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关公 结善缘 学关公 行鸿运
关姓，是中华民族较为常见的姓氏之一。南宋钱塘儒生所编的《百家姓》中，关姓列第394位。而在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关姓排列递增至第153位。
细究关姓氏族世代生息，又发现它还是一个饱经荣耀与艰辛的特殊氏族。
因为圣祖关公的缘故，关姓氏族明清时期前所未有地受到了皇帝屡次恩赐与褒赏。明朝，御旨关公故里关姓氏族迁徙洛阳关林承祀圣祖庙宇；清朝，御旨关公故里关姓氏族设立“关姓定例”碑，负责该地关公嫡孙承祀圣祖庙宇、管理庙内香金、收种奉祀良田、传承祭典礼仪；后又御旨解州、洛阳、当阳等地关公嫡派直系“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负责承祀解州关帝庙、洛阳关林、当阳关陵、荆州南门关庙、京都关帝庙等。
清代顺治年间，朝廷对关氏一族“恩赐大典，儒者赐给衣顶，农者优免杂差。”凡关氏后裔读书人科举落第者，朝廷准许他们终身穿着标志其功名等级的衣服和顶戴，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凡耕种田地者，优免一切赋税差役。同时还划拨免税官田让关姓氏族耕种，以作为关庙奉祀田。此外，关姓氏族还享有“九品皇恩”的赐赏，使其没有俸禄的小官，也得到了皇帝的恩惠和恩德。
关姓氏族的《家谱》，早在宋代就开始整理与纂修，并由官方出版发行。1995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曾公开出版发行了一部由鲁愚等人编著的《关帝文献汇编》丛书，该丛书第八册中就刊有清代木刻活字影印本《关氏家谱》。
很少有人知道，关姓氏族微笑中含有泪水，荣耀中饱经艰辛。
东汉灵帝光和年间，关公除霸出逃后，官府欲将关姓氏族赶尽杀绝，家乡的关姓族人被迫隐姓埋名，举族流落他乡。
东汉建安年间，吴兵袭取荆州，关公与长子关平一同被害，荆州城内的关姓氏族遭受株连，匆忙出走。关平之妻赵氏抱着8岁的儿子关樾离开荆州，潜居安乡（今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民家避难，改姓为门。
三国魏景元年，蜀国灭亡后，魏军将领庞会为报其父庞德在樊城之战中被关公所杀之仇，带兵欲将关姓氏族灭门绝后。居住在蜀汉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的关姓氏族被迫背井离乡，逃至河北信都（今河北省冀县）。
三国归晋后，一支关姓氏族欲迁回老家解梁（今运城市常平村），还是在众恩家密派赵、张两家护送下，才得以平安回家。
就关公家世来看，在三国诸多历史风云人物中，刘备为讨伐东吴病死白帝城，诸葛亮为讨伐曹魏病死五丈原，赵云正常死亡，张飞被部下所杀，曹操得头风病而死，孙权患风疾病死于宫中。唯有关羽头颅被斩，异地分葬，其子关平随父身亡，生身父母投井而去，悲惨离世，子孙后代几经株连，隐名埋姓，东躲西藏。这既是无法歪曲的真实历史记载，更是关姓氏族后辈们心目中难以抹掉的莫大悲哀，同时也是《关氏族谱》存有断代、记序不清的直接原因。难怪史料中这样记载：“玄孙关朗,字子明,习《春秋》、《易传》,魏屡征不仕，关朗以下族裔悠远不能全谱。就连唐朝时期关播在宰府任职时，也只称自己为解人，而不言为关公后代子孙。”
相比曹操世族而言，2009年12月，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墓地被宣称为曹操墓葬后，顿时引起一片争议和质疑，为此，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课题组，首先从全国258个曹姓《族谱》中，筛选出8支有一定可信度的曹氏族群，继而采集了79个曹姓家族、280名男性和446个包括夏侯、曹等姓氏的男性静脉血样本，再对他们的DNA进行检测验证，并于2013年11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百分之百确定曹操家族DNA的染色体，有6个家族的祖先交汇点在一千八百年至两千年前的曹操生活年代。
曹操本是两千年前的历史人物，要把曹操后人与东汉末期的曹操进行DNA“亲子鉴定”，寻找曹操直脉嫡孙是难题。幸好曹操后人是帝王家系，谱叙记载较全，容易寻找。而关姓谱叙不像曹操家族谱叙那样记载较全，关姓氏族也没有曹操后人那么幸运，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鉴定，对其世族予以考证。
由此而言，关姓氏族荣耀与艰辛并存、风光与失意同在的世代繁衍，犹如一轴历尽沧桑、饱经风霜的历史画卷。这画卷，既是真实的历史展现，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首先，这幅历史长卷，蕴藏着关公文化丰富内涵。关公文化源远流长，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其精髓和核心即为“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事以仁、作战以勇。”然而，在这一精髓和核心的背后，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去支撑，需要有坚强的道德力量去坚守。
“若以沉醉亲情，何会‘忠义仁勇’；若以患失患得，岂能报国立业。”关公若是顾及个人得失、儿女情长，就不会出于仗义舍妻别母、除暴安良；不会追随刘备永别家乡、鏖战四方；不会家亲遇难、世孙遭殃；不会感动上苍、万民敬仰！虽说“忠孝不会两全”，关公未能尽孝父母，但其“对国以忠”为大孝，“待人以义”是大德。虽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关公牺牲的，不仅是他，是他儿子，还有他的生身父母，甚至还株连到子孙后代。这一血的代价，常人难以承受；这一巨大付出，何人能够做到？
关公这一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凝聚出了关公文化，铸就出了关公精神。
其次，这幅历史长卷，标示着关公文化久经历练。关姓氏族在这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时而名门望族，时而消停冷落，甚至在“冰火两重天”的体验中从容地走过。这些，源自于历代王朝对关公的推崇与褒贬，也使得关公文化薪火相传、不断得以历练。
我国历史上多数帝王对关公赐封褒奖，无比推崇，但也有个别帝王觉得关公无足轻重，不予推崇与赐封，甚至百般阻拦。早在隋代年间，佛教天台宗开山之祖智者大师就将关公作为“伽蓝神”首次供奉进佛教殿堂，可谓成“神”的关键一步，但唐明皇李隆基建造的武庙配享中却没有关公。之后，还是唐德宗在增加武庙配享时，把关公以及张飞、周瑜、邓艾等人纳入其中，关公这才在唐代官方祀典中首次亮相。
但到宋代初期，赵匡胤却又把关公请出武庙的配享，排除在国家祭祀之外。之后，宋徽宗以“教主道君”的身份，加封关公为“崇宁真君”，使关公在道教殿堂上有了合法地位。继而，宋徽宗又加封关公为“义勇武安王”，关公再次从祀于“武成王庙”。但到明代初期，朱元璋却剥夺了关公宋元两代的封号，让其官复原职，回到了“汉寿亭侯”最初爵位。之后，朱元璋峰心生转变，下令在南京为关公建祠庙，并恢复了明代以前的祭拜。之后，明武宗赐封南京关公祠庙为“忠武庙”，并将全国所有的关公祠庙统改为“忠武庙”，这是明代帝王赐封关庙名的开始。直至明万历年间，明神宗赐封关公为“帝”后，这才使关公成为了武庙之主神，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忠武庙”又统改为“关帝庙”。但到民国年间，一些地方却又将关公与岳飞合祀于武庙。
对关公的推崇与褒奖，南北朝至唐朝是形成期，宋元两朝是发展期，明朝是盛行期，清朝是鼎盛期。据统计，我国历代曾有16位皇帝、23次为关公御旨加封，且一个比一个高，使得关公封号由爵到侯，由侯到王，由王到帝，由帝而圣，由圣而神，继而也使关公成为了超民族、超信仰、超时空、超国籍的道德偶像。
就在民间、宗教、演义、历朝帝王花费了几百年时间共同推崇关公之时，却还有一些人歪曲事实，妄加论断，甚至亵渎关公，使其蒙受不明之冤。诸如说关公有勇无谋、刚愎自用、大意失荆州、违命捉放曹、关平是义子、关公不姓关等。
真理需要实践去检验，文化需要历史来积淀。关公与关公文化之所以在各个历史时期经久不衰，传承广大，是因为它有着不断历练、不可替代的文化精髓和势不可挡的民众基础。
再次，这幅历史长卷，预示着关公文化传承久远。三国时期，关姓氏族隐姓而逃，是因为土豪当道，战火纷乱，关公为“义”杀了恶霸，斩了庞德，惹下横祸。宋代初期，关姓氏族心神意乱，是因为开国帝王赵匡胤为防御民众“结义”，挑战君主权威，推翻统治地位，而把关公从庙宇中赶出。明代初期，关姓氏族恐慌不安，是因为开国帝王朱元璋了解民众崇拜关公、崇尚武力的后果，他为了控制民间习武，限制百姓义举，防御民众叛乱，影响政权稳固，而撤去关公的爵位封号。
宋徽宗至清王朝时期，关姓氏族重振声威，是因为宋徽宗赵佶虽有能诗善画之奇才，但无治国安邦之能力。面对辽国和金国不断入侵，宋军士气不振难以抵御的实际，极力谥封关公，是为了鼓舞将士，作战以勇，保家卫国。清王朝开国帝王努尔哈赤率军入关、问鼎中原后，历任皇帝谥封关公，是为了逐步融入汉人社会，避免民族分裂，社会动荡不安。
总之，尽管历代皇帝因其出身不同、学识不同或者治国理念不同等原因，而对关公的认知不同、所需不同、信拜推崇的程度也不同，但其目的和手法完全一致，都是要借用关公的声望和影响，推出新的举措，以满足巩固政权地位、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当今时代，正处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私欲膨胀、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法制观念淡薄等不良现象，我们党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肯定了继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他还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我们就是要用高尚的传统文化启迪人们的道德理念，熏陶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关公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积淀，就是我国精湛的国学精粹和优秀的文化遗产，就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有益启发和正能量。现实社会，需要弘扬关公文化；时代发展，需要传承关公精神。
来源：解州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