時會出現“列肆喧阗，衢路擁塞”“鄉農賣絲争赴市”“一日貿易權萬金”的盛況。
可以說由宋元至明清，江南一直保持着全國桑蠶絲綢業中心的地位。一大批“甲天下”的江南絲綢名品是當時中國絲綢文化的傑出代表，也是江南那個時期對中國絲綢文化作出的突出貢獻！
江南絲綢業是中國近現代工商業的先驅和重地
中國古代絲綢業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近現代工商業的先驅，最接近近現代工商業的生産方式，因而也深刻影響了社會形态和社會發展水準。比如，中國在明代中葉以後，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學界公認的三個典型城市蘇州、湖州、杭州之是以名列“典型”，與絲綢業有極大的關系，它不僅在經濟總量上占有很高的比例，更是在生産關系上表現得極為典型。這在中國文學史的重要階段——晚明文學特别是作為曆史和社會“百科全書”的小說中有大量生動的反映。蘇州人馮夢龍的“三言”、湖州人淩濛初的“二拍”等都在自己的小說中反映了絲綢業繁榮的景象，裡面絲綢作坊主和商人的形象此起彼伏，生動鮮活。馮夢龍在《醒世恒言》中寫了一個《施潤澤灘阙遇友》的故事，說施複夫婦原來隻有一張織機，兩人邊養蠶，邊織綢，不到十年，積累了數千金，有三四十張織機，買房子，雇勞工，終于成為作坊主。“機戶出資，織工出力”，便形成了典型的資本主義雇傭關系，施複便相當于後來的小資本家了。
據《濮院志》記載，浙江桐鄉濮院鎮“明隆萬間改土機為紗紬，制造絕工，濮紬之名，遂著遠近，自後織作尤盛”。到清代，民間私營絲織業成為絲綢生産的主力，當時江南三大織造局合在一起，織機不過2000台左右，工匠不過7000人。而民間機戶卻比比皆是，特别是南京、蘇州、杭州等絲織業比較集中的地區，“機杼之聲，比戶相聞”，甚至出現了一些織機五六百台、織工三四千人的大型工場。除民間外，明代官辦絲織手工業迅速發展，中央設四個織染局，其中“兩京織染”分設在北京和南京，設在南京的成為内織染局，隸屬于工部，生産的絲綢專供皇宮使用。地方織染局就更多了，最有名的是蘇州和杭州的織染局，紹興也設過織染局。
蘇州織造署舊址
明清絲綢業的發達還有另一個顯著标志，就是它逐漸從農村副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手工業行業，産品的流通又促進了貿易市場的發育，最終發展成為具有完整的購銷、生産和加工體系的絲織業專業市場。
當然，明清兩代自發的江南絲綢工商業隻是一種資本主義萌芽，它正處在人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碰撞交彙之處。以機械化大工業和社會化大生産為标志的工業文明浪潮是在鴉片戰争以後，随着“歐風美雨”的東漸，才在大陸的東南沿海開始登陸了。
攝/謝光輝 圖源：中國國家地理
鴉片戰争以後，外國商人紛紛在中國通商口岸辦起機械缫絲廠，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賺取巨額利潤。中國官僚和商人也起而效之，采用官督商辦或官商合營的辦法開設缫絲局。據1894年的統計，當時從事半機械缫絲的勞工大約是各種民族資本雇傭的機械缫絲職工的二分之一，可見機械缫絲工業發展之快。1881年浙江湖州人黃佐卿在上海創辦了“公和永”缫絲廠，成為中國民族資本家經營的第一家機械缫絲廠，在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至1892年，經過10年的苦心經營，黃佐卿的缫絲廠已經成為上海唯一能與外商企業抗衡的民族資本開辦的大廠。黃佐卿聲譽大振，被上海絲業公所推為領袖人物，并受到朝廷洋務派重臣的賞識。1894年受張之洞委托主持湖北缫絲局，次年又奉李鴻章之命集資30萬元在楊樹浦開辦裕晉絲廠。雖然黃佐卿最後在外國資本的排擠傾軋中失敗了，但是他作為中國民族絲綢工業創始者永遠被人們銘記，繼“公和永”之後，一大批華商又在上海、杭州、廣州等大中城市開辦起機器生産的絲綢企業。
黃佐卿
到清末民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由于西方列強忙累于激烈的利益争奪而放松了中國民族資本的壓迫，以及推翻帝制後民族工業有了喘息的機會，中國工商經濟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其中絲綢業又一次發揮了重大作用。據民國《中國實業志·浙江省·蠶桑》統計，在1925—1929年民國蠶桑業的全盛期時，全浙江省桑園面積約達到265.8萬畝，養蠶之家近80萬戶，繭子年産量達136萬擔。桑蠶業的興旺直接推動了浙江的絲綢業。至1930年，全國絲綢業最發達的江浙兩省，各個城市擁有的鐵機數，以湖州最多。據《中國實業志》記載，“浙江省絲織業集中于杭州市及吳興（湖州）二地”；《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上海生絲貿易報告》說，當時“中國出口生絲幾乎全部産于杭州、湖州、嘉興三府，湖州府産量較其他兩府為多”。1938年出版的劉大鈞《吳興農村經濟》指出，“自1870年至1920年的50年間，絲業貿易興暢，蠶桑區農民繁榮，乃造成湖州蠶桑事業之全盛時期”“民國十年前後，蠶桑銷售最盛時代，吳興農戶蠶桑與種稻比較，蠶桑收成占七成，種稻收入占三成”。這樣的比例大概在農業社會中是最高的時期，其它時期高高低低會有不同的變化，但蠶桑絲綢業一直在浙江杭嘉湖地區扮演經濟主角這一事實是毋庸置疑的。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前進的過程中，絲綢業的先驅作用更加得到凸顯。
1929年世界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脆弱的中國民族絲綢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加上外受貿易壁壘之阻，内受“洋絲”傾銷的擠壓，江南的桑蠶絲綢業急劇下滑。從小生活在浙江桐鄉的茅盾先生就以家鄉農村為背景，通過小說《春蠶》深刻描寫了繭賤傷農的慘景。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國絲綢業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逐漸擺脫窮途末路的命運，重制生機。
陳永昊
作者簡介：陳永昊，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兼學術部部長、浙江省社科聯原黨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