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侵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日本军队立即陷入混乱之中。大部分日军在等待上级的指令，也有部分日军对日本投降的消息将信将疑，甚至坚决不相信，于是，“天皇的诏书不能不奉”者有之，“进入山区战至最后一兵”者有之。
小野田宽郎就是二战中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鬼子。他躲进丛林30年，直到战争结束29年后，他当年的上司谷口义美向他下达了“任务解除”的命令后，小野田宽郎才从丛林中走了出来，放下了武器。
有这么一支日军部队，他们与其他“一根筋”的日军部队大不相同，他们愉快地接受了投降的命令，迫不及待的从泰国回到日本。
当这支部队的官兵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甚至还带着点得意和兴奋的模样出现在日本港口时，码头上所有人都看呆了，与近期回国的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兵相比，这支部队的官兵不像是被美国大兵押解回国，倒像是从泰国“度假”归来。
他们是大阪第四师团的兵，这个师团是南方军部队中战死最少、装备资财保留最完整的部队。
按理说，他们在战争后期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可为什么能是那样“得意”的状态呢。有这么个传闻，在遣送回日本前，第四师团有几个军官做了笔生意，他们贿赂美军，用军舰贩卖了大量泰国大米到日本，狠狠的挣了笔钱。就连被押解遣返，也不耽搁做生意，你说第四师团的军官们能不“欢乐开怀”吗？
当官的如此，当兵的也不差到哪儿去。这批日本军人回国后的第二天，美军兵营前就整整齐齐的摆满了售货摊位，兜售的商品有战争纪念品，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商品，这些摆摊的人是谁？他们就是上一天刚从泰国“度假”回来的第四师团的兵。
负责押解的美军评价他们：“为人认真，爱好和平”。
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日军中有一支部队却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它就是大阪第四师团。
大阪第四师团，代号“淀”。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与其他日本陆军师团含有尚武精神的代号大不相同，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只有这个第四师团这个“淀”字，它的来源取自于一条河流的名字：淀川河，这条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因此这个“淀”字可能带有财气，取招财进宝的吉利吧。说到底，这个代号更适合用在商铺。
1888年，大阪第四师团成立，它的士兵大多数是大阪的菜贩走商，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有一个绰号叫“败不怕的八联队”，八联队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因而获此“殊荣”。此后，直到侵华战争爆发，第四师团一直没再上过前线。
不过，这并不影响它展现“精锐”实力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有一个二等兵惹了个事，他在大阪市中心闯了红灯，不服从警察处理，还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最后事情闹大了，师团长寺内寿一果断出手干预，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领兵砸了那个警察所，这就是史称的“大阪Go-Stop事件”。
1937年，第四师团调入关东军序列。大本营知道第四师团的底细，在怎样使用这支部队的问题上大本营也颇费了点心思。他们把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调到第四师团任师团长，并由此开始精心训练了两年。可两年后在东北重大战事–苏日诺门坎之战中还是出足了洋相。
当时，关东军和苏蒙联军交战，战况不利，军部命令大阪、仙台两个师团紧急增援。仙台师团（代号“勇”）确实够“勇”，它的先遣队从海拉尔出发，徒步急行军四天赶到了诺门坎，马上就投入了战斗。不过结果不理想，他们被苏军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数。
同时接到命令的第四师团却发不出兵来，原因是整个师团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病号，士兵们所陈述的病状也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好在联队长加入军队前是医生，愤怒之下，他亲自坐镇医务室，这才把没病装病的、小病充大病的士兵给收拾了一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诺门坎开拔。
第四师团拖拖拉拉走了八天才从海拉尔到达诺门坎，沿途还遗留下大量掉队人员。而同样距离的路，第二师团才走了四天。
也许是老天偏爱第四师团，他们刚到前线，苏日就宣布停战了......一听到停战的消息，第四师团掉队的大批人马一改之前的“熊样”，迅速跟了上来，就连留守在营地的一些官兵也“带病”、“带伤”赶赴前线。
第四师团一枪未放就“凯旋”而归，他们齐装满员、精神饱满，军威严整，有记者采访他们，军官们得了便宜还卖乖，冲着记者一个劲儿的抱怨：我们这样的精锐部队居然没机会打上一仗。相比之下，“勇”字号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军容、军威跟人家第四师团没法比。
当报社向关东军军部呈上《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的新闻稿样时，军部高层实在看不下去了，把标题中的“无敌”改成“无伤”，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也算是替第二师团出了口恶气。
因为趟了第四师团这个“混水”，倒霉的山下奉文在日军中成了“将熊熊一窝”的典范，“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了许久。而第四师团运气仍然非常好，因为侵华战事吃紧，军部被迫放弃追究第四师团的责任，紧急命令其南下增援，由此，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第四师团在日本的名气不小，在中国军队中也“如雷贯耳”，而且颇得国军“偏爱”。
徐州会战期间，李宗仁四十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日军包围圈，突围获得成功，可是在经过苏鲁皖交界处的一条公路时，忽然在一条马路上与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相遇，这拨日军最少有一个大队的兵力。
国军部队刚从战场突围出来，重装备丢失了很多，人困马乏，战斗力锐减，突然遇到强敌，形势十分危险，国军指挥官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带部队横穿公路快速离开。
按照日军作战习惯，他们肯定会死追猛打，如果是那样，那么这支疲惫不堪的国军部队可就惨了。可奇怪的是，国军跑了许久也没有见到有日军追兵。
国军指挥官担心日军搞什么鬼名堂，打发人去打探消息，才知道那支日军部队已经在两军相遇的地段扎了营，一群士兵在公路两侧热火朝天的生火做饭。再看四周，日军在营地周边布置了多个警戒哨，还在临时阵地架上了机枪，如临大敌地监视着可能遭受攻击的方向，却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
这支日军正是第四师团下属的南进支队。事后有人要追究南进支队的责任，该部队的部队长振振有词：我们没有得到对中国军大部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第四师团的故事很快广为人知，中国军队许多人都知道了“日本大阪兵不会打仗”，每次与日军对决，如果知道对阵的日本军队是著名的“大阪师团”，大家都会抢着上阵捏这个“软柿子”，就这样，第四师团接连打了好几个窝囊仗，自己兵败且不说，甚至牵连了其他友邻日军部队，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别让第四师团参战了，他们一来，本来能够打赢的仗都能打输……
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是个“一根筋”，他偏偏不信这个邪，在长沙会战时，他派第四师团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还真是不争气，前脚刚进长沙城，就被薛岳的兵撵了出来，全线溃败。官阿南惟几明知守长沙的是“老虎仔”薛岳所部精锐，他要么是轻敌了，要么就是榆木脑袋，否则怎么会让第四师团当主攻。
长沙会战后，第四师团成了谁都不敢要的“丧门星”，却没想到第四师团的好运从此开始了，他们被调到了上海，成了直属部队。这下，特招国军“喜欢”的第四师团躲到后方去了，想打它都够不着了。
第四师团到了上海，可还是没让大本营省心。部队驻扎到上海不久，就发生了好几起“重大事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第四师团那些血液里流淌着商贩基因的大阪军官和士兵一到上海，就如同“蛟龙入海”，不少人重操旧业做起了生意，他们有什么就卖什么，也不管买主是谁，结果，有几个军官甚至向新四军倒卖药品。
这件事让大本营十分懊恼，第四师团虽然窝囊又不省心，可人家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有经验的下级军官多。既然第四师团作为整体作战不力，大本营就开始不时的把人往其他师团调，至于这些人员到了新的师团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大家知道“万家岭战役”吧，薛岳把106师团狠狠揍了一顿，这个106师团的大本营也在大阪，它的官兵中就有大量从第四师团补充来的官兵。
106师团的老兵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这一群从第四师团调来的官兵有点特别，他们之间的告别致词也与众不同。
比如说吧，第二师团的官兵互相告别时，如果当时战况较好，就会说“武运长久”，如果情况不妙，就会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而第四师团的官兵不管什么战况，告别致词始终都一样：保重贵体（日文叫“御身大切”，也可以译作“身体第一”，就是“保命最重要”的意思），让106师团的军官们啼笑皆非。
虽然陆续有官兵从第四师团被抽调走，但第四师团形散而“神”不散。第四师团有一部分兵员转到了第68师团和第34师团。这两个师团的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们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到士官纷纷生病、住院。当伤兵被送到医院来时，住院“治病”的第四师团老兵们还要开导他们：为什么这样玩命啊？
由于第四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后方各地不断调转、休整，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就正在泰国休整。
第四师团这支大阪部队为什么这样另类呢？其中原因跟大阪的历史与特别浓厚的商业氛围有关系。大阪的居民多与商业有关，从古代开始，对诸侯的尊重就十分有限。
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的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更谈不上什么忠诚了。天皇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他们虽然毫不否认自己会为“大日本帝国”、为天皇而死，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于“找死”，所以......
在对待上级命令的态度上，大阪人与其他地方人也不一样，他们不会唯命是从、不管死活的执行到底，他们像做生意一样对待命令，习惯性的要跟交易对方“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讲究双赢，让交易双方都得利。
他们还把这些习惯应用到了军队，这就是第四师团的“三不要原则”，即：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
或许这就是大阪人的“营商之道”吧，可是由此演变成了“从军之道”，总有点怪怪的感觉。不过，他们确实做到了打仗做生意两不耽搁。
再脑洞大开一下，如果日本军队都遵循第四师团这样的“从军之道”，大概就不会发生那场中日双方都不得利的侵华战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