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普
当瑞典学院宣布将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之后，与以往诺奖得主受到的赞誉或争议不同，这位新晋得奖者带给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既简单又粗暴——古尔纳是谁？
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说明我们的视线长久以来太过集中在世界文学的中心，才会对古尔纳这类作家的出现感到诧异。在诺贝尔奖官方发起的投票里，来自世界各地共高达九成的读者表示从未读过古尔纳的作品。在国内，对古尔纳的译介除了零散的短篇小说，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译作。甚至在诺奖消息发布当晚，就连作家本人的名字都没有一个通用的中译名。
随着古尔纳的一些基本信息被陆续知道，“古尔纳是谁”这个问题很快引申出更多问题。古尔纳到底是哪里人？他的创作经历是怎样的？他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在哪里？这些问题正在慢慢被回答。
从殖民地儿童到流离失所的难民
1948年，古尔纳出生于桑给巴尔——一个历史上曾被葡萄牙占领，19世纪末又被英国统治的殖民国。1963年，桑给巴尔从殖民统治下和平解放，随后发生的一场针对少数裔公民的屠杀，使得作为受害者的古尔纳被迫逃往英国。也就在这一年，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共和国。
严格来说，古尔纳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坦桑尼亚人，他缺席了这个国家刚开始成长的那段时期。1976年，古尔纳从伦敦大学毕业，在一所中学任教。1980年，他回到非洲，执教于尼日利亚一所大学，同时攻读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
1985年，他进入肯特大学执教，教授的是英语和后殖民文学，研究沃莱·索因卡、萨尔曼·拉什迪等跟自己有类似经历的移民作家。在他身上，殖民的历史记忆与流离失所的难民身份混合在一起，这种含混的身份促成了他学术研究和小说写作的主体。
古尔纳的写作生涯始于1987年，处女作《离别的记忆》以一场发生在非洲大陆的起义为背景，讲述年轻的主人公试图逃离故乡，最终被迫回到破碎的家庭。第二部小说《朝圣者之路》讲述一位生活在英国的非洲移民如何与自己悲惨的成长经历、动荡的政治记忆共存。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古尔纳的创作逐渐步入稳定，十年里他先后出版了三部长篇。1990年的《多蒂》通过一个成长于1950年代、具有移民背景的英国黑人女性，探讨了个体如何在阅读中重构新的自我。1994年的《天堂》取材自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讲述一名少年被家人出卖后曲折的成长经历。1996年的《绝妙的沉默》似乎融合了古尔纳本人的经历，一个离开桑给巴尔的男人前往英格兰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教职，他爱上一个英国女人，在长达二十年的家庭生活中以“沉默”向妻子掩盖自己的过去，最终造成家庭分离。
2000年之后，古尔纳先后出版了《海边》（2001）、《沙漠》（2005）、《遗弃》（2005）、《最后的礼物》（2011）等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发生在欧陆与非洲，持续传递古尔纳对殖民记忆、难民身份等主题的思索。在2020年最新出版的作品《死后》里，古尔纳带领读者重回20世纪初殖民统治下的东非，历史风向下的人物命运上升为一种悲观的论调：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面前，个人别无选择。这似乎也是对古尔纳过往作品一次形而上学式的总结。
三十多年的创作履历，数十部作品加持，从这点来说，古尔纳的诺贝尔文学奖拿得合乎情理。走马观花似的梳理一遍他的作品，自然缺失了文学极为重要的肌理。对中文读者来说，要弥补这部分的遗憾，不妨先翻翻那本《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里面收录的两篇古尔纳的短篇《博西》和《囚笼》也许可以提供一些零散的答案。
非洲文学：古老却时常被忽视的土地
古尔纳并不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但他的获奖重新将大众的视线从世界文学的中心带到这片古老却时常被忽视的土地。正如1986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来自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面对采访时所说：“这（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对我个人的奖赏，而是对非洲大陆集体的嘉奖，是对非洲文化和传统的承认。”
沃莱·索因卡之后，1988年，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来自南非的作家纳丁·戈迪默和约翰·库切先后在1991年和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荣誉或许都可以归功于非洲大陆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书面文学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为饱受殖民统治和奴隶交易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摆脱殖民者的统治，政治上的解放随后也带来民族文化的复兴，文学创作才逐渐兴起，创作的方向也因此产生了变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非洲作家的创作主要描述非洲的风土人情，或者讲述殖民统治下的境遇。例如沃莱·索因卡创作于1959年的作品《狮子和宝石》，通过一位非洲姑娘的婚嫁经历影射了当时非洲农村的矛盾冲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告别殖民的非洲国家进入后殖民时代，过往的遭遇逐渐暴露出新的社会问题，身份割裂、种族争端、现代观念与传统道德伦理的冲突等等。这些问题都成为非洲作家新的书写重点。
纳丁·戈迪默在1966年出版的作品《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里讨论了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伤害，对种族隔离的探讨也是约翰·库切的作品主题之一。更不用说今天的主角古尔纳早已将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后遗症当作学术与写作生涯中近乎唯一的材料。
丰厚的文学遗产自然滋养出当代非洲文学崭新又独特的面貌。除了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古尔纳，同样来自非洲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提哥安和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多年来的常客。前者是用本土语言写作的国宝级作家；后者在葡萄牙语文学界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其第一部作品《梦游之地》就拿到葡萄牙语文坛的最高荣誉卡蒙斯文学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非洲文学作品之一。
更年轻的一代非洲作家里，出生于1977年的作家奇玛曼达 恩戈兹 阿迪契被誉为“尼日利亚的托尔斯泰”，她讲述尼日利亚内战的作品《半轮黄日》获得2007年橘子小说奖，被“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称赞。来自安哥拉的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是安哥拉文学的代表人物、葡语文学的新贵，他的作品《遗忘通论》曾入围2016年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并获得2017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
至于拿到今年布克奖的，是出生在法国的塞内加尔裔作家达维德·迪奥普，他的作品《灵魂兄弟》取材一战，讲述两名来自塞内加尔的男孩以土著兵的身份为法国而战，在审视战争带来的暴力和恐惧的同时回望逝去的非洲岁月。这或许说明新一代的非洲作家正在寻找更多样的写作路径，在历史深处挖掘过往与当下的关联。
当移民写作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
瑞典学院写给古尔纳的颁奖词是这样的：“因为他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不妨回顾一下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他第一部作品的主角是一名生活在英格兰的日本寡妇。2020年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他与他笔下的角色都有过四处游荡却迟迟找不到精神归宿的经历。或主动或被动，或真实或虚构的迁徙，这样的移民或者难民写作似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学的主流。
自然，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历史存在紧密的关系。从十六世纪初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近代殖民主义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和现代局部战乱带来的难民迁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热潮，地理与文化的壁垒持续瓦解，一个人讲述多种语言、拥有多种身份和地域经验不再罕见。
相应的，包括语言、身份和地域在内的一种“异域写作”越来越普遍，拥有这种经验的作家也越来越多，比如包括石黑一雄在内的“英译三杰”，其中另外两位是均出生在印度的维·苏·奈保尔和萨尔曼·鲁西迪，两人的作品对世界文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奈保尔还曾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欧陆之外，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加入到这类写作中。1967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印度移民家庭，后随父母迁居美国的作家裘帕·拉希莉或许可以当作移民写作的典范。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讲述难民和两代移民的生活境况，凭借这部短篇集她成为普利策文学奖迄今最年轻的得主。
她之后的作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第二代移民身上，他们生长在异国，比起父辈，故土在记忆里只是家庭生活中残留的旧习和远渡重洋的一次次探访，他们需要处理的，是内心不够坚实的故土情结以及和一个与之全然不同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与裘帕·拉希莉类似，1974年出生在温哥华，父母七十年代移民加拿大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邓敏灵在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简单的菜谱》里也将目光对准移民家庭，讲述移民所面对的各种适应问题，以及两代人的冲突和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这部小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赞誉。
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在近年的关注度也颇高，他1971年出生于越南，四岁随父母逃难至美国，在难民营度过了一段时期。他的第一部作品《同情者》借一位潜伏在南越的北越间谍的视角，对越南的同胞、北越的同志、南越的士兵、美国白人社会中弱势的越南难民和其他少数族群进行了观察，所谓“同情者”正是小说主角在观察过程中流露出的同情，借他者的身份和眼光完成对自我作为难民、异类、外来者的剖析。凭借这部作品，阮清越拿到2016年普利策文学奖，被公认为未来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
归根结底，关于殖民、移民与难民的异域写作，是作家出于自我认知的需要，尝试理清一个人、一块土地在历史当中如何被改变、被遗忘，又通过怎样的方式被记起和谈论。它之所以成为或正在成为文学写作的主流，可以当作对某种时代潮流的顺从，也可以视为带有反抗性质的回应——借写作夺回更复杂却更真实的一个自我、一个空间。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像古尔纳、达维德·迪奥普、阮清越这样的作家出现。也许，就在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