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黃埔第一期，曾參加過南昌起義，土地革命時期險遭傅秋濤誤殺，後來官至第三野戰軍參謀長。那麼，他為何沒有被授軍銜呢？
他就是袁仲賢，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
袁仲賢是長沙人，1904年出生于一個手工業家庭，他有四兄妹，都先後投身了革命。袁仲賢加入共青團還是主席和他戰友、湖南著名勞工運動領袖郭亮介紹的。
那時是1922年，袁仲賢在湖南第一甲種工業學校學習，期間他結識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郭亮。他就是在郭亮這裡開始接觸到共産主義思想的，後來又在郭亮的介紹下，認識了主席，并在他們的介紹下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畢業後的袁仲賢因一直找不到工作。但他卻看到了一則“中央大學營講武堂”的招生啟事，便報名參考，結果考上了講武堂，于是他便與左權、陳赓、李默庵、宋希濂等一起來到廣州的講武堂。1924年，國共合作建立了黃埔軍校，講武堂被并入黃埔軍校，袁仲賢便成了黃埔1期學生。
1927年南昌起義爆發前，袁仲賢在賀老總的20軍6團任參謀長，起義後出任新編第3師參謀處長。在起義軍撤離南昌、南下廣州的戰鬥中，他的左腿骨被打斷，不得不住進日本人開的博愛醫院治療。
1929年，袁仲賢被組織選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了一年，回國後派往在香港的南方局，後來因南方局遭特務破壞，調任廣東東江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東江獨立師師長。直到1934年後，才調回湖南任湖濱工委書記。
那麼，袁仲賢為何會險遭傅秋濤誤殺呢？
大家都知道，1934年，随着中央蘇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失敗，紅軍不得不北上長征。此時，革命形勢處于低谷，地方各級黨組織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破壞，留守在南方的紅軍部隊也不得不上山打遊擊，于是回到湖南的袁仲賢便找不到當地的黨組織了。
1935年的一天，袁仲賢在報紙上看到屬湘鄂贛蘇區的一部分紅軍在湖南黃金洞一帶打遊擊。于是，他便決定冒險前往聯系。
1936年2月，袁仲賢按照特委的決定，化名周仁并以銅官窯廠推銷窯貨商的名義，由國軍駐嶽州第4師特務司務長（地下黨員）搞來兩張空白通行證，前往湘鄂贛蘇區。一路上，他們穿過了國民黨的重重關卡，終于進入了蘇區。但他們的打扮卻引起蘇區紅軍遊擊隊戰士的警覺，接着就把他們當成奸細押到了省委駐地黃金洞，對袁仲賢進行審問。
參加審問的有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傅秋濤，省委書記塗正坤以及蘇區主席等人，當問及1932年來中央有什麼重要決議以及中央蘇區三、四、五次反“圍剿”的情況時，袁仲賢是一問三不知。袁仲賢是自然不知道了，那段時間袁仲賢在廣東的東江工作。于是，傅秋濤更加認定他肯定是敵人派來的奸細，建議把他扣起來，并交保衛局殺掉。
幸虧當時參加審訊的還有蘇區副主席曾國旗和省委白區工作部長鄧洪，他們認為當時留在蘇區的省委和紅軍大都與中央失去聯系，加上敵人的封鎖嚴密，對蘇區以外的情況也不了解，是以我們不能貿貿然把穿過敵人層層封鎖、千辛萬苦前來尋找組織的同志定為奸細，輕易給殺掉。
就這樣通過對袁仲賢一番考察和調查後，他終于沒有被傅秋濤誤殺，并成為湘江特委書記。
抗戰全面爆發後，袁仲賢先是調任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從事對黃埔同學的統戰工作，後又調往山東從事對範築先部的統戰工作，129師築先抗日遊擊縱隊政委，115師司令部教育科科長，山東軍區教導團團長，膠東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解放戰争時期先後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副參謀長，華東軍區副參謀長，第三野戰軍第8兵團政委兼鎮江前線司令員，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參謀長和南京警備區司令員等職。
那麼，袁仲賢在1955年為何授軍銜呢？
原來，在袁仲賢在任第8兵團政委兼鎮江前線司令員時，發生了一段我軍炮擊英國軍艦“紫石英”号的事件，在處理這件外交事件中，袁仲賢表現出他不卑不亢、有禮有節的外交家風範。是以，在新中國成立不久，他就被主席和恩來同志點名調到外交部并被派往印度擔任首任駐印大使，是以也就錯失了授銜的機會。雖然有遺憾，但他在外交戰線卻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在他的任期促成了尼赫魯的成功訪華。
可是，令人痛惜的是，袁仲賢于1957年因肺癌醫治無效而去世，年僅53歲，時任外交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