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伟｜杨朱及其思想再考

作者简介

闫伟，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与武陵地区宗教民俗方面的研究。在《贵州民族研究》《法音》《中华老学》《庄学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摘要]杨朱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其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历了兴盛、衰亡与活化的历程。近代学者对杨朱的生平事迹、学派归属、思想义旨、后学分化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辨。综合观之，杨朱是战国初年淮河流域的著名道家学者，思想上以“为我”“贵己”的人生哲学为主。杨朱关注生命个体的价值理念源于老子，对庄子及黄老道家的重生、养生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今存《列子·杨朱》篇是魏晋之作，但与《吕氏春秋》中的数篇可以共同作为研究杨朱后学思想的史料文献。杨朱后学出现“忍情性”与“纵情性”的学派分化，于秦汉魏晋时期形成适欲与纵欲的思想潮流。

[关键词]杨朱；道家；为我；个体意识；学派分化

附本文题录：

闫伟. 杨朱及其思想再考[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0(06):72-80.

杨朱是先秦道家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上承老子，下启庄子与黄老。受孟子的影响，杨朱在历史上存有“一毛不拔”的自私形象。实际上，杨朱“为我”“贵己”思想是老子“无我”“贵身”理论在战国时期的演变与分化，对庄子与黄老道家的人生哲学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受到各家诸子的批判、自身思想内容的不合时宜，杨朱学说自秦汉之后长期不显，甚至中绝，致使关于杨朱生平事迹与思想理论的记载流传甚少。清季民初，为西方现代性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杨学作为古典依托再次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与诠释。直至古史辨运动以来，关于杨朱的生平考辨与思想探究才正式兴起，各位学者基于不同的文献资料、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运用不同的治学方法对杨学进行研究，但难以形成客观、统一的观点。为此，本文拟在以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杨朱的生平学统、义理宗旨及其后学分化进行综合性考辨，试图还原杨朱学派的历史原貌，以此管窥先秦道家的学派类别与思想特质。

一、杨朱的生平事迹与学派归属

杨朱与老子、庄子不同，他在先秦道家人物中较为特殊。说其特殊，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学术界关于杨朱的生平事迹、学派归属、思想义旨、理论著作甚至其人是否真实存在都有争议。钱穆曾说：“墨为先秦显学，顾无论矣，至于杨朱，其事少可考见。先秦诸子无其徒，后世六家九流之说无其宗，《汉志》无其书，《人表》无其名。”可见，文献不足是杨朱研究的最大困难。其二，杨朱有别于老庄，常以负面形象示人。杨朱之学，长期以来被指责为“自私自利”“纵欲放荡”“廉耻不立”“无君无父”。先秦杨朱思想如何被曲解、歪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杨朱的生平事迹

杨朱其人散见于战国、秦汉典籍，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以及扬雄《法言》、王充《论衡》等。以上诸书对杨朱的称谓不同，有“杨氏”“杨子”“阳子居”“阳子”“阳生”“杨朱”等。钱穆认为“古书阳杨通假，则杨子即杨子也。”郭沫若则说：“杨朱在《孟子》又作杨子取，《庄子》作阳子居，居与朱乃琚与珠之省，名珠字子琚，义正相应，取乃假借字。”近代有唐钺、门启明等主“阳子居非杨朱”说，受到高亨、郑宝于等人的著书驳斥。郑氏考证诸家之说，总结道：“（杨朱）姓杨，名朱，字子居。”不管称谓如何，杨朱系先秦哲人无疑。关于杨朱所处的具体时代，学者们观点不一。钱穆认为杨朱与孟子、惠施同辈而略早。胡适则所：“大概杨朱的年代当在西历纪元前四四〇年与刘三〇年之间。”唐钺推测杨朱的生卒年大概在公元前370或360至公元前300或290。郑宝于根据《庄子》记载，说：“杨朱上可见老聃而下可以及见禽滑厘无疑也，当在墨子之后也……故杨朱生年应在西历纪年前490年，卒年在前410年左右。”门启明在《杨朱年代考》中认为杨朱最早必在墨子之后，最晚必居孟子前，大概存于公元前450年至前370年之间。另外，据陈此生推断，杨朱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14年至公元前334年之间，较孟轲约长40余岁。孙以楷根据《庄子》记载杨朱事迹认为“杨朱约少老子六十岁，而长于墨子30-40岁”。根据诸家考证，结合史书记载，杨朱约为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人，早不过老子，晚不迟于孟庄。杨朱为何国人，争议亦多。成玄英《庄子疏·骈拇》云：“杨者，姓杨，名朱，字子居，宋人也。”然于《山木》又言：“（杨朱）姓阳，名朱，字子居，秦人也。”近代学者郑宾于也持秦人说。清末学者于鬯《杨朱校书》认为杨朱为梁人，近人谢无量、赵兰坪《中国哲学史》、王遽常《诸子学派要诠》又言杨朱是卫国人。此四种看法皆有所据，但都不可信。宋人者，据《庄子·山木》“杨子之宋”一语；秦人者，据杨倞解《荀子》“杨朱哭衢道”之“衢道”为秦俗，故以杨朱为秦人；梁人者，据《列子·杨朱》“杨朱见梁王”一事；卫人者，据《庄子·寓言》“杨子南之沛”之言。顾实在《杨朱哲学》一书中推定杨朱为鲁人，依据是孔子与杨朱同为“南之沛见老聃”，则必为一国人也。此外，另有学者认为杨朱是楚国人，但论据不详。以上诸说都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杨朱盖为淮河流域或淮河以北人。中国道家学说始发于淮河农耕文明，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个体意识。从杨朱思想以个体价值为核心的角度而言，杨朱当为淮河道家哲人。

（二）杨朱的学派归属

杨朱的学统问题，学术界也存歧说。据《庄子》记载，杨朱师从老子，其学当为道家，这种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与赞同。不过，对杨朱的学派归属学界仍有不同看法。高亨、詹剑锋认为杨朱非道家，而是自成一派。高亨《杨朱学派》举出五条理由论证杨朱非道家，而詹剑锋认为杨朱之学有适欲的一面，与老庄节欲养性之说相悖。匡钊援引近人侯外庐的观点，主张杨朱与老庄相比没有本体意义或形而上学性的“道”论，故非属道家。以上学者明确认定杨朱非道家。然而，亦有部分学者对杨朱的学统持调和的态度，认为杨朱游离于名家与道家之间。蒋伯潜说：“《徐无鬼篇》亦以‘儒墨杨禀’平列，禀即公孙龙也。则杨朱又为一辩士也。”郭沫若虽然认可杨朱为老子门徒，却又说：“到了庄子后学，又把由道家出发的名辩一派如惠施、公孙龙等划为杨，所谓‘骈于辩者……而杨、墨是已’（《骈拇》）。”在郭沫若看来，杨朱是道家、名家的代名词。以杨朱为名家人物，是基于他的善辩。《孟子·尽心下》曰：“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庄子·胠箧》更是言“钳杨墨之口”。《韩非子·八说》亦云：“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杨朱与墨翟善辩，遂与名家有了联系。与郭氏类似，吴根友认为“杨朱实乃早期名家……学于老子后，接受了老子学说的部分精神。”分析以上学者的观点可知，杨朱非道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杨朱之学与老庄之学有不同的地方乃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杨朱后学在战国时期出现适欲甚至纵欲主张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以此断定杨朱非道家是不合理的。先秦文献中，杨朱有“为我”“贵己”的思想，这与传统道家理论是十分符合的。冯友兰指出“‘为我’是贯穿于各派的道家的一个重要思想……老庄都讲‘无我’。其实他们所谓‘无我’，正是‘为我’之极致。‘为我’之极，就向其对立面转化，以至于‘无我’。”杨朱“为我”与老庄“无我”都是立足于个体的全生保性，在“全生”的动机上，杨朱与老庄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如顾实所言“然杨朱之取为我，而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者，诚道家之行也。”由此，只看到杨朱与老庄思想之偏异的一面，无视两者在思想上的重大关联，并以此否定杨朱为道家的见解是不足而取的。其次，因杨朱之学无超验的“道”论证明杨朱非道家更是荒唐。杨朱本无著作遗留，《列子·杨朱》并非杨朱之作，而是魏晋伪作。先秦杨朱到底有无“道”论，我们不得而知，但以无“道”论作为杨朱非道家的论据实是没有说服力。再次，说杨朱为名家之列者，多依其善辩之故。实际上，先秦诸子善辩是一种传播自家学说、广招门徒的有效手段，并非独有名家如此。孟子就曾说：“予岂好辩在？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东周时代，善辩成为各家诸子的技能。以杨朱善辩而将其归入名家，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此外，据近代学者考证，公孙龙可能出自杨朱后学一派。即使公孙龙是杨朱后学，那么也无法推论杨朱就是名家人物。综合以上三点来看，杨朱的学派归属当为道家无疑，至于他与名家有无关联，限于史料的记载，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三）杨朱与老庄列的关系

杨朱的学统为道家，他与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人物的关系自然成为学者讨论、研究的问题。杨朱与老子存在师承关系的看法在学术界占据绝对主流，一般认为杨朱是老子的亲传弟子。据《庄子·应帝王》《寓言》等篇的记载，杨朱与老子相见并得以传授明王之学。但《庄子》多寓言，记事是否可信是个问题。为此，有学者主张杨朱即使不是老子弟子，但在思想上是继承老子学说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先驱，是早于老子的。清末学者崔述《洙泗考信录》认为《老子》一书皆杨朱的学说，但无论证。近人冯友兰也持此观点，他说：“‘逸民’‘隐者’之流，是道家的前驱……首先为他们创立一种学说、一个学派的人是杨朱。”在冯友兰看来，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与新型的地主阶级不与合作，故成为隐士。这些隐士没有了高贵的身份与享乐基础，只剩下身体和生命，所以产生了杨朱“为我”思想与老庄“寡欲”“节欲”之说。冯氏的观点较为新颖，可作一解，但影响甚微。

杨朱与庄子的关系，比之杨朱与老子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者，杨朱与庄子是否为同一人。杨朱即庄周说，在近代思想史上出现过。严复《庄子评点·在宥》说：“颇疑‘庄’与‘杨’为叠韵，‘周’与‘朱’为双声，庄周即《孟子》七篇中所谓杨朱。”严复从音韵角度认为杨朱即庄周，与日人久保天随几近，得到蔡元培的附和。蔡氏《中国伦理学史》说：“孟子之所谓杨朱，实即庄周。古音庄与杨、周与朱俱相近，如荀卿之亦作孙卿也。”此后，冯韶、冯金源先后在《学术月刊》上发表《杨朱考》《杨朱考补充论证》两文声援蔡元培的杨朱即庄周说。实际上，将杨朱与庄子视为一人，否认杨朱在历史上的独立存在，此种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多为臆想之辞，而且缺乏有力的申证，故在学术界赞同者甚少，反而引起了强有力的驳斥。针对严复、蔡元培的杨朱即庄周说，唐钺先后发表《杨朱考》《杨朱考补正》《杨朱考再补正》三篇文章，认为“古音‘庄’与‘杨’韵虽同而声纽则异，‘朱’与‘周’声纽虽同而韵则异，并且以声近证二名之属一人是极危险的事”。刘起釪亦说：“杨庄二字古音只同韵，而声纽完全不同，是不能随便通转的……因此，二字不能相通。” “庄”“杨”不能相通，则严、蔡之说的根本理由不可成立。此外，冯氏兄弟迎合蔡元培的论调，主张杨朱与庄子的思想义旨完全一致，并且坚信《列子》所述的杨朱事迹为真，以此论证杨朱即庄周。对此，孙以楷所著《庄子通论》专述《关于杨朱即庄周说》《庄子与杨朱》等篇予以辩驳，着实有力。事实上，就思想义理层面论证杨朱与庄子的异同，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陈此生《杨朱》都列有专门章节予以辨析，兹不赘述。综上所论，杨朱即庄周说实不成立，但这绝不意味着杨朱与庄子没有任何关联。杨朱与庄子的关系，多数学者主张庄子为杨朱后辈且继承了杨朱的部分思想。譬如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钱穆也说：“庄子之学，盖承杨朱而主为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更是认为先秦道家始于杨朱，老子与庄子皆为杨朱“为我”思想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从庄子重视个体价值、注重全生养性、追求独立自由的逍遥精神的思想特质看，庄子思想确实与杨朱“为我”“贵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李季林曾说：“比之其他道家人物，杨朱与庄子或《庄子》在人生哲学上，有更多的相近之处。”所谓“人生哲学的相近之处”在于庄子将杨朱的“重生”发展为养生哲学，将“为我”发展为“无己”。同时，在人物关系上，杨朱“轻物”与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也是一致的。所以庄子思想受杨朱哲学的影响应是事实。

至于杨朱与列子的关系，学术界探讨较少。学术界对于列子其人是否存在争议较大，但由于《列子·杨朱》篇贯以杨朱之名，故杨朱与列子的关系问题也有必要作一简要论述。鉴于列子的特殊性，蒋维乔说：“研究杨朱与列御寇有如何之关系，是诚有用而又困难之问题。”基于此，他在翻译、注解日人高濑武次郎的著作《杨墨哲学》时，专列一节探讨杨朱与列御寇的思想关联，认为杨朱早于列子，杨朱思想通过列子而影响了庄子。蒋氏虽以治佛学为主，但却考证了《列子》一书，并肯定了《列子》对杨朱的记载。其实，不仅仅是近代学者，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其《语录》中就说：“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杨朱与列子同为道家人物，除个别学者外，学术界基本认可，但杨朱与列子孰先孰后却存在一定的分歧。由于《庄子》并言杨朱与列子，却没有论及二人关系，后世文献也没有明确记载，仅凭伪《列子》一书实难断定二人关系。蒙文通《杨朱学派考》认为“列子先于杨朱，则杨氏之学，源于列御寇，而下开黄老。”与此说相对，蒋竹庄、黄震、孙以楷等学者则认为列子是杨朱的前辈。譬如黄震曾指出，列子与杨朱学风类似。限于目前的史料记载，杨朱与列子的具体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诚如刘佩德所说：“无论《列子》真伪如何，杨朱与列御寇之间应当存在某种联系，否则列子后学编纂《列子》一书不会无缘无故将其随便拉入其中”。所以杨朱与列子存在思想上的关联是必然的，这是由二人同属道家的基因所决定的。

二、杨朱的思想义旨与后学分化

（一）杨朱思想研究的史料文献

杨朱未有独立著作流传，历代史籍文献记载甚少。故通过他人之口和别派之书，以及靠零星记载来拼合、梳理杨朱思想，就是我们不得不采用的方法。先秦时期有无杨朱著作，而以杨朱为题名的《列子·杨朱》篇是否可以作为研究杨朱思想的史料呢？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郭沫若在《十书批判》中说：“老聃、杨朱都没有著书，春秋时本来是还没有著书的风气的，就是孔丘、墨翟又何曾有自己著的书！”所谓先秦子书并非诸子亲著，乃是门徒或后人对其言行、思想的记录，故《论语》《老子》《墨子》基本可以作为探寻孔老墨思想的史料。从这一意义上讲，先秦时期有无杨朱的专门性著作难以定论。但孟子言杨墨之学以盈天下，杨朱学说异常鼎盛，不无其有著作的可能。顾实曾说：“余观两汉魏晋人书中，每有道及杨朱事，玩其意趣，则杨朱却有遗书可征。”依顾实所言，杨朱之学在汉魏之际兴盛，杨朱著作应当流传甚广。综合先秦诸子及汉魏两晋时代的学者对杨朱学说的援引，我们大概可以推定杨朱学派是有遗作的。至于为何中断，盖与其思想观念与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相悖有着莫大的关系。

杨朱之作俱亡，而《列子》一书中存有《杨朱》篇是否可信呢？由于《列子》被学术界多数学者认定为张湛伪作，故《杨朱》一篇也相应遭受质疑。自柳宗元《辨列子》以来，《列子·杨朱》篇是否符合杨朱的原有思想一直存有争议，近代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从诸位学者的考辨结论看，大体可将其分为四种观点：其一，《列子·杨朱》篇不能作为杨朱思想研究的史料。学术界持此观点者较多，多因《列子》伪书之故。近人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张心澂《伪书通考》、杨伯峻《列子集释》罗列十余家之言辩《列子》为魏晋伪作，否定《杨朱》篇的真实性。与此相应者有顾颉刚、顾实、郭沫若、王叔岷、冯友兰、蔡元培、唐钺、蒋伯潜等人。考辨《列子·杨朱》为魏晋伪作，多从纵欲主义的思想特征与魏晋时代的现实风气相符合的一面入手。譬如郭沫若说：“晋人所伪撰的《列子》书中有《杨朱篇》，更充分把杨子涂饰为一位纵欲恣情的享乐派，真可叫做活天冤枉了。”顾实甚至说：“故伪《杨朱篇》假冒杨朱之名，活现当代之实……渴慕美厚声色，垂涎三尺。颠倒黑白，汩乱彝伦，直是贼说贼话。遂陷杨朱于真禽兽矣……故伪《杨朱篇》之悖言，在周季社会，断不能产生。惟在魏晋社会乃产生耳。”其二，《列子·杨朱》篇可以作为研究杨朱思想的文献资料。持有该观点的学者有胡适、陈此生、蒋维乔、贝琪、李学勤、陈鼓应、许抗生等。海外学者也普遍将《列子·杨朱》篇作为可用的先秦史料。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列子》的第七篇名为《杨朱》篇，所记的都是杨朱的言语行事。《列子》这部书是最不可信的。但是我看这一篇似乎还可信。”胡适从三个方面论述《杨朱》篇的真实：杨朱“为我”思想有孟子之语旁证；《杨朱》篇中的名实问题是先秦诸子的谈论议题；《列子》中只有此篇专述一人言行。与胡适一样，陈此生也认为《杨朱》篇是被后人拉入伪《列子》中的。而以陈鼓应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是以《列子》为真实典籍，故《杨朱》篇如实反映了杨朱的思想。其三，对《列子·杨朱》篇能否体现杨朱思想，采取调和折中的态度。从目前有限的史料看，《列子·杨朱》篇中的某些思想内容与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记载的杨朱思想具有一致性，故现代部分学者提出《列子·杨朱》篇可以作为研究杨朱思想的重要参考。孙以楷、李季林等人即持此说。孙以楷说：“鉴于《列子》一书的真伪尚无定论，对于《杨朱》篇，我们既不能信其全为杨朱的史料，也不可断然否定它是杨朱的史料。我们不以《杨朱》篇作为研究杨朱思想的主要依据，但在某些问题上亦可适当参考。”其四，《列子·杨朱》篇可以作为研究杨朱学派思想的史料。杨朱有无弟子，我们不得而知，其后学的思想演变相应不可细察。对此，有学者指出《列子·杨朱》篇是杨朱后学的思想观念，可以将《杨朱》篇作为研究杨朱学派思想的史料，持此说者有康有为、梁启超、吕思勉、徐复观、刘明等人。梁启超说：“犹幸伪《列子》中有《杨朱篇》，似从古书专篇采集以充帙者，因此此一派之面目，略可窥见。”徐复观认为《列子·杨朱》篇是秦汉黄老之作，反映了当时由全生养性转至纵欲享乐的思想潮流，“《杨朱》篇虽不足以代表杨朱的思想，要系由杨朱思想之堕落而来，则无可疑”。

至此，近代学者对《列子·杨朱》篇的真伪考辨已经明晰。学者们从思想倾向、史料来源、语言运用、行文用笔诸方面论证《杨朱》篇与杨朱原有思想的关系，但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观点。何爱国曾说：“《列子·杨朱篇》作为杨朱本人著作，则非；作为道家后学或杨朱后学之著作，则近似；作为杨朱学派思想之反映，则大体如是。”立足于客观史事，我们认为《列子·杨朱》篇作为研究杨朱本人思想的资料可能不甚恰当，但作为研究杨朱学派思想的史料则是可以的。因此，探讨杨朱思想所依据的文本主要还是依靠战国、秦汉时期的著作典籍。其中，明文出现杨朱其人的文献记载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提出《吕氏春秋》《墨子》中没有杨朱其名的部分篇章也可反映先秦杨朱或杨朱学派的思想宗旨。顾实说：“是以《吕览》全书十二纪之发端，春三月，有曰《本生》，曰《重己》，曰《贵生》，曰《情欲》，曰《尽数》，曰《先己》，凡六篇。所反覆申论者，悉是杨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之旨，而实《吕览》全书中枢之所在也。”顾实将《吕氏春秋》中的六篇作为体现杨朱思想的文本，甚至称其为“准杨朱书”。顾颉刚在《杨朱的后学者》中说：“所幸者，《吕氏春秋》里还把这派学说保存了许多，如《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审为》诸篇皆是。我们要明了杨朱一派的学说，尚有这一点真实的材料可得。”冯友兰也说：“在《吕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审为》这几篇中，保存有些辩论，其内容就是像这些题目所表示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辩论是杨朱一派的学说。”顾氏、冯氏的观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学者在研究杨朱学派的思想时，普遍认可《吕氏春秋》中的数篇可以体现杨朱一派的思想。另外，孙道升在《杨朱的著作及其学派考》中提出《墨子》之《大取》《小取》两篇是杨朱残卷，并且列举十条理由肯定其为研究杨朱的真实史料。孙氏之说固然影响甚微，但却新颖，值得注意。

（二）杨朱“为我”“贵己”的思想义旨

杨朱作为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继承于老子。杨朱思想的核心义旨当是“为我”。孟子评价杨朱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以“为我”概述杨朱思想可以说是抓住了其理论的本质。杨朱“为我”思想的源流是老子的“贵身”理念，具有道家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意向。注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个体人格的完整，并对独立、自由的精神生活怀着诚挚的敬意和热切的向往，一直是道家人生哲学的特征和传统。老子曾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44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13章）老子“贵身”“爱身”的本质是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因为个体的存在是精神与肉体的存在，两者之中又是以“身”即形体为前提的。老子的“贵身”思想被杨朱继承，发展成“为我”理念。有学者指出：杨朱的“为我”之“我”，不是你我他中、各种社会总和的“我”，即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的“我”，而是一个个封闭的、孤立的，因此也是抽象的个体。从个体存在价值的层面而言，杨朱“为我”的目的是“存我”即保存自我的生命。“存我”既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也是一种社会需要。杨朱之谓“我”是指“生命”之义，亦即个体的本己。在杨朱那里，“为我”也就是所谓“为己”，故《吕氏春秋·不二》曰：“阳生贵己”。“贵己”就是尊贵自己，可以解释为自尊、自贵、自重，贵重自己的本然之性，保全自己的本然之性（真）。“己”与“我”皆具有生命个体的意蕴，而生命个体不外乎由“形”与“神”构成，故杨朱异常重视形神。《淮南子·氾论训》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之“性”是指生命的本质，而“真”则是精神。杨朱之“全性保真”思想也是由老子而来。老子思想以“道”为核心，“道”有自然、无为的特性，故老子的养生之法本是带有自然主义的“守道”，后世道徒或称之为“守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老子》第10章）形而上的“道”下落至万物（人）身上是为“性”即人的自然之性。老子主张节欲少思、养性护生的目的在于形神的和谐，这一点也被杨朱继承。《荀子·王霸》记：“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淮南子·说林训》释云：“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杨朱遇到岔路而哭，又知歧路而亡羊，意在说明人生多欲而多歧路，只有像老子所谓“少私寡欲”一般才可“守道”以“全性”，“适欲”以“保真”。对此，王充《论衡·率性》注解精妙，说：“青赤一成，真色无异，是故杨子哭歧道，墨子哭练丝。盖伤离本，不可复变也。”所谓“失本”，也就是“失道”“失性”“失真”。杨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在于形神的养生，其根本方法是与“道”之自然本性相合，所以在先秦文献中杨朱决然没有纵欲享乐的思想主张。

杨朱具有“为我”“贵己”的思想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过古今学者对杨朱的“为我”观念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战国时期，孟子将杨墨之学视为“充塞仁义”的邪说，并言“距杨墨者”为“圣人之徒”。自此，杨朱被贯以“一毛不拔”的自私形象。平心而论，孟子抨击杨墨与其门户之见有着莫大的关系，他未能客观、同情的理解杨朱的“为我”思想。孟子之后，儒家学者对杨朱之学多存贬意，杨学逐渐走向沉寂，直至近代才得以复兴，得到近现代学者的重新关注与解读。近代以来，部分学者将杨朱的“为我”视为一种利己主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利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将自身利益作为一切思想、行为、道德评价的原则与标准。一般来说，利己主义并非等同于自私自利，利己主义主要分为三种：损人利己；济人利己；离人利己。显然，杨朱“为我”的利己主义倾向于“离人利己”。孟子说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列子·杨朱》续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提出“一毛不拔”“不利天下”的口号，冯友兰认为具有两种解释：一是轻物重生；二是极端利己，两者各说明杨朱思想的一个方面。据《韩非子·显学》篇云：“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不以胫一毛易天下之利”者自然是指杨朱，韩非称之为“轻物重生之士”，与杨朱“为我”“贵己”的思想本质是一致的。胡适论及杨朱时说：“杨朱的为我主义，并不是损人利己……他只要‘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这是杨朱的根本学说。” “人人不损一毫”是“利己”，“人人不利天下”是“离人”。然而，有学者认为“杨朱‘为我’的实质与目的，在客观上就是‘为人’‘为天下’。从逻辑上讲，没有一个个的‘我’，也就无所谓一个个的‘人’；我是‘人人’，‘人人’是‘我’。充实、健康的群体是以一个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为前提的。”换言之，杨朱“为我”表面上是不愿为公、自我为重，但根本上仍然是济世救人，只是采用了道家独有的方式而已。其实，此种观点早在宋代就已出现，王安石曾说：“杨子之所执者为已，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王文公将杨朱的“为我”与儒家的“为人”统一起来，认为杨朱“为我”“贵己”的最终目的在于济人利己。此外，《列子·杨朱》篇有云：“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之物者，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杨朱主张不侵物、不私物、不损人、公天下，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极端利己主义截然相对。

至此，我们发现杨朱“为我”观念的实质是通过“贵己”“存我”的方式达到“天下大治”的社会形态，这与老子的政治思想相似。朱海雷提出“（杨朱）把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具体实施于社会，以图企求实现道家的‘无为’之治，实现‘清静无为’，‘无为自治’的治国、治世的道家政治目标与政治理想。”杨朱“为我”是人生哲学，但其中却包含着道家的政治理想。从这一层面而言，杨朱“为我”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合理、伟大的利己主义，而不是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

（三）杨朱思想的流衍与后学分化

先秦杨朱的人生哲学可以归纳为“为我贵己”“轻物重生”“全性保真”“顺性自然”。《孟子·尽心下》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孟子之时，杨朱学说与儒墨两家鼎足而立。由于史料的限制，杨朱之学的流传没有明确记载。关于杨朱学说的流传与继承，部分学者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考证与分析。顾颉刚在《调和杨朱者》一文中认为杨朱与墨子的学说被子莫与宋研所继承并调和，这是基于《孟子》《荀子》的记载而得出的结论。顾氏还认为战国时期，真正宣扬杨朱思想的是“重生”者詹何与“全生”者子华子，甚至他还深信孟子的心性之学也是来源于杨朱。孙道升《杨朱的著作及其学派考》一书考证杨朱后学有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田巴、兒说、公孙龙子九人。按照他们各自的学说理论，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伦理学派与理论学派（辩者）。孙氏认为伦理学派分为自利主义者，如子华子、巫马子、戴晋人；纵欲主义者，如詹何、魏牟。理论学派即辩者有魏牟、告子、孟孙阳、公孙龙等。同时，孙道升认为杨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其思想被吸收、纳入到别派理论义理之中。他说：“孟子取杨朱的不动心，道家取杨朱的非贤，荀子取杨朱的戡天，法家取杨朱的刻薄寡恩，《吕览》取杨朱的为我贵己，《淮南子》取杨朱的全性保真。

与孙道升不同，蒙文通认为杨朱思想的传承者共有五个分支，最终形成了两大派别。在蒙文通看来，杨朱后学有“尊生”之詹何；“贵己”之子华；“全生”之它囂、魏牟；“自贵”之陈仲；“因循”之田骈、慎到。蒙氏于《杨朱学派考》一文中又说：“是杨朱一家显有‘纵情性’‘忍情性’之二派，犹之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杨与儒、墨相攻，墨、杨末流分派亦自相攻。”蒙文通认为杨朱后学在战国时期形成了“纵情性”与“忍情性”两个派系。据《荀子·非十二子》云：“纵情性，安恣孳，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是陈仲、史 也。”蒙文通专列“纵情性”“忍情性”两派，盖因其在战国一代流传较为广泛。此外，蒙氏还提出先秦儒、墨与杨朱之学皆本于“仁义”而其“义”不同，孟子辟杨墨在于两家“义”“利”的混同。他说：“苟以仁义之说衡之，北方之道家，杨朱之徒，不废仁义，斯为正宗，而庄周南方之学，翻为支派也。”孟子谓杨墨之学“充塞仁义”，盖有所指，以应蒙氏之言。蒙氏虽然认为庄子是杨朱之别派，却在《周秦学术流派试探》中说：“《庄子·盗跖》一篇大都是纵情性之说，《让王》一篇大都是忍情性之说，可能是杨朱学派中两枝不同的学说，而后世把它一并收入《庄子》书中了。”以《庄子》中的两篇作为杨朱后学的遗作是蒙文通的一己之见，但却为他的杨朱后学二派说提供了一定的论据。与蒙氏有类似观点的是冯友兰，他在论述杨朱思想时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样一种纵欲主义的思想。《列子·杨朱》篇所讲的杨朱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冯友兰认为此种“纵欲”者的代表为魏牟，也就是《吕氏春秋》和《庄子·让王》篇所记载的中山公子牟。根据以上三位学者的推论，联系《荀子·非十二子》中关于“忍情性”“纵情性”的叙述，我们基本可以推断杨朱后学中的魏牟应是具有纵欲主义思想的。有的学者甚至指出“魏牟是使得杨朱思想从‘贵己重生’向‘纵欲为我’演变、异化的关键人物。”至于杨朱本人有无纵欲思想，孙道升认为詹何、魏牟有纵欲主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源头可能来自杨朱，所以杨朱大概亦应有《列子·杨朱篇》所述的纵欲思想。因为杨朱之作没有流传，他有无纵欲观念已不可考，但其后学具有纵欲思想则应当不差。

前文已言，对于杨朱学派的思想研究，多数学者认定《吕氏春秋》中的部分篇章可以作为重要史料。如依蒙文通所言，杨朱学派具有“忍情性”与“纵情性”的分化，则纵欲与节欲俱是杨朱后学的理论观点。事实上，适欲主义（满足欲求与节制欲望的统一）在《吕氏春秋》某些篇章与《列子·杨朱》篇中都是存在的。基于此，我们可知对于杨朱学派的思想研究，《列子》《吕氏春秋》与其他有关杨朱思想的历史典籍一样，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本资料。

三、结 语

杨朱“为我贵己”“轻物重生”的思想体现了人性意识的觉醒，其高度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难能可贵的。杨朱后学的“忍情性”一派主张节欲养生，“纵情性”一派主张纵欲享乐，两者虽然同出于杨朱“为我”之论，却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对的人生哲学。此种有趣的思想分化源于道家学者对“自然”理念的不同认知：从“道”之自然的超验层面看，人生应当尊道贵德，适欲节性；从“人”之自然的经验层面而言，人生当以满足欲念，纵情声色。秦汉之后，杨朱学说逐渐走向衰落，甚至与墨学一样“中绝”。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杨朱思想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说明它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性与社会适应性。杨朱之学重视个体生命的意义，致力于存在主体的身心安顿，迎合了当下社会广大人群的心灵诉求。所以尽管杨朱及其后学的思想观点受到诸多的质疑与批评，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值得品鉴的一颗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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