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黄埔第一期，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时期险遭傅秋涛误杀，后来官至第三野战军参谋长。那么，他为何没有被授军衔呢？
他就是袁仲贤，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
袁仲贤是长沙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手工业家庭，他有四兄妹，都先后投身了革命。袁仲贤加入共青团还是主席和他战友、湖南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郭亮介绍的。
那时是1922年，袁仲贤在湖南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郭亮。他就是在郭亮这里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后来又在郭亮的介绍下，认识了主席，并在他们的介绍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毕业后的袁仲贤因一直找不到工作。但他却看到了一则“中央大本营讲武堂”的招生启事，便报名参考，结果考上了讲武堂，于是他便与左权、陈赓、李默庵、宋希濂等一起来到广州的讲武堂。1924年，国共合作创建了黄埔军校，讲武堂被并入黄埔军校，袁仲贤便成了黄埔1期学生。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前，袁仲贤在贺老总的20军6团任参谋长，起义后出任新编第3师参谋处长。在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州的战斗中，他的左腿骨被打断，不得不住进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治疗。
1929年，袁仲贤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一年，回国后派往在香港的南方局，后来因南方局遭特务破坏，调任广东东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东江独立师师长。直到1934年后，才调回湖南任湖滨工委书记。
那么，袁仲贤为何会险遭傅秋涛误杀呢？
大家都知道，1934年，随着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北上长征。此时，革命形势处于低谷，地方各级党组织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留守在南方的红军部队也不得不上山打游击，于是回到湖南的袁仲贤便找不到当地的党组织了。
1935年的一天，袁仲贤在报纸上看到属湘鄂赣苏区的一部分红军在湖南黄金洞一带打游击。于是，他便决定冒险前往联系。
1936年2月，袁仲贤按照特委的决定，化名周仁并以铜官窑厂推销窑货商的名义，由国军驻岳州第4师特务司务长（地下党员）搞来两张空白通行证，前往湘鄂赣苏区。一路上，他们穿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关卡，终于进入了苏区。但他们的打扮却引起苏区红军游击队战士的警觉，接着就把他们当成奸细押到了省委驻地黄金洞，对袁仲贤进行审问。
参加审问的有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省委书记涂正坤以及苏区主席等人，当问及1932年来中央有什么重要决议以及中央苏区三、四、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时，袁仲贤是一问三不知。袁仲贤是自然不知道了，那段时间袁仲贤在广东的东江工作。于是，傅秋涛更加认定他肯定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建议把他扣起来，并交保卫局杀掉。
幸亏当时参加审讯的还有苏区副主席曾国旗和省委白区工作部长邓洪，他们认为当时留在苏区的省委和红军大都与中央失去联系，加上敌人的封锁严密，对苏区以外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能贸贸然把穿过敌人层层封锁、千辛万苦前来寻找组织的同志定为奸细，轻易给杀掉。
就这样通过对袁仲贤一番考察和调查后，他终于没有被傅秋涛误杀，并成为湘江特委书记。
抗战全面爆发后，袁仲贤先是调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从事对黄埔同学的统战工作，后又调往山东从事对范筑先部的统战工作，129师筑先抗日游击纵队政委，115师司令部教育科科长，山东军区教导团团长，胶东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政委兼镇江前线司令员，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和南京警备区司令员等职。
那么，袁仲贤在1955年为何授军衔呢？
原来，在袁仲贤在任第8兵团政委兼镇江前线司令员时，发生了一段我军炮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事件，在处理这件外交事件中，袁仲贤表现出他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外交家风范。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被主席和恩来同志点名调到外交部并被派往印度担任首任驻印大使，因此也就错失了授衔的机会。虽然有遗憾，但他在外交战线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他的任期促成了尼赫鲁的成功访华。
可是，令人痛惜的是，袁仲贤于1957年因肺癌医治无效而去世，年仅53岁，时任外交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