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關公 結善緣 學關公 行鴻運
關姓，是中華民族較為常見的姓氏之一。南宋錢塘儒生所編的《百家姓》中，關姓列第394位。而在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中，關姓排列遞增至第153位。
細究關姓氏族世代生息，又發現它還是一個飽經榮耀與艱辛的特殊氏族。
因為聖祖關公的緣故，關姓氏族明清時期前所未有地受到了皇帝屢次恩賜與褒賞。明朝，禦旨關公故裡關姓氏族遷徙洛陽關林承祀聖祖廟宇；清朝，禦旨關公故裡關姓氏族設立“關姓定例”碑，負責該地關公嫡孫承祀聖祖廟宇、管理廟内香金、收種奉祀良田、傳承祭典禮儀；後又禦旨解州、洛陽、當陽等地關公嫡派直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負責承祀解州關帝廟、洛陽關林、當陽關陵、荊州南門關廟、京都關帝廟等。
清代順治年間，朝廷對關氏一族“恩賜大典，儒者賜給衣頂，農者優免雜差。”凡關氏後裔讀書人科舉落第者，朝廷準許他們終身穿着标志其功名等級的衣服和頂戴，不再參加科舉考試；凡耕種田地者，優免一切賦稅差役。同時還劃撥免稅官田讓關姓氏族耕種，以作為關廟奉祀田。此外，關姓氏族還享有“九品皇恩”的賜賞，使其沒有俸祿的小官，也得到了皇帝的恩惠和恩德。
關姓氏族的《家譜》，早在宋代就開始整理與纂修，并由官方出版發行。1995年，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曾公開出版發行了一部由魯愚等人編著的《關帝文獻彙編》叢書，該叢書第八冊中就刊有清代木刻活字影印本《關氏家譜》。
很少有人知道，關姓氏族微笑中含有淚水，榮耀中飽經艱辛。
東漢靈帝光和年間，關公除霸出逃後，官府欲将關姓氏族趕盡殺絕，家鄉的關姓族人被迫隐姓埋名，舉族流落他鄉。
東漢建安年間，吳兵襲取荊州，關公與長子關平一同被害，荊州城内的關姓氏族遭受株連，匆忙出走。關平之妻趙氏抱着8歲的兒子關樾離開荊州，潛居安鄉（今湖南省常德市安鄉縣）民家避難，改姓為門。
三國魏景元年，蜀國滅亡後，魏軍将領龐會為報其父龐德在樊城之戰中被關公所殺之仇，帶兵欲将關姓氏族滅門絕後。居住在蜀漢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的關姓氏族被迫背井離鄉，逃至河北信都（今河北省冀縣）。
三國歸晉後，一支關姓氏族欲遷回老家解梁（今運城市常平村），還是在衆恩家密派趙、張兩家護送下，才得以平安回家。
就關公家世來看，在三國諸多曆史風雲人物中，劉備為讨伐東吳病死白帝城，諸葛亮為讨伐曹魏病死五丈原，趙雲正常死亡，張飛被部下所殺，曹操得頭風病而死，孫權患風疾病死于宮中。唯有關羽頭顱被斬，異地分葬，其子關平随父身亡，生身父母投井而去，悲慘離世，子孫後代幾經株連，隐名埋姓，東躲西藏。這既是無法歪曲的真實曆史記載，更是關姓氏族後輩們心目中難以抹掉的莫大悲哀，同時也是《關氏族譜》存有斷代、記序不清的直接原因。難怪史料中這樣記載：“玄孫關朗,字子明,習《春秋》、《易傳》,魏屢征不仕，關朗以下族裔悠遠不能全譜。就連唐朝時期關播在宰府任職時，也隻稱自己為解人，而不言為關公後代子孫。”
相比曹操世族而言，2009年12月，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墓地被宣稱為曹操墓葬後，頓時引起一片争議和質疑，為此，複旦大學人類遺傳學實驗室課題組，首先從全國258個曹姓《族譜》中，篩選出8支有一定可信度的曹氏族群，繼而采集了79個曹姓家族、280名男性和446個包括夏侯、曹等姓氏的男性靜脈血樣本，再對他們的DNA進行檢測驗證，并于2013年11月釋出最新研究成果：百分之百确定曹操家族DNA的染色體，有6個家族的祖先交彙點在一千八百年至兩千年前的曹操生活年代。
曹操本是兩千年前的曆史人物，要把曹操後人與東漢末期的曹操進行DNA“親子鑒定”，尋找曹操直脈嫡孫是難題。幸好曹操後人是帝王家系，譜叙記載較全，容易尋找。而關姓譜叙不像曹操家族譜叙那樣記載較全，關姓氏族也沒有曹操後人那麼幸運，用現代化的高科技手段鑒定，對其世族予以考證。
由此而言，關姓氏族榮耀與艱辛并存、風光與失意同在的世代繁衍，猶如一軸曆盡滄桑、飽經風霜的曆史畫卷。這畫卷，既是真實的曆史展現，又是珍貴的文化遺産。
首先，這幅曆史長卷，蘊藏着關公文化豐富内涵。關公文化源遠流長，寓意深刻，内涵豐富，其精髓和核心即為“對國以忠、待人以義、處事以仁、作戰以勇。”然而，在這一精髓和核心的背後，需要有強大的精神支柱去支撐，需要有堅強的道德力量去堅守。
“若以沉醉親情，何會‘忠義仁勇’；若以患失患得，豈能報國立業。”關公若是顧及個人得失、兒女情長，就不會出于仗義舍妻别母、除暴安良；不會追随劉備永别家鄉、鏖戰四方；不會家親遇難、世孫遭殃；不會感動上蒼、萬民敬仰！雖說“忠孝不會兩全”，關公未能盡孝父母，但其“對國以忠”為大孝，“待人以義”是大德。雖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但關公犧牲的，不僅是他，是他兒子，還有他的生身父母，甚至還株連到子孫後代。這一血的代價，常人難以承受；這一巨大付出，何人能夠做到？
關公這一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凝聚出了關公文化，鑄就出了關公精神。
其次，這幅曆史長卷，标示着關公文化久經曆練。關姓氏族在這一千八百多年的曆史長河中，時而名門望族，時而消停冷落，甚至在“冰火兩重天”的體驗中從容地走過。這些，源自于曆代王朝對關公的推崇與褒貶，也使得關公文化薪火相傳、不斷得以曆練。
我國曆史上多數帝王對關公賜封褒獎，無比推崇，但也有個别帝王覺得關公無足輕重，不予推崇與賜封，甚至百般阻攔。早在隋代年間，佛教天台宗開山之祖智者大師就将關公作為“伽藍神”首次供奉進佛教殿堂，可謂成“神”的關鍵一步，但唐明皇李隆基建造的武廟配享中卻沒有關公。之後，還是唐德宗在增加武廟配享時，把關公以及張飛、周瑜、鄧艾等人納入其中，關公這才在唐代官方祀典中首次亮相。
但到宋代初期，趙匡胤卻又把關公請出武廟的配享，排除在國家祭祀之外。之後，宋徽宗以“教主道君”的身份，加封關公為“崇甯真君”，使關公在道教殿堂上有了合法地位。繼而，宋徽宗又加封關公為“義勇武安王”，關公再次從祀于“武成王廟”。但到明代初期，朱元璋卻剝奪了關公宋元兩代的封号，讓其官複原職，回到了“漢壽亭侯”最初爵位。之後，朱元璋峰心生轉變，下令在南京為關公建祠廟，并恢複了明代以前的祭拜。之後，明武宗賜封南京關公祠廟為“忠武廟”，并将全國所有的關公祠廟統改為“忠武廟”，這是明代帝王賜封關廟名的開始。直至明萬曆年間，明神宗賜封關公為“帝”後，這才使關公成為了武廟之主神，與孔子并稱為“文武二聖”，“忠武廟”又統改為“關帝廟”。但到民國年間，一些地方卻又将關公與嶽飛合祀于武廟。
對關公的推崇與褒獎，南北朝至唐朝是形成期，宋元兩朝是發展期，明朝是盛行期，清朝是鼎盛期。據統計，我國曆代曾有16位皇帝、23次為關公禦旨加封，且一個比一個高，使得關公封号由爵到侯，由侯到王，由王到帝，由帝而聖，由聖而神，繼而也使關公成為了超民族、超信仰、逾時空、超國籍的道德偶像。
就在民間、宗教、演義、曆朝帝王花費了幾百年時間共同推崇關公之時，卻還有一些人歪曲事實，妄加論斷，甚至亵渎關公，使其蒙受不明之冤。諸如說關公有勇無謀、剛愎自用、大意失荊州、違命捉放曹、關平是義子、關公不姓關等。
真理需要實踐去檢驗，文化需要曆史來積澱。關公與關公文化之是以在各個曆史時期經久不衰，傳承廣大，是因為它有着不斷曆練、不可替代的文化精髓和勢不可擋的群眾基礎。
再次，這幅曆史長卷，預示着關公文化傳承久遠。三國時期，關姓氏族隐姓而逃，是因為土豪當道，戰火紛亂，關公為“義”殺了惡霸，斬了龐德，惹下橫禍。宋代初期，關姓氏族心神意亂，是因為開國帝王趙匡胤為防禦群眾“結義”，挑戰君主權威，推翻統治地位，而把關公從廟宇中趕出。明代初期，關姓氏族恐慌不安，是因為開國帝王朱元璋了解群眾崇拜關公、崇尚武力的後果，他為了控制民間習武，限制百姓義舉，防禦群眾叛亂，影響政權穩固，而撤去關公的爵位封号。
宋徽宗至清王朝時期，關姓氏族重振聲威，是因為宋徽宗趙佶雖有能詩善畫之奇才，但無治國安邦之能力。面對遼國和金國不斷入侵，宋軍士氣不振難以抵禦的實際，極力谥封關公，是為了鼓舞将士，作戰以勇，保家衛國。清王朝開國帝王努爾哈赤率軍入關、問鼎中原後，曆任皇帝谥封關公，是為了逐漸融入漢人社會，避免民族分裂，社會動蕩不安。
總之，盡管曆代皇帝因其出身不同、學識不同或者治國理念不同等原因，而對關公的認知不同、所需不同、信拜推崇的程度也不同，但其目的和手法完全一緻，都是要借用關公的聲望和影響，推出新的舉措，以滿足鞏固政權地位、維護國家利益的需要。
當今時代，正處在經濟發展轉型時期。面對社會上出現的私欲膨脹、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法制觀念淡薄等不良現象，我們黨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同時，肯定了繼承創新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他還強調：“不忘曆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我們大力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務和新要求，我們就是要用高尚的傳統文化啟迪人們的道德理念，熏陶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關公文化，就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精神積澱，就是我國精湛的國學精粹和優秀的文化遺産，就是社會主義新時期道德建設的有益啟發和正能量。現實社會，需要弘揚關公文化；時代發展，需要傳承關公精神。
來源：解州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