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在松嫩平原上的东北抗联第3路军第9支队，攻打讷河、克山县城，占领了伪县公署、警察局，并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和受害群众，在活动区域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
为了剿灭这支抗日武装,日伪军四处搜索，进行围剿，1941年9月20日，第九支队参谋长郭铁坚率领的一支30多人的队伍，行进在嫩江与讷河交界的郭泥屯时，与日军驻扎在昂昂溪田中部队下属的白丸讨伐队遭遇。随后双方爆发激战，在战斗中，郭志坚所率部队除三人被俘外，其余均壮烈牺牲。郭志坚牺牲时，年仅30岁。
战斗结束以后，日军从郭志坚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搜出了用注音符号拼写的北满省委第一执委部人员名单，并从日记中发现了执委部执委史履升、巡视员聂鸿图的居住地址。
1941年7月25日，成立于齐齐哈尔市的北满省委第一指挥部是党领导下的地下抗日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联络可靠关系扩大抗日组织，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扩大抗联的政治影响，对日军设施、财产、日伪军动态进行调查，为抗联提供军事情报，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援。
这份名单及住址落入白丸讨伐队后，很快被送到了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手里。这对于一心想要铲除抗日地下组织的日本宪兵队来说如获至宝。他们很快在田中部队和白丸讨伐队中各取一个字，将破坏地下党组织的这一事件称为“田白事件”。
日军根据名单从各地警察局及宪兵队抽派人手成立了特别搜查班，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侦破。很快确定名单中的人大部分为齐铁列车段的员工。日军最初的调查重点，放在了史履升身上，随后陆续通过化装侦查，秘密尾随等方式，陆续发现了阎瑞林、佟允文、王耀钧、周善恩、聂洪图、赵恕、王洪图等人。
1941年10月，执委部成员夏惠民在亲戚家做客的时候，碰巧遇到正在日本宪兵队当差的人向他询问，是否听说过史履升这人。夏惠民立刻感觉到可能有问题，随即将这一情报向史履升汇报。史履升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人盯梢。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地下组织决定与阎瑞林一起，前往关内暂时躲避。
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也觉察到自己的盯梢行动可能被发现，地下抗日分子可能外逃。于是在1941年10月8日，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发去电报，称“田白行动”已经暴露，部分被侦察者准备外逃，因此准备提前在11月9日凌晨4时统一收网。
在得到允许提前行动的指令后，11月9日同一时间，特别搜查班按照齐齐哈尔警务统治委员会的命令，在各处展开统一逮捕行动。执委部成员王耀钧、周善恩、聂洪图、赵恕等人均被逮捕，至11月15日，日军共逮捕110多人。已经转入关内，躲避在济南的史履升、阎瑞林二人，在写信到哈尔滨询问执委部情况时，被日伪宪兵从邮件中发现线索。12月12日，两人也在济南被捕，随后被日本宪兵押解回齐齐哈尔。
在监狱中，日军用尽各种酷刑，对这些地下党同志，进行刑讯逼供。据崔惠民的回忆，每次一进审讯室，日本宪兵和汉奸便围上来，对他先是一顿拳打脚踢，然后将他推进自来水室，先剥去衣服后双手反铐，仰面朝天的躺在凳子上灌水。刚灌得肚子鼓起来以后，日本人便猛的朝着肚子踩下去，水便从口鼻和下身喷了出来。有时还会用毛巾将口鼻蒙上，往毛巾上浇水，受害者一喘气，便会将水抽进肺腑之中，当即便昏厥过去。
除了以上这些酷刑之外，还有过电门、削肋骨、刺指甲、跪砖头、冬天蹲水缸、泼凉水。日伪特务，希望通过这些酷刑来撬开地下党同志的口，获得他们需要的情报。但这些被捕的地下党同志和爱国志士，面对酷刑坚定信念，毫不动摇，一直坚持斗争到了最后一刻。
周善恩在狱中表示：“我今天死去是为中国，无任何可留恋，可惜的。”他还在狱中给自己两个尚未长大的儿子起了寓意深刻的名字“烈光”和“延光”，就是要告诉自己的妻儿，自己卫国夫人虽死犹荣，希望妻子能够教育好孩子，继承父业，坚持的彼岸就是光明。
1942年12月29日，伪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厅，对“田白事件”被捕的30多人，进行了宣判。王耀钧、史履升、周善恩被判处死刑，其余人员都被判处10~20年不等的徒刑。
1943年3月3日，王耀钧、史履升、周善恩等三人被日伪特务绞杀于齐齐哈尔监狱。牺牲时王耀钧34岁，史履升34岁，周善恩25岁。